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窃听了我的电话？

这场窃听风波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升级成愈演愈烈的风暴，触动着英国人对媒体良心的拷问。

英国《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在撰写有关《世界新闻报》窃听遭劫女孩的手机的报道时，曾对编辑说，这是他迄今为止写的最有力量的稿子。

但是，他没想到，这篇报道出炉后引起的反响竟如此之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不仅撼动了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而且在英国政界及警界掀起轩然大波。

短短一个星期内，一个又一个辞职声明，一封又一封道歉信，一张又一张逮捕令——这场窃听风波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升级成愈演愈烈的风暴，触动着英国人对媒体良心的拷问。

窃听不是秘密

43年前，37岁的默多克以3400万英镑收购了《世界新闻报》，开启了传媒资本扩张的新时代，之后他陆续收购了《太阳报》、《泰晤士报》等报纸，小报文化，活色生香；如今，就在这个耄耋之年的“传媒大怪”准备收购筹谋已久的英国天空广播公司时，《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毁了一切计划。

电话窃听对英国小报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最近10多年来，传媒竞争激烈、报业利润压缩，小报为了脱颖而出，便尤其热衷挖掘明星吸毒、政客婚外情、王室成员出丑等新闻。有《世界新闻报》的前记者说，为了获取独家绝密消息，报纸或记者会用尽千方百计，包括雇佣私家侦探，入侵跟踪目标的手机语音信箱等。此种“黑暗艺术”不仅在《世界新闻报》常见，在其他媒体也被滥用。

《世界新闻报》的前编辑保罗·麦克马伦透露：“电话窃听非常普遍，据我所知，1/4的英国报纸都这么做，安迪·库尔森(《世界新闻报》前总编)肯定知道。只要去买一个接收器，拿着它呆在监听目标的房子外面，就能窃听到电话内容。我记得有人这样抄录了查尔斯王储和卡米拉的谈话，戴安娜王妃与情人的电话也被窃听过，英国的电话窃听已有很长的历史。”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早有案底。2005年11月，三名英国王室家族的高级助手发现，他们手机语音信箱中自己未曾听取过的信息似乎遭人窃听。与此同时，威廉王子的私人信息被《世界新闻报》披露，而这些相当私密的信息应该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

2006年1月，警方把调查目标锁定在《世界新闻报》王室新闻报道记者克利夫·古德曼以及私家侦探格伦·穆尔凯尔身上。这两个人拥有接入王室助手手机语音信箱的PIN代码。同年4月，《太阳报》以“哈里埋脸大波女，舞娘欢笑王子笑”的夸张标题独家报道了哈里王子光顾脱衣舞俱乐部的消息。伦敦警察厅追查到古德曼和穆尔凯尔窃听了哈里的手机。古德曼还发表了有关哈里女朋友的后续报道，标题竟是引用威廉王子与弟弟私下通电话时开玩笑所说的话。

事后警方搜查了古德曼和穆尔凯尔的办公室，一共搜集到了4000多个潜在窃听受害者的手机号码。但是警方并没有通知所有潜在受害者，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他们只是有选择地通知了几个人，比如政府官员、警察以及军方人士。当时议会成员乔治·盖洛维在得知自己手机被监听后大为吃惊。当他追问是谁窃听他的手机时，警察厅却拒绝进一步透露情况。

当时的风波以古德曼和穆尔凯尔向王子道歉并获刑入狱告终，《世界新闻报》和新闻集团坚持窃听只是这两个人的个别行为，与其他人无关。事情似乎就这样渐渐淡化。

直到《卫报》记者戴维斯捅破了《世界新闻报》在2002年雇人窃听失踪少女米莉的手机、扰乱警方破案一事，英国民众才哗然，窃听对象不只是名人政要而已，连普通人都未能保住隐私，甚至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家属、美国“9·11”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属都成为窃听对象！

愤怒之情如熊熊烈火，“烧”掉了有着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也让新闻集团火烧眉毛。

“对不起”

事发后，新闻集团内部与《世界新闻报》相关的高管相继辞职或被捕。

7月8日，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前新闻主管、前《世界新闻报》主编安迪·库尔森因为涉嫌贿赂以及“合谋窃听通信”被捕。但库尔森本人否认对《世界新闻报》员工的窃听行为知情。

7月15日，新闻集团旗下国际新闻公司首席执行官丽贝卡·布鲁克斯提出辞呈。这个曾任《世界新闻报》主编、被默多克视为女儿的小报女王写道：“我们那么爱惜的公司的威信，以及所敬仰的新闻自由的精神，可现在这一切却都岌岌可危。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感到应该对那些被我们所伤害到的人们负有责任……”

就在同一天，新闻集团旗下道琼斯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斯·欣顿宣布辞职，他对本次电话窃听事件的受害者表示道歉，同时表示此前对该事件毫不知情。

7月16日，一下子失去两名爱将的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默多克，在英国所有7家全国性报纸上刊登了签名道歉信，“我们对所发生的严重错误表示抱歉。对受影响的个人所遭受的痛苦深感抱歉。我们对未能采取更快速的行动表示遗憾。我知道简单的道歉是不够的。我们的业务理念是一个自由、公开的媒体应当成为社会的正面力量。我们仍需努力。

默多克还向米莉·道勒的家人亲自表达了歉意。

17日，英国警方逮捕了丽贝卡·布鲁克斯，她成为《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东窗事发后被拘捕的第10人。

辞职潮甚至波及英国警方。17日晚间，伦敦大都会区警察局局长保罗·史蒂芬森辞职，他表示，作为警察局长，他对目前警方的处境“负有完全的责任”。而此前有报道称，警察接受金钱向《世界新闻报》提供内幕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7月18日，《世界新闻报》前记者肖恩·霍尔被警方发现在家中死亡。47岁的霍尔曾称该报前主编安迪·库尔森鼓励下属采用窃听手段，正是他的揭发，导致库尔森被迫辞去首相新闻主管的职务，并把《世界新闻报》推向“窃听门”的深渊。警方没有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据霍尔朋友的口供，身体不好的霍尔可能是自然死亡。

业内人士纷纷猜测，新闻集团旗下的多家媒体可能面临易主风波，而已经80高龄的默多克也可能辞去新闻集团CEO的职务。默多克的儿子詹姆斯本来被视为传媒帝国的接班人，然而过去几天，传出了新闻集团正在考虑提拔COO蔡斯·凯里接任默多克首席执行官职务的说法。但是一位董事会成员否认了这一报道，称独立董事完全支持默多克。

新闻精神在哪儿？

道歉并没有为默多克挽回多少分数。反而连新闻集团旗下的《华尔街日报》也遭到了口诛笔伐。

默多克的办报理念是追求眼球效应，因此很多人认为他背离了新闻精神、对出版内容干涉过多。几乎默多克每收购一家报纸，就有一批声望颇高的记者和编辑提出辞职，譬如《星期日泰晤士报》曾经的著名记者、两次获得英国“年度记者”奖的菲利普·奈特利。2007年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同样引起很大争议，外界评论这份商业报纸是否就此降下格调。

窃听丑闻发酵后，7月1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乔·诺塞拉嘲讽为“公关稿式”的采访。默多克通过《华尔街日报》首次“正经”地公开回应窃听丑闻。他表示，新闻集团在应对窃听丑闻过程中犯了些“小错误”，“没什么损失无法修复……我们在这个国家(英国)享有良好声誉”，但承认自己“有点气恼有点累”。

默多克的儿子詹姆斯负责新闻集团欧洲和亚洲事务。《世界新闻报》卷入窃听丑闻后，外界质疑詹姆斯反应迟缓、处置危机不力。默多克为儿子辩护：“我觉得他已经尽可能快地行动，已经尽力而为。”

乔·诺塞拉毫不客气地针对这篇报道评论：《华尔街日报》已经“福克斯化”，这不仅体现在《华尔街日报》开始削减文章长度、加重政治口味、偏向美国共和党，还表现于在窃听丑闻上替新闻集团说好话。

乔·诺塞拉说，《世界新闻报》的丑闻不仅仅是电话窃听和贿赂警方，而关乎默多克岌岌可危的传媒帝国及其一度不可动摇的家族地位。如果是老的《华尔街日报》，就该按着这条线索追问下去。现在呢？即便所有英国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在做这个新闻，《华尔街日报》一开始却选择无视。直到无可回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避重就轻。《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评论员斯塔克曼说，这份报纸的报道“显然是残了，而且远远低于真实水准”。

诺塞拉说，整篇报道没有就默多克的说明提出任何质疑，至少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提出：他何时知道电话窃听事件的？他何时知道记者向警方收买信息的？采访的记者要么就是被告诫不要多问，要么就是自我审查地认为他不该问。“《华尔街日报》里的那些优秀记者真应该把头埋于羞愧之中。”

政界震惊，警界尴尬

默多克的传媒帝国被比喻成一条八爪鱼，因为它的触角无处不在。

英国历届首相选举和政府成功施政，默多克的媒体支持起着很大的作用。早在1979年，新闻集团在英国的报纸就支持撒切尔夫人及保守党执政，《太阳报》、《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均宣扬保守、亲商路线。

有媒体称，默多克与前首相布莱尔关系甚好，两者的政治立场相近，双方都支持伊拉克战争。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提姆·贝尔(Tim Bale)认为，无论对错，英国的政治家们都认为，在没有默多克和他的报业支持下，自己难以赢得大选的胜利。而伦敦城市大学政治新闻专业教授艾弗尔·戈贝尔说，默多克和英国政界人士来往颇深，这也是他能长期在英国媒体圈游刃有余的重要原因。

2010年5月，默多克旗下报纸支持卡梅伦成为英国首相。随后，卡梅伦就招募《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库尔森成为他的媒体联络高官。

就在一个月以前，默多克还在伦敦金斯敦公园橘园内举办了每年一度的英国精英大聚会，邀请了英国政界、新闻界的高层以及社会名流一同举杯畅叙友谊。英国首相卡梅伦夫妇、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夫妇，以及多位英国政府高级官员都受邀与会。

然而如今，英国政治家纷纷与默多克的关系画上了休止符。卡梅伦严词抨击窃听行为“可耻”和“恶心”，并且提议成立一个比“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更独立的机构来处理今后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卡梅伦的严词能获得多少认同，又是另一桩事。

也有受窃听之害的首相。2011年7月，前首相布朗还指责《星期日泰晤士报》雇佣“罪犯”搜集他的银行账户、文件、传真等资料，还窃取其儿子的病历信息。他要求警方调查电话遭窃听事件。结果警方的回应是不清楚小报是否偷听了他的电话。

就在英国议会各政党纷纷表示震惊的时候，伦敦警察厅却遭遇着一场大尴尬。

《纽约时报》记者调查称，将近4年的时间里，当初从穆尔凯尔家中搜得的6大袋的证据就尘封在档案室里，里面有11000页手记，记录了近4000个可能被《世界新闻报》窃听手机的名人、政客、体育明星、警察官员及刑事案件受害者。但是从2006年8月到2010年秋季，伦敦警察厅没有人认真梳理过这些材料。警方反而向议会、法官、律师及潜在受害者、媒体、公众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小报窃听涉及到更广的范围。

直到这个月初，窃听风暴升级，警方才不得不承认，没有妥善处理案件。继伦敦大都会区警察局局长保罗·史蒂芬森之后辞职的助理警察总监约翰·耶茨说，他没有认真检查过当初的那些证据。一名前高级警官说，警方对应该怀疑的人过于懒散，而有些官员本身就有问题。

一名退休警察说：“这太令人尴尬，简直是悲剧，严重损害了一个优秀调查团队的名誉。现在警察厅的领导能力也受到质疑。”

英国议会成员说，他们被那些穿梭于政界和国际新闻公司的人搞得头大。有一个新闻集团前高级编辑在窃听丑闻期间居然还去了伦敦警察厅当媒体顾问。

有证据显示，2006年窃听丑闻初爆期间，国际新闻公司旗下报纸编辑还和耶茨等人吃过饭。保罗·史蒂芬森也与公司执行官、编辑等在调查期间吃过18次饭，其中8次与《世界新闻报》前任副主编尼尔·瓦利斯会面。

当时警方只知会了一小部分电话遭窃听的人。电话窃听受害者代表律师里德说，“不作深入调查是一回事，不告诉受害者又是另一回事。”

现在警方重启调查，除了审问已经逮捕的涉案记者和编辑外，还另开一宗，调查某些警官是否向《世界新闻报》或者其他地方出卖了信息。

伦敦助理警察总长安迪·海曼在2006年调查窃听案期间与《世界新闻报》编辑吃过4次饭，但他否认与编辑讨论了调查内容。2007年12月海曼离开警察局，很快就为《泰晤士报》撰写专栏。3个月后，《世界新闻报》前副主编瓦利斯就被聘任为警察厅的媒体顾问，而史蒂芬森为他开出了将近4万美元的薪酬。

去年秋天，伦敦警察局才被迫面对自己的失职。20多个人就窃听事件起诉国际新闻公司，要求警方公布私人侦探穆尔凯尔的记录。在这个40岁的侦探笔记本里，清楚记录着他所帮助窃听电话的记者或编辑的名字，这也成为警方的证据。

现任和前任警方官员称，就在伦敦警察厅开始调查窃听案后，有5名高级调查员发现他们自己的电话可能也遭到《世界新闻报》的窃听。而至今为止，只有170个遭窃听的受害者得到了通知。

警方的第二轮行动就是要确定到底有多少警察收受了《世界新闻报》及其他记者的贿赂。现在警察厅里的气氛很尴尬，每个人都想洗清自己脚上的泥巴。警察局的公信力也正遭受挑战。

打造美好明天的机会

有观察家建议，默多克今后应完全脱离报业，至少应完全脱离英国的报业。还有业内人士认为，警方在未来数月会持续调查，而监管和政治环境也必须要有改变。默多克等人面对其影响力和道德规范的监管调查时，各新闻报章可能也需要自省。

《卫报》评论员亨利·波特说，电话窃听及所有相关腐败丑闻揭露了英国社会当下的一个巨大失败——默多克的势力竟然渗透政治、媒体和警方。

去年选举过后，看似没有什么改变。事实上，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为那些利益相关者开了更多绿灯，对新闻集团收购天空广播公司准备放行——尽管这项收购将有损英国社会利益。亨利·波特说，几年前，我们就该限制个人或财团对国家报纸及传媒公司的控股。默多克拥有四家报纸及天空广播公司39%的股权，还想要收购全部股权，这太多了。应该规定一个人只能拥有一家日报，一家周末报刊，或者一个广播公司，免于权力过于集中。

他认为，英国需要全方位的隐私立法，而不是什么软弱的人权法案保证。所有人，无论所处阶层的高低，都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远离小报、网络的隐私侵犯。如果这一基本权利没有实际的法律保障，所谓的自由社会就不存在。

他说，我们需要对英国警界的职业道德、文化、效率以及招募作一个全面的评估，调查窃听丑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整体评估他们是否称职。

而公众也需要调整态度。正是平时对名人私生活及内心世界的不尊重、对八卦消息的追捧，才促使小报记者们不择手段地窃取信息。亨利·波特呼吁，从尊重别人隐私开始，是作为公民的一种道义责任。“这是一次光荣而有意义的改革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