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电镀的基本原理:吴宓与陈寅恪的最后一次会面

晚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寓所。(资料图)

吴宓1951年日记之一页(局部)影印件。(资料图)

　　1954年吴宓与西南师院历史系教师合影(左起：郭豫才、张东晓、姚大非、吴宓、杜钢百、孙培良)。

　　●朵渔

　　1961年，政治空气转暖。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睹物思人，已经入蜀十二载的吴宓决定出门作南北之游，去看望一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人生有涯，对他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

　　早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吴宓得以幸免，但老朋友陈寅恪却受到了冲击。1958年3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伯达应郭沫若之约，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而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灾难骤然降临到闭门不出的陈寅恪头上，他居住的小楼被大字报糊得严严实实。陈寅恪愤怒了，当即表示：坚决不再开课，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后经多人游说，他仍然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吴宓南下探老友

　　得知老友的遭遇后，吴宓惦念不已，并对如此饱学之士遭长期闲置感到悲痛。虽然他自己也因为“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等主张而受到一定影响，他还是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南下看望老友。

　　1959年1月，吴宓作长函给陈寅恪，表达思念之情和南游之意。陈寅恪很快复信，并录夫人唐筼六十岁生日时写的一副赠联给吴宓：“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陈寅恪自谓“此联可代表十年生活情况也”。对陈寅恪深为了解的吴宓在联下注曰：“上句叙寅恪目盲，妇人为作书记。下句指人民时代(红色政权)同屈子之安命居南国也。”

　　1961年7月，吴宓寄函陈寅恪，告知自己准备利用暑假期间作南粤之游。陈寅恪接到吴宓的长函后，非常重视，并于8月4日写信给吴宓，“简示宓到粤应注意之事项”。大概觉得过于简短，仍不甚放心，于是又于8月8日作长函给吴宓，从饮食住宿到车资几何等生活细节诸方面，都作了周详的安排。

　　吴宓收到老友复函后，非常兴奋，其日记云：“宓得此函复奋起，决从容办完各事后即出游。”得知吴宓经由武汉赴粤的安排后，陈寅恪又致函武汉的刘永济，“请转告雨兄，在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因郊区电报甚慢)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站(即广九路)迎接。因中大即岭南旧址，远在郊外，颇为不便。到校可住中大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级膳堂。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8月18日，吴宓又复函陈寅恪，“告宓约于八月二十六日到广州，粮票所带甚多，每日可有一斤，无需另备早餐，云云。”

　　1961年8月18日，吴宓向学校膳食科借了30斤全国粮票，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后，8月23日清晨，吴宓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荆门”号轮船，出发了。

　　8月25日，吴宓抵汉口，见到了分别十二年之久的刘永济，二人“互述改造、工作、生活之大概及若干熟人之遭遇及变迁”。8月29日，吴宓离汉赴穗，30日下午“入粤境，沿北江行，洪水崩崖，江水亦涨，铁路多处遭塌阻或淹没，正在抢修。火车时停滞。故于夜11：30 pm始抵广州车站”。陈寅恪派出了身边的所有亲属前往迎接：次女陈小彭、林启汉夫妇，三女陈美延。一行人乘中山大学派出的专车，过海珠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

　　十五年后的聚首

　　自西南联大一别，已逾十五个年头矣。此后，一个远避南粤，一个遁入蜀中。吴、陈于1919年在哈佛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吴对陈的博学多识极为倾倒，曾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25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如今，“十年不见头俱白”，两个人都老了，且都未曾获得新政权的信任，成为边缘人，如此相见，真是百感交集。已经憋了十年了，亲情和友情都已被碾压得支离破碎。在这挚友重逢的短暂时间里，两个人又各有多少悲情要一吐为快！吴宓在相见当日的日记中记载甚详：

　　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始知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葵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青苔，殊可鄙也云云。

　　第二天上午，吴宓即前往陈宅与陈寅恪聚谈，陈寅恪详述自己十二年来身居中大，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不改造思想，不作颂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化字，纵有攻诋者，莫能撼动。吴宓对老友多年来能够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之举动深为感佩，称其“堪诚为人所难及”。是日，陈寅恪赠吴宓七律一首《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诗云：“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自注云：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加白眼”三字用意深刻，世态炎凉毕现。吴宓9月1日日记云：“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所谓“有深意存焉”，当是指与现实政治有关，此乃是知人之言。

　　晚上返回招待所后，陈夫人唐筼命人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在陈宅，上下午亦进牛乳、咖啡及果酱面包、饼干等。晚，倦甚，8：30pm即寝。终夜大雨，风猛雨急，宓感孤寂，又忧水灾，有‘极天檐瀑沸肠肝’(李思纯一九二三年诗句)之情景。”(1961年8月31日日记)在当时之社会经济条件下，能有如此之招待，足见陈氏夫妇是竭尽所有，对老友款待有加。

　　第三天晚上，中山大学在黑石屋招待所餐厅设宴款待吴宓，除作为主人的陈寅恪外，陪客者尚有冼玉清、刘节(子植)及其夫人钱澄(稻孙之三女)、梁宗岱夫人甘少苏等人。吴宓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小彭搀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 ntigone。”语甚凄凉。安提戈涅系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之女，曾陪盲父流放。

　　9月3日，唐筼写了两首诗赠吴宓，其主旨是“勖宓与心一复合”。《辛丑秋广州赠雨僧先生》云：“秋风乘兴出荆门，故旧相逢岭外村。应感间关来一聚，莫辞浊酒劝多樽。”《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云：“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除劝说吴宓与前妻复合外，“又赠心一方糖一大包，强宓带京”，实在是仁恕心肠。

　　这天早晨，吴宓受陈序经之邀赴陈宅早餐，陈为详述：1948年底陈寅恪到岭南大学后，约1950年一二月间，陈夫人唐篔力主去国外或台湾，寅恪不从，唐竟只身前往香港，后被陈序经迎回。又言，为照顾陈寅恪，陈小彭、林启汉夫妇同住陈宅，但林性情乖戾，曾当面指斥陈寅恪思想腐朽，受国家优待却对国家无大贡献云云。吴宓为之慨叹。

　　暮年一晤作死别

　　几天来，南粤阴雨不断，更增加了离别的意绪。9月4日，吴宓离别老友赴京。临行前，陈寅恪赠车资，又赠以四绝句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载桑事已迟。幸有人间佳偶在，杜兰香去未移时。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钜公谩羽飞腾闭，不出卑田院里游。”这是一首直白却催人泪下的诗作。两人都老了，世事难料，前程莫测，“暮年一晤”，谈何容易啊；想当年，陈寅恪在“围城”之际逃出北平，现如今家已不在，后虽屡受邀北上，但再次“还家”谈何容易；“弦箭文章那日休”更可知当时陈寅恪所受攻诋之多，处境之艰难。

　　9月4日，吴宓登车北上，就这样匆匆结束了他悲情而又给自己带来极大心灵抚慰的广州之行。

　　1963年10月，吴宓从陈序经口中得知，陈寅恪1962年7月入浴时跌倒，摔断了右腿。听此消息，吴非常着急，几次决定前往广州探视，但均因种种关碍而搁浅。吴本人也逐渐进入一段更加黑暗的时光隧道。“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似成一句谶语。

　　1971年，从劳改地回来的吴宓过了一段相对太平的日子。他一直很担心挚友陈寅恪的安危，1961年一别，久不通音信了。陈也是目盲、腿断，且年龄和名声比吴宓还大，处境可能更加艰险。吴宓曾在1971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阴晦。上午身体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朗诵(1)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2)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横流，久之乃舒。”到了9月份，吴宓终于按捺不住，不顾自身安危，径直写了一封信给“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这封信寄出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回音。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的10月和11月，陈寅恪唐筼夫妇就已先后离世了。此消息很多人都已知晓，只是吴宓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2月9日，吴宓才接到陈寅恪女儿的来信。当日，他写了长篇日记，长歌当哭，哀悼老友，文中说：“宓自伤身世，闻寅恪兄嫂1969年逝世消息，异恒悲痛！”

　　当年陈吴订交时，曾写下诗句“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如今老友的离世，对于耄耋之年的吴宓来说是如何的“怆神”啊。此哀绵绵无绝期，1973年6月，视力已经严重衰退的吴宓还曾摸索着写下这样一段日记：“六月三日　阴雨　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老友情深，莫过于此，读来让人不禁凄然。

　　◎朵渔，诗人、学者，著有《史间道》等，现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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