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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狂潮在汾西

－－作者：刘砚田
 
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是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篇章。在山西省汾西县这块人口和面积均为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上，大跃进的狂潮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农业大跃进在汾西演义的神话

大跃进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在1958年1月28日—2月3日汾西县召开了生产、除四害讲卫生、扫盲跃进大会，制定了1958年全县生产、除四害讲卫生、扫盲等工作的跃进规划。

会后，尽管已经寒冬腊月，临近年关，但在“旱井村村打、高原水利化，为了多打粮，誓与老天战”、“地冻三尺不停工，雪下五尺不收兵，水渠旱井不成功，过年新裤不上身！“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等豪言壮语的鼓励下，全县还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重点是打旱井、修水库、打坝造地。

春节过后，为进一步推动大跃进，县委又于3月6日至15日召开了县乡社队四级干部1264人参加的跃进动员大会。

会议确定了1958年全面跃进的十大任务，主要包括：粮食产量翻一翻，总产达到6505万斤，亩产2058斤；棉花产量324000斤，亩产45斤；油料总产645000斤，亩产48斤；发展水浇地20198亩，打旱井5000眼，突击一年基本实现四无县(即无麻雀、无苍蝇、无老鼠、无蚊子)、基本扫除文盲、基本实现无盲县，全县新建厂矿51个。

为落实跃进指标，各乡、社均提出了措施和指标。出现了粮食亩产达4000斤的乡2个，社3个，生产队11个；玉米亩产达千斤的社一个，队20个；年内实现四无的乡4个，社14个，村21个；年内扫清文盲的乡镇5个，社10个，村16个，社队的指标都超过了县上的计划。

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投入的劳力逐日上升，所有青壮年劳力全部参战，打坝造地、水库和旱井工程遍及全县各村。

以老弱残疾、中小学生为主的除四害大军，开展了对“四害”的围剿战，人人都分配有打麻雀、灭老鼠、挖茅蛹的任务，麻雀交腿、老鼠交尾巴，茅蛹过秤。

县上给各村派了扫盲教师，村村都建立了民校，不识字的青壮年晚上到民校上课。

随着全国大跃进形势的发展，这年5月，县委认为原定的跃进规划已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的需要，将农业生产、农田建设、工具改革等指标进行了修定，进一步提高了各项指标。5月11日，县委发出了《关于动员全县人民苦战半个月，提前实现四无县的紧急指示》，决定5月15日至31日，苦战半个月，彻底地、干净地全歼四害，保证在“六一”实现四无县，让四害在全县绝种除根。

6月初，山西省在全省搞并县，霍县和汾西合并为霍汾县，县级机关驻霍县城。

 7月1O日—13日，霍汾县召开了有七百余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开展了整风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将一些务实，胆小不敢虚夸假报的县乡干部作为右倾保守的典型进行批判，全县 29名领导干部被拔了白旗，在大小会进行检查，一些敢于浮夸假报，定高指标的干部，则被认为是敢想敢干，创造了奇迹而树为红旗，共树红旗20人。

迫于形势的压力，县乡干部纷纷表态，要火烧保守思想，赶上跃进形势。

南梧乡是汾西县大跃进的先进典型，他们除村村打旱井外，集中二百多劳力修了一个可蓄水一千余方的水库，发展水浇地三十余亩，运输实现了高线化、车辆化。汾西县委曾于5月份在那里开过现场会。在这次会议上，县委指定乡长樊文采在大会发言，介绍经验。

樊文采在大会发言中介绍经验后，表态将原来粮食亩产2OO斤，油料亩产50斤，薯类亩产100斤的保守指标，修定为粮食亩产2600斤，油料亩产5000斤，薯类亩产30000斤。为保证指标的实现，全乡要建552个肥料厂，造肥62000万斤，亩施肥50000斤，一月内打水窑14个，浇地1512亩，苦战三昼夜，实现地埂化，秋田锄7—10遍。口号是：“坐卫星，驾火箭，踏翻地球冲破天，吃一万花一千(人均万斤粮、一千元钱)，不达指标非好汉！”他的发言在大会引起了轰动，受到了地县参会领导的表扬，被树为红旗。县委领导了解到樊文采还不是党员时，指示乡党支部回去马上解决他的入党问题。

随后，全县34个乡，乡乡向县委、人委报指标跃进喜，贴大字报表决心，提出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只有懒人，没有懒地，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事在人为，地在人种”等雄伟口号。冯村乡提出山药要亩产达１１万斤的指标；李曹乡亩产粮食达5670斤，棉花480斤，油料450斤；红星社原计划粮食亩产4000斤，通过辩论思想提高，提出要成为亩产万斤社，要苦战十天积肥1000万担，成了全县指标最高的乡。

“元帅升帐、卫星上天”是大跃进时的时髦口号，将高产单位或项目称为元帅，高产数字称为卫星。会议提出要在全县出现大量的元帅乡、元帅社、元帅队、大量卫星单位，争取成为元帅县，在全县建一批粮食和棉花都达平均亩产双千斤的社。至少要出现几颗达到全国一流水平的卫星，标准是棉花亩产5千斤至l万，玉米亩产5万斤，小麦亩产1万至2万斤，薯类亩产30至50万斤甚至100万斤以上；1959年全县实现双千斤县，出现一批亩产万斤以上社、乡，深翻土地要达100％。提出要实现五化：滚珠轴承化，密植耧化、深耕犁化、秋收工具化、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要进一步开展树红旗，拔白旗、插黑旗的活动。会后，县委发出了在全县开展“元帅升账，卫星上天”运动的通知。决定要将彳全县64万亩农田全部深翻1—1.5尺，口号是“挖穿大地球，扎下丰收根。”在随后不久召开的霍汾县人代会上，作出了关于1958年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全面大跃进的决议，浮夸风进一步席卷全县。

9月上旬，全县撤乡建公社。

人民公社化后，大跃进的势头更加猛烈。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县人民意气奋发，日以继夜地奋战在田间地头，甚至十天半月地连续作战，深翻土地，工具改革，积肥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要将土地全部深翻一尺半是根本无法办到的，当时还没有拖拉机，用山地犁最多能翻五、六寸，要深翻必须靠人工，而一个强劳力一天最多也不过能翻二分地，县社干部都知道这个指标是不现实的，但既然县委提出了要求，谁也不敢说不。为了应付检查，各公社就组织劳力在大路旁边找一块地，用铁铣将一半翻上几寸后耙平，然后在地中间翻出一条一米多深的壕，上边来人检查时，即组织劳力下到壕里往上翻土，检查参观的人走后，即将人撤离。

工具改革主要是搞车辆化、高线运输化。当时还没有平车，推土是用独轮车，在车轴安上轴承滚珠，推起来省力，被称为车辆化；高线运输即在地势高处往低处平行间隔一米多架两根八号铁丝，在上下各安一个转盘，通过转盘转动，让一根铁丝在滑轮的作用下，顺着八号铁丝上下运动。从山上往下运土，利用往下的一方重的拉力，从另一根铁丝上将空筐子拉上去。

积肥主要是挖窑顶的黑土、畔池土、炕洞土、牲畜圈底土、磨道的土。不知道是谁创造了用狗沤肥的经验后，许多地方把狗都打死放进瓮里沤肥，以致造成了1958年“四害”没除掉，狗倒被消灭的差不多了的现象。

9月27日，县委又一次提出了深翻土地的奋斗目标和口号：

全县土地全深翻，深度达到一尺半：

高额丰产试验田，五尺八尺拼命翻；

鼓足干劲上阵线，保证实现千斤县；

出现五个万斤乡，万颗卫星冲上天；

完不成任务不收兵，不获全胜非好汉！

提出卫星田要亩产3万斤，深翻八尺以上，到9月中旬，全县115000亩休闲麦田和60000亩压青麦田要全部深翻1—2遍，深度均在1.5尺以上，其中2尺以上的4000余亩，3尺—6尺的500亩以上。

与此同时，全县深翻土地、工具改革、积肥等方面战果的喜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县委、人委，豪言壮语变为神话，《霍汾小报》每期都有鼓舞人心的报道：

城关公社苦战一昼夜制肥两千缸！

和平公社苦战一周积肥八百万担！

勍香公社用两天半时间完成车子五百零三辆，实现了车辆化！

南梧耕作区各村全部实现了高线运输化，地上车辆化！

下乐平公社五大元帅“升帐”，五百颗“卫星上天”！

和平公社城南掌队七个英雄放“卫星”，玉米亩产破万斤！

红旗公社下乐平生产大队1975亩麦田深翻1—2尺的1918亩，三尺以上的6亩，五尺以上1 7亩，8尺以上三亩，1．5丈的1亩，平均亩施肥6—8万斤，其中深翻5尺的每亩施肥十万斤，8尺的每亩施肥20万斤，其中亩产要达三万斤的一亩，二万斤的二亩，地委在这里召开深翻现场会！

全县秋收开始，丰产已成定局，八十个元帅要升帐，四百个卫星要升天！

超美公社早地棉亩产千二，有三亩要上两千！

县公安局在段庄村搞的试验田玉米亩产可达11475斤！

裴晋元县长在城关南门外搞的二亩回茬谷子试验田，亩产可达5000斤！红星农厂59年小麦丰产方案：卫星田1.09亩，亩产50万斤；丰产田45亩，亩产5万斤！

11日1日，《霍汾小报》刊发全县粮食大丰收的消息：

秋收结尾传喜讯，高产红旗插霍汾

咱县粮食登上千斤榜

去年亩产120斤，今年亩产1010斤；

总产增加3、7倍，每人平均2364斤；

消息称：我县人民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经过一年苦战大干，农业战线取得了辉煌战果。全县粮食平均亩产1010斤，超去年7.5倍，全县四大元帅升帐，玉米平均亩产2606斤，谷子亩产1187斤，高梁亩产1795斤，薯类亩产7244斤，单项作物丰产和高额卫星单位3200个。

实际情况是，1958年风调雨顺，秋田确实获得了丰产，然而，就在秋收即将开始之际，轰轰烈烈的全民大战钢铁运动开始，县委跃进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工业，农业为工业让路，村里所有的青壮年都被抽调去大战钢铁，剩下的尽是老弱残疾，根本无力承担秋收的任务。因此，大量的秋田都没有收回，老百姓形容当时的情景是：“玉米上了吊，棉花吊了孝，黑豆放了炮！”意思是玉米棒都垂了下来；棉桃都开了花，白花花的一片；黑豆豆角都裂开，豆子落在地上。尽管到冬季县上发现此问题后组织机关干部、学生到各地帮助抢收，但还是将大量的粮食、棉花、薯类丢弃在地里，有的腐烂，有的第二年春天才收回，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丰产没有丰收，从而导致了1959年的粮荒。

大跃进中汾西搞了一项荒诞的水利工程，即西干渠工程。

这项工程的设计者是和平供销社职工王玉玺。有一次，王玉玺上县西部的老爷顶游玩，在山顶上往东眺望，发现汾西县西高东低，县城一带地势和西部的勍香、它支差不多，于是就冒出了在老爷顶下面的李庄修水库蓄老爷顶洼的水，由西向东顺山梁开渠将水引到县东部的古郡、府底直到僧念浇地的奇想。他设计出“建李庄水库，修百里渠浇古郡垣；黄土高原种水稻，汾西变在小江南”的蓝图。这一设想向县委汇报后，引起了县委领导的兴趣，县委随即研究决定上此项改变汾西农业干旱面貌的工程。王玉玺也因为敢想敢干成了汾西的风云人物，尽管他是没有受过水利方面的专门教育的外行，但还是被调回水利局任科长，负责工程的技术问题。工程定名为勍汾渠，在没有经过勘测设计，可行性论证研究的情况下，于1958年5月底成立指挥部，组织劳力上马，全县上马劳力三千余人。霍汾并县后，将勍汾渠改为西干渠，以和东部霍山脚下的东干渠对应。在7月份召开的三干会上，县委决定调四千劳力支援西干渠，并要求工程半月完工。不久，大战钢铁开始，农业为钢铁让路，西干渠工程除李庄水库留下一小部分人继续施工外，其它的工程暂时下马。

1959年夏收后，霍汾县委又决定组织劳力继续上西干渠工程，当时的对竹公社主任邢永祥等同志对工程提出了质疑，指出工程没有可行性，继续搞下去将会劳民伤财。这时，各级领导的头脑已不像1958年那么热了，县委经过讨论，接受了这个意见，停建了西干渠。

劳民伤财的大战钢铁运动

1958年7月13日至15日，中共霍汾县委召开县乡300余人参加的向工业进军大会，制定兴建地方工业计划。

会议提出以钢铁为元帅，建成工业网，全县三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口号。制定了县、乡、社发展工业的目标，当年全县要建工厂3755个。成立了钢铁指挥部，由县长裴晋元任指挥部主任，抽调专门班子抓，目标是“八一出铁、九一出钢、十一满堂红”。

会后，县上组织一百余人赴外地考察学习，从外地聘请技术员三十多人。随即各乡、社便开始组织劳力挖矿、挖煤、建炼铁炉，摆开了向钢铁进军的战场。

7月26日，《霍汾小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寺庄铁厂炼出第一炉铁的消息。寺庄铁厂敲锣打鼓给县委送喜报，县委授予该厂“钢铁先锋”的锦旗。同时该报发表《快请土法上马》的评论文章，号召全县各乡、社向寺庄学习，说“土办法也能解决大问题”，“土办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也是一条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要求全县“要积极地、大胆地、认真地、因地制宜地去推广，要真正做到乡乡、社社、队队、户户到处都用‘土办法’上马。”

当晚，县委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传达了中央、省、地对钢铁生产任务的布置和要求，宣布钢铁元帅立即要升帐，全县要新建135座土高炉，全年完成钢铁13300吨，超地委分配的7500吨的任务。

随后，县钢铁生产指挥部主任、县长裴晋元即亲自率领指挥部成员二十余人，奔赴各地钢铁战场坐镇指挥。

一时间，在全县掀起了一个乡乡社社建铁厂的高潮。八月底，暖泉头乡山底铁厂向县委报喜，说用土方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成了全县第一家出铁的单位，随后前坡、下庄、加楼、神底、小潺涧、反底、坡头等铁厂也陆续向县委送了投产出铁的喜报。

所谓土方炉，就是在平地靠垅边的地方挖长宽各七、八米，深1.5米左右的一个方坑，底下铺上通火道，将铁矿石装在直径大约20厘米、高80厘米的管形坩埚，将坩埚一排排放进土坑，中间加满焦炭，没有焦就用煤代替，然后点燃。这样的炼法由于温度上不去，铁矿石根本溶化不了，炼出的只是煤炭、泥土、铁矿石的混合物。

 9月份全县公社化后，大战钢铁运动进一步掀起了高潮。22日，县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提出要动员全县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突击炼铁，保证完成当月1550吨的任务，迎接国庆。之后，全县将农村所有青壮男女劳力及牲畜车辆全部调出大战钢铁，村里只留下老弱残疾搞农业，中学全部停课，地委从洪赵县调3500劳力支援霍汾县炼铁，全县出动劳力15000余人，出现了一个采矿、运输、建炉、出铁的热烈场面。

l0月1日，《霍汾小报》发表《迎接国庆节，日产百吨铁》的消息，称“我县的钢铁生产和全国各地一样，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千军万马都以豪迈的步伐踏上了钢铁战场，经过9月15日至25日十天的苦战，获得了辉煌成绩。据统计，全县共建成高炉81座，土方炉698座，出铁98吨，9月30日要全部装炉点火，国庆节可实现日产百吨铁”。

该报同时报导了《暖泉头土方炉再传喜讯，一次出铁5000斤、夺全县冠军》的消息。称暖泉头铁厂大力改革土方炉技术、大胆想、大胆干，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原来一炉产900斤的基础上翻五翻，创造了一次出铁5000斤的新记录，为迎接国庆，决心在10月5日前出铁1800吨，超过9月份的18倍。

当年亲身参加过暖泉头铁厂炼铁的一位老同志看了这份40余年前的报纸后笑道：“没有那回事！那个铁厂根本就没有出过真正的铁，尽炼了一堆废品！”

10月3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再次部署钢铁生产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的竞赛，每五天组织一个日产600吨的小高产日，十天组织一个日产1200吨的大高产日，平均日产要达到320吨。

一位曾在下庄铁厂指挥部工作过的老领导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下庄铁厂建了几个土方炉，开始说一次能炼铁1O吨，挨批评后报成了一次出铁30吨，过一段又落后了，就又报成了一次能出铁50吨。反正是怎么能不挨批评就怎么报，上边是只要数字不看实际，吹的再大也不会有人提出疑问。当时因土方炉的吹风问题无法解决，公社主任张和生就试着用他的自行车链和风机连起来用脚蹬带动，尽管没有试验成功，但《霍汾小报》还是将这一措施作为工具改革的典型加以表扬，在全县推广。铁矿石里有不少是红石头，焦炭不够就用煤，再不够就用风化煤，再加上炉温上不去，所以根本就炼不成铁。”

随着炼铁的需要，煤炭的需求越来越大。为此，全县组织了17000余人的挖煤大军突击抓煤，其中有晋南地委从永济、临猗、运城、万荣等八县调来的12000余人。有些铁厂煤赶不上需要，就将老百姓家的煤强行收回来，老百姓只好烧柴火。

这期间闹过一场笑话，就是在邢拔挖露矿天煤。

县委书记张钦不知从哪里听到汾西邢拔村有露天煤矿的消息后，马上向晋南地委汇报，地委领导闻讯大喜，称这是晋南发现的第一个露天煤矿，全山西都没有。指示霍汾县立即组织劳力上马，并从外县调7OO余人到汾西支援露天煤矿的开采。

9月的一天，县委张钦书记亲自和文教部部长王耀中谈话，由他当总指挥到邢拔负责领导开采露天煤矿。王耀中是本地人，听说邢拔有露天煤矿，感到莫名其妙，他想，邢拔那么大的山，怎么会有露天煤呢？但没敢提意见，满腹狐疑地带着一班人到邢拔安营扎寨。不几天，从外县调来的700多民工陆续到达，驻扎在邢拔周围的几个村庄，霍汾县也从各村抽调一百余人参加战斗。

邢拔村有一块质量很好的煤田，前些年曾出过煤，坑口在村南面的山底下，上面复盖着一百余米的石头和土层，这么厚的复盖根本不可能露天开采。王耀中和指挥部的人都感到束手无策，但又不敢向上报告，唯恐被戴上右倾保守的帽子。而县委三天两头电话催着要进度情况，为了应付，他们把民工分成两部分，组织不会下煤窑的外县民工在煤窑上边的山上挖山皮，汾西的民工一天三班倒收拾老坑口的巷道，从那里出煤。上边要进度，就汇报说正在揭煤层上边的盖子，已挖了多少多少土石方。不几天巷道收拾好，坑口出了煤，随即含含糊糊向县委报喜说邢拔煤矿出煤了。县委书记张钦在电话会上表扬了邢拔露天煤矿指挥部的工作，说邢拔露天煤矿的开采成功给山西煤炭战线放了一颗大卫星。

听说邢拔露天煤矿出了煤，县长裴晋元亲临检查。王耀中不得不如实向裴县长汇报了情况，裴县长看了山顶上红旗招展几百民工挖山皮的情况，又进坑看了看，没有吭声就走了。不几天，县委即将外县的民工全部调到铺沟煤矿，再不提露天煤矿的事了。

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要求在进入10月份后，要巩固“卫星”成果，实现更大的跃进。

此后，全国钢铁战线的卫星满天飞，越放越大，霍汾县大战钢铁的虚报浮夸风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下面是县《霍汾小报》报导过的放卫星纪录：

10月18日：从本月15日开始，全县日产煤由过去的七百吨提高到一百六千吨。

10月22日：超美公社放卫星，一炉出铁150吨。

10月29日：油沃采煤远征团，又把惊人奇迹创：男每人挖10吨，妇女每人8吨3。

11月4日：《霍汾小报》用四开大版面发号外：《高产日中巨雷鸣，四大卫星游太空！》报导了10月31日高产日放出的四颗卫星：

煤炭卫星：洪赵、霍汾两个县，放出特大煤卫星，日产二百多万吨，高产威名振全省！这天两县70000余名采煤大军从零点开始进入现场，到24点即采出煤2054800吨；卫星人民公社一天采煤656000吨，人均达257.35吨；最惊人的是同力矿挖了266822吨，人均326.18吨！

钢铁卫星：31日出铁27000吨，两县钢铁战线66163名大军，从31日凌晨开始到晚上12点，苦战24小时，超额完成20000吨任务，放出了日产27360吨的大卫星，这天出现了千吨以上公社13个，产量最高的勍香公社1551吨！

深翻卫星：两县17个公社，以13488人组成的深翻大军，开展了一个全面攻势战役，在当天24小时内，即完成深翻土地面积151125亩，人均1.01亩，起计划115.86％。

摘棉卫星：两县老幼土兵上阵摘棉花苦战一昼夜，摘回棉花9894030斤，超原计划的1.2倍！

1958年11月底，霍汾县（12月份霍汾县并入洪洞县）上报完成钢铁任务五万余吨，大大超过了地委下达的任务，实现了“十一满堂红”的预期目标。而实际情况是，除少数几个铁厂还炼出一些很粗糙的生铁外，大部分地方炼出的都是一堆废品，即使这些废品，恐怕也不够五万吨！所谓“卫星”、“高产日”，都是人们凭空捏出的数字。

1959年，大战钢铁转入低潮，各地土法炼铁基本下马，汾西境内的铁厂除小潺涧铁厂继续生产外，其余都停厂。1961年，小潺涧铁厂也因技术问题无法解决而下马。

食堂化造成的灾难

10月中旬，霍汾县委召开会议对办公共食堂进行了安排，要求全县10天实现食堂化。随后，全县开始了大办食堂的高潮。

公社开会安排后，各生产队干部和下乡工作组带人逐户将社员的粮食、米面、蔬菜全部没收。有的生产队收时还过秤记个数，有的干脆装上就走，连个数都不计，生活队的干部要是对办食堂不积极，就会被戴上反对食堂化的帽子，撤职挨批。柏乐耕作区支书梁进保听到要办食堂的消息后，赶着磨了点面存起来，引发村里不少人都磨面，被工作队发现后汇报到公社，公社将他撤职，在多次组织对其破坏食堂化的行为批判后给予了其开除党籍处分，送霍县北关砖厂劳动改造。

办食堂要占一个院子，被选中的院子的社员就必须搬出去居住，人们都不愿让出自家的院。因对贫下中农不好强制，一些队就将食堂办在地主、富农院内。席家垣村要到上中农王天德院内去办，让王天德搬家，王天德不愿意，下乡的县检察院安检察长一拳将其打倒在地，王天德当天就将院子腾出。

原西村村第二生产队队长郭小有回忆了他们村办公食堂的情况：

10月的一天，勍香公社开会布置办食堂，提出“苦战一昼夜，实现食堂化”的口号。回来后，西村村的三个生产队都连夜找地方泥起了炉灶，将社员家的灶具收起来，第二天全队社员便在一起吃饭。接着是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收米面、粮食、蔬菜，凡估计可能有的地方都要搜遍，有一家将几颗山药蛋放到水缸里，被发现后用笊篱捞出。过了几天，工作队又以除四害，消灭老鼠找鼠洞为由，逐户搜查地下埋的粮食。先用棍子敲击地面，如听到空洞的声音，即用锨、镢挖地，社员要记茂埋在地下的三瓮麦子就被挖出，有的社员怕藏在家的粮食被搜出，深更半夜拿出去藏到野外。

为了防止社员在家偷做饭，工作队见谁家烟囱冒烟就去检查。因不准生火，社员喝开水都得到食堂去打。即使到了冬季生火取暖的季节，工作队也总要对一些家户进行突击检查，发现有做饭的就要批判处罚。

食堂化一开始，由于收回不少社员的米面、粮食、蔬菜。吃饭不限量，大家都能吃饱，队干部提出“敞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干活”的口号。人们真正体会到了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的优越性，特别是那些单身的大肚子汉，不仅不用自己做饭，而且能吃饱，更是高呼食堂化万岁。

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上半年，收回社员的粮食吃的差不多了，加之1958年秋季大部分粮食未收回，食堂的存粮不多了。于是，再也不敢让社员“敞开肚子吃饭”了，各队食堂都实行了定量，上地劳动的成年人一般都是每顿四两，老年人及儿童则连四两都吃不到。

1959年夏季严重减产，到后半年，食堂的定量更低了。

村里有个叫要金孩的社员，专门给食堂担水，每顿四两粮对他这个三十几岁的壮汉只能是充个饥。因此，每逢吃面饭，他都要再喝两碗面汤填肚子。因吃不饱体质虚弱，只得拄着棍子摇摇晃晃去担水，水因此溢出去不少，回来后只能剩两半捅。事务长说他耍滑头，他哭丧着脸说：“我哪里是耍滑头，是身子站不稳来回晃把水溢了呀！”

张老四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要吃十五个馒头，人称张一盒（汾西人看亲戚习惯拿十五个馒头，称一个盒子），四两粮对他来说连个饥都充不了，张老四因长期饥饿终于有一天倒在路上，被众人抬回家后不几天便死去。

食堂规定妇女坐了月子发5斤白面。县委宣传部干部陈宪堂的妻子生孩子后，他岳父去食堂领面，事务长说一点面都没了，大家都是吃菜。老汉一气之下将用于盛面的盆子扔到院里就走。事务长是他外甥，见舅舅发火了，连忙将他叫回，用条帚从放面的不箩里扫了一斤多玉茭面让其拿走。坐月子妇女只能吃玉米面拌汤和野菜来补充营养。

由于吃不饱，社员们上地劳动有气无力，只好大部分时间躺在阴凉处休息。到大秋成熟季节，郭小有背着工作队悄悄给劳动的社员定了一条政策：如果饿的不行了，可以烧着吃玉米。有一天,几个社员正烧玉米吃，被工作队发现，得知是富农任才福带头干的后，晚上即开群众会批判任才福并罚款300元。郭小有明知那些人是在他允许后才干的，但不敢公开替他们说话，只是事后将300元罚款偷偷给了任才福并安慰他一番。

为了给孩子们充饥，妇女们在劳动后回家时顺便捎带几颗玉米是普遍的事。一天，樊仁生媳妇孟云良偷了三个玉米，被人发现后报告了工作队。回家后孟云良将事情告知婆婆杨金良，杨金良是共产党员、迥城耕作区副主任，她埋怨媳妇不该干这事。她说，我是党员，又是干部，咱家出这样的事影响不好。孟云良觉得羞愧难当，又害怕工作队要批判，当晚将两个孩子安顿睡后，洗了脸，换上衣服上吊自杀。

西村村的情况是全县食堂化的缩影，像张老四那样因饥饿而病致死的现象，不少村都有，而偷粮食、偷菜的现象更是普遍，为了活命，多数人已顾不得面子了！

由于食堂化严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加之自然灾害，1959年和1960年连续两年农业减产，而粮食的减产又进一步导致了食堂的缺粮和饥荒的严重。人们对食堂化怨声载道，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越来越高。1960年下半年，有些生产队偷偷将食堂停办，但被公社发现后很快又恢复。

面对这种老百姓在饥饿中挣扎的局面和广大群众的呼声，县上和公社一些干部也对公共食堂的前途产生了忧虑，感到食堂化不是个办法，坚持下去情况会更糟，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想法。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人敢对这种做法负责。

既不敢解散食堂，又要解决越来越严重的饥荒问题，这就成了摆在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特别是生产队干部面前的一大难题。

面对严重的缺粮，县委又号召全县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在“瓜菜代”上大做文章，随即口号纷纷出台：

以菜代粮，粮菜混吃，野菜细作，稠稀搭配！

让蔬菜与粮食平起平坐！

利用玉米皮，取尽宝中宝，向玉米皮要粮食！

向玉米皮要粮食是指用玉米皮制作淀粉。办法是将玉米皮用水淘过后用刀切碎，用石灰水在水缸里浸泡发酵48小时，把泡好的原料用水洗后，用碾磨粉碎成浆状，用粗筛筛过，除去纤维，将筛下的浆水像做豆腐那样用布包过滤，而成淀粉。

10月22日，霍汾县委召开大抓生活广播大会，要求各公社大抓蔬菜加工，大抓食堂管理，大抓代食品，一定要让社员吃饱、吃好、吃省。

所谓代食品，就是除食品之外，一切可以代替食品作为入填充物的东西。这里头有植物叶子，有玉米皮，有小麦根，还有其它可进肚的物品。

县委发号召，下面马上创造出了“经验。用“瓜菜代”办好食堂的经验很快见诸报端。《霍汾小报》差不多每期都有这一方面的报导：

下桑原村食堂“吃野菜尝不出野菜昧”，“粮菜混吃，一两半面配上菜，做成饭就是一斤半，一个好劳力三两就够吃了！”

盈村公社向野生动植物要粮食、要油料、要蔬菜、要更多能吃的东西。在全社开展每人一条野猪，百斤野菜，10斤淀粉的运动，大干一个月，完成代食品100万斤，人均150斤，采集野生油料2万斤。

县火药厂大搞综合利用玉米皮，一亩玉米的皮可出淀粉300斤，味道仅次于白面。这种淀粉可做饭、做饼干、点心、粉条、凉粉，做下的馒头，美味可口，比白面还好吃！

下王村食堂采取干稀搭配的办法，用二两面做的包子，就有一斤重；用二两面做的稀饭就有二斤重；用野菜做出美味可口的四盘八碗，营养价值很高，把过去人不吃的南瓜花、白菜根等都做成了好菜。做到了天天改，顿顿换，一月不吃重样饭！社员们说：“炊事员，真手巧，菜多粮少口味好，节约粮食吃的饱！”

11月26日，县委书记侯卫秀在《霍汾小报》发表《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扎扎实实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文章，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食堂化的领导。

12月2日—8日，霍汾县委召开有县社区队四级干部二千四百人参加的城乡人民生活安排大会。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央“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的五条方针，全面部署安排城乡人民生活。提出了“大搞生活，是全党全民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政治进食堂，干部下灶房”的口号。

然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尽管《霍汾小报》连篇累牍介绍各地办好食堂的“经验”，许多地方的食堂也“越办越好”，但饥荒却在无情地发展，因吃野菜、淀粉造成人们营养严重不足而引发浮肿病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1961年6月份，中央作出决定，办不办食堂由农民自由决定。霍汾县委传达了中央关于食堂问题的决定，各生产队闻讯而动，全县食堂一哄而散。

 
资料来源：

中共汾西县委机关报《汾西小报》1957.5—1958.5；

中共霍县委机关报《霍汾小报》1958.6—1961.5；

汾西县档案局档案；

经历过大跃进运动的老同志口述。

（作者为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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