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开讲2011.7.20】暴力强拆何时谢幕？

　　"家是安全的"这个理念，在黑龙江省庆安县却被颠覆了。

　　人口只有40多万的庆安县，自6月底以来，两周之内，至少发生了三起以上暴力强迁事件，其中多人受重伤。

　　这些事件，共同点如下：发生在民宅，一伙身份不明人员棍棒威胁，挖掘机直接扒房……不同点是：分散在城区不同地点，靠近不同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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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的庆安县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唐福珍，女，成都市金牛区天回乡金华村人。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为了阻止拆迁，唐福珍在楼顶天台自焚。2009年11月29日晚11时许，医治无效死亡。

　　2010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在拆迁期间发生一起烧伤事件，拆迁户三人被烧成重伤，疑为自焚。事件发生在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东门郊外农科所23号。这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住着钟如奎一家，共三套房产证，拥有人分别是钟如田，钟如奎，钟如满三兄弟。钟如田一家二十多年前购买了现在居住的地块，建了一幢三层楼的住宅，宜黄县政府相关部门为其颁发了土地证和房产证。2007年宜黄县政府兴建河东新区客运站，项目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准，于2007年开始对涉及该项目的居民住宅进行拆迁，由宜黄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拆迁工作。报道显示，一直到2009年年底，该公司拆迁范围内的大部分居民住宅才得以拆除，而钟如田家的三层楼房则成为了最后拆迁的对象。协调多次，双方无法就安置和拆迁条件达成一致。结果就出现了自焚事件。

　　2011年4月22日，58岁被拆迁户汪家正站在自家楼顶点燃身体，被在场群众拍下自焚全程。自焚者的女儿汪海燕介绍，4月22日凌晨5时许，其母言竹根、弟媳胡灵芝带着侄儿在家中睡觉，“一两百人的执迁队伍破门进入，把我妈、弟媳强行拉出去，把才8个月大的侄儿扔在地上不管。”当晚并未宿在此处的父亲汪家正和弟弟汪红宇闻讯后赶到现场，双双爬上房顶，其中父亲汪家正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汽油瓶。但拆迁并末因此而停止，直至自焚事件发生。“我父亲是在挖掘机已挖到楼下的情况下，被迫点火自焚的。”汪海燕说。

　　2010年10月30日上午，一名密山市的市民因为抵制政府强拆，在自家房顶上点燃了汽油自焚，老人的面部、双手被大面积烧伤。崔德喜家的临街房屋共有99.62平方米，政府的政策是拆一还一。当时，崔德喜和他老伴在房顶上，他的女婿代表崔德喜与工作人员协商，最终达成60万元的拆迁补偿协议。这时，工作人员劝崔德喜夫妻俩从房顶下来一起去银行取钱，但是崔德喜的妻子并不同意，要求将现金送到她手里。就在这时，崔德喜拿出一瓶液体浇在身上，并欲用打火机点着。看到此情况后，工作人员上前阻拦，但由于崔在往上衣倒液体时，将手套沾上液体，在崔想把手套上的火弄灭时，慌乱中碰到外衣，引起自燃。

　　2010年03月27日，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二人浇汽油自焚，68岁的男子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目击者称，两人自焚后，拆迁工作人员并未施救，拆迁工作也未停止。

　　上述事件，仅仅是近年来中国各地发生的民众抵抗拆迁的一个缩影。由于近年来中国众多城市都在“大拆大建”，群众抵抗拆迁事件屡屡发生，“暴力拆迁”这个词也被大家所关注。如此多的自焚事件多半是因为政府、开放商的暴力拆迁导致群众抵抗，双方利益无法达成一致所造成的。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暴力拆迁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以GDP为本、以政绩为本。

　　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政绩，一律以GDP为本，不顾民众反对，在地方大搞大拆大建。城市不再是以是否适合群众居住为标准，而成了自身政绩的表现方式，这就是所谓的面子工程。一旦群众不配合拆迁工作，地方政府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来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

2、直接原因是个别开发商使用非法手段进行强拆。

　　地方政府为了避免造成与居民的直接冲突，让开发商来完成拆迁工作。而个别开发商有恃无恐，为完成拆迁而不惜对所谓的“钉子户”停水、断电，甚至威胁、恐吓，强行拆除居民房屋。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得不与之抗衡。

3、主要原因是相关赔付不合理。

　　一些地方将国家规定的款项私吞，或者开发商不能给予合理的条件，导致居民拆迁后可能失去居所。居民为了以后的生活不得不努力维护自身的权益。

4、间接原因是房价上涨过快、房价过高，居民无力购买住房。

　　近年来，各地房价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很多百姓凭现有工资无法负担如此高的房价，买不起商品房。而自己居住的地方又面临拆迁，拆迁赔付款也不合理，居民面临“居无定所”的困境，不得不“以死相拼”。

5、其他原因：现行规范拆迁行为的立法不到位、拆迁群众缺少及时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一些“钉子户”过于贪婪。

　　现行规范拆迁行为的立法不到位：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行为。

　　拆迁群众缺少及时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相勾结”，拆迁群众没有利益诉求渠道，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抵抗。

　　一些“钉子户”过于贪婪：各地进行拆迁的地方多数都是老旧城区，多数拆迁群众的经济收入比较低，生活不是很富裕。有一些“钉子户”希望通过一次拆迁来“咸鱼翻身”，对开发商狮子大开口。一旦开发商无法满足其欲望，这些人就会采取各种极端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近日，黑龙江庆安县接连上演恶性暴力强拆事件，导致多名群众受伤，并引发当地社会极度不安。两周之内，至少三起暴力强拆一再上演，安庆县政府至今未给公众拿出一个答复。该拿什么来阻止接二连三的暴力强拆，这个大大的问号已经不只是安庆百姓自己的疑问。

　　尽管国务院一再重申不得使用暴力拆迁，尽管新拆迁条例早已经实施，尽管行政强拆进化成了司法强拆，但是这还是无法终止一些地方接二连三上演的暴力强拆。

　　针对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诸多纠纷，国务院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定，并明确规定严禁非法暴力强拆，但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和腐败行为，使中央的“三令五申”变为一纸空文，新拆迁条例更有被架空的危险。

　　近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可谓突飞猛进，而与此同时带来的是新一轮的抢地运动。城市扩张，农村建设，越来越多的城郊居民和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和土地。对于老百姓而言，土地就是民生的根本，家园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石。盲目的城市扩张和农民“被上楼”背后，某些地方政府把土地作为发财的砝码，圈地运动在中国一些城市正在兴起。打着公共利益和发展经济的大旗，对中央明令严禁的强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地里与开发商勾结，一再纵容开发商非法暴力强拆，在充当利益保护伞之余把老百姓的安危抛的九霄云外。倘若，面对开发商疯狂的暴力拆迁，没有了政府的保护，老百姓还能靠谁？

　　“宜黄案”触目惊心的场景还在脑海中浮现，没有了政府的保护，面对凶神恶煞的暴力强拆老百姓的利益往哪搁?是为了公共利益也好，是发展经济也罢，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该成为枉顾生命，从而不顾代价暴力强拆的借口。倘若恶性强拆得不到有效制止，政府不为百姓利益着想反而和开发商站在一起，恐怕拆迁悲剧就无法有效遏止。开发商有没有权利去执行强拆，法院有没有下达强拆判决，土地审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这一系列的问题至今未有答复。庆安县政府拒绝接受媒体采访怕对自己不利，可老百姓的不利该谁来给负责?强拆悲剧一再上演，恐怕是牺牲了部分拆迁户的个人利益去满足所谓的“公共利益”。

　　对于老百姓而言，土地没有了，房子没有了，补偿是否合理?这都需政府来积极主动的协调办理，对暴力强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显是在纵容开发商违法行为。强拆背后的利益分配黑幕以及其中的腐败问题，是强拆歇斯底里进行到底的罪恶推手。是“刁民”漫天要价，还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商勾结与民争利，中国的拆迁市场还需进一步完善。“怒火中烧”的悲情如果还不能唤醒我们的良知，生命代价的证明如果还不能让法律制止这种悲剧再次发生，那么究竟是社会背离了人性的初衷，还是利益高于了生命？

　　政府是老百姓的依靠，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保障，倘若没有了政府的保护，没有了法律的公正，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该拿什么来面对这疯狂的暴力强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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