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发改委处长名单:一批老人默默奔走:4200抗战飞行员不能无名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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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老人默默奔走:4200抗战飞行员不能无名而死2009年05月12日 09:13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

原美国援华抗日志愿航空队的老战士爱德华上校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寻找当年牺牲战友的名字。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如同电影《集结号》中那个叫谷子地的老兵一样,真有这样一群老人十多年默默努力,只为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抗日烈士英名。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为了4200名抗战飞行员的英灵

“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最后连名字都没有。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

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电影《集结号》的海报上这行醒目的文字,总是容易让人产生时空交错之感。那一座座高耸着的“无名”墓碑,触痛了今天人们内心中那根最柔软的弦,撕心裂肺,欲罢不能。

就在《集结号》热映的同时,一个消息从南京传来:2007年12月30日召开的南京航空联谊会成立15周年大会上披露,专家们又发现了900多位抗日航空烈士的姓名,其中包括500多名中国航空烈士和404名美国航空烈士。

900多人的姓名同时被发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电影中,谷子地幸运地找到了司号员,他的47名烈士兄弟因此得以不再“失踪”,烈士家属得到的小米抚恤也可以相应地从200斤提高到700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烈士们牺牲的土地上,不知已经收获了多少茬庄稼,而他们的真实姓名却刚刚为后人所知。他们的家属当年是否也有700斤小米可拿?发现烈士姓名的专家又是怎样一群人?

驼峰是抗战航空人员阵亡数量最多的地方,数百架飞机和上千名中美飞行员在这里牺牲。图为驼峰坠机的残骸。

一份名单引出一群老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在抗战中抛洒热血,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什么都不顾,今人不该忘记他们。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头都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工作。”1月4日中午,73岁的陈立诚老人说。

在没有太多的官方支持,没有经济上的报酬,也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给记者寄一份资料的邮费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一群老人默默地投入到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烈士英名的工作中。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而在这些名单背后,有一群几乎快被人们遗忘的老人。他们的名字虽然或许不曾多么响亮,但每个人的履历却都几乎足以构成一部中国的近代史。

华人杰,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1944年参加举世闻名的“驼峰空运”,担任中国航空公司(CNAC)副驾驶。后曾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2001年7月辞世。

王坚,76岁,曾在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其妻舅参加了1949年11月9日香港“两航”起义,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投入祖国怀抱。现任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

万永熙,89岁,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在北平美军总部工作,并曾在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进修,当年作为美军技术雇员与陈赓大将相处多日,建国后在中科院工作,1968年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717”的显示器就包含他的辛劳,该显示器能显示256个汉字,是最早的汉字显示器之一。

陈立诚,73岁,南京航空联谊会常务理事。

……

亲历者,相关者,包括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老人,都投入到整理烈士名单的工作中。“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最后却连名字都没有。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华人杰之子、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华建宁说。

参与烈士名单搜集和整理工作的万永熙老人

晚年的寻找

因为父亲的缘故,华建宁十分了解寻找和确认烈士名单的不易。当年曾与美国人一起飞越驼峰航线的经历,使华人杰成为发起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时是1992年,我父亲跟王坚商量要为抗日航空烈士立碑,然后就开始找烈士名单。”活动很快得到北京航空联谊会、南京航空联谊会等机构和个人的支持。“父亲在北京航联会工作了13年,非常投入。他为推动、组织在南京、昆明、桂林修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等纪念地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子女,我们开始都认为建碑只是一种想像,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也不太希望老人家这么辛苦,何况他们也没有钱。但是父亲说,没钱也要办大事……”华建宁说。

 

据陈立诚回忆,美国飞虎队协会、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等都参与了名单搜寻工作,中国的名单则以来自台湾方面的资料为主。“苏联烈士当时有完整的档案,相对好确认,而中美的名单比较凌乱。”由于确认名单需要详细的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籍贯、参战时间、牺牲地点等等,所以整个工作冗长而庞杂。在中美烈士名单搜集过程中,夏华(音)和万永熙起了很大作用。

夏华也是北京航空联谊会成员,她的丈夫1946年6月曾作为副驾驶参加国民党起义,驾驶B24轰炸机飞奔延安。“当时台湾有一本《忠烈录》,记载的都是牺牲的很有名的飞行人员名单。”这本小册子,加上当时一些健在的老飞行员的回忆对照,成为夏华确认中国航空烈士名单的主要来源。陈立诚说,此后经过北京航空联谊会的审查,再送到南京建碑委员会,“一关一关地过”,最后于1994年8月30日最终确认第一批中国航空烈士的名单。

与中国烈士相比,美国烈士名单的整理更加复杂。“联谊会委托陈香梅到美国国防部去问,华人杰也亲自去美国国防部数次,发现美国官方虽然有资料,但没人整理。”因为英语好,万永熙被华人杰请来负责收集美国烈士名单。

一个名叫Chick Marrs Quinn的美国女人出了一本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作者的丈夫1945年2月牺牲在印度飞往中国成都的途中,这位妻子后来花9年时间收集资料,并在1989年出版此书,详细记载了美军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上每架飞机出事的情况。“我就根据这个资料,以及华人杰跟美国的来往信件查,一点点确认。”1月5日,万永熙老人将保存的原始资料拿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看。

一张张已经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的英文记载着烈士姓名、职务、牺牲日期、部队番号,以及牺牲过程等等。每个烈士占据一行,他们的名字就静静地凝固在那里,仿佛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烽火硝烟。

在武汉“二一八空战”中牺牲的李桂丹上尉、巴清正少尉、吕基淳上尉

困难始料未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想到,这份珍贵的文稿是在一台破旧的电脑上完成的。“我在家里整理了两年,用老式计算机。”万永熙说。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老人们完全凭着一腔热情工作,可更多的困难还是意外地找上门来。

“没钱没权倒无所谓,还有一些人对我们做的事缺乏认同感。”王坚说,这些年经受了太多的困难,但不被理解是最令他们苦恼的。核心的问题很简单:你们到底是在为谁树碑立传?1995年建碑之前,万永熙曾两次去南京核实名单,他对这个争议记忆犹新,“当时我就想,这不是费力不讨好嘛”。

 

“那些人都是青年才俊啊,他们当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我们今天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每次说起这些,王坚都很激动,“我记得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得很清楚,不仅包括‘三年以来’,还提到三十年以来以及‘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牺牲的人民英雄。”

争议最后得以平息。南京航空联谊会网页如是描述建碑缘由: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缅怀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外航空人员的业绩,弘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他们就剩下名字了

寻找烈士的名录,烈士的家属应该最为感同身受。陈立诚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8年4月29日,日军为了庆祝天皇生日,派出佐世保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和护航的战斗机共54架,大规模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健儿和苏联志愿飞行员在近郊迎战。陈怀民,抗战时期闻名全国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少尉飞行员迅速迎战,最后猛撞敌机,与日本飞行员高桥宪一驾驶的飞机同归于尽。

在高桥宪一的口袋里,找到塑料袋包好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是他在日本的妻子美惠子写的,主要是表白自己很孤独,希望他早点回国。这个消息被陈怀民的妹妹陈难知道后,写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给美惠子,告诉美惠子:“日本军阀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陈难的老师将信拿给作家郁达夫修改,郁回答八个字:“心灵之作,不必修改。”这封信连续刊载在《武汉日报》上,并译成几国文字在向全世界传播。

 

陈怀民烈士及中国空军当时的伊-16战斗机

“陈难在年老时还关心我们修墓建碑工作。”虽然家里不富裕,但她还是捐了1000块钱。临终前,仍对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建设进度念念不忘。

 

类似的故事很多。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当天上午,就有广东的一名烈士后代给南京航空联谊会打电话,开口后第一句话就问:我爷爷在不在你们那里?而美国飞虎队老兵、韩国烈士家属、苏联老兵等,都曾来到纪念碑前凭吊。“为什么很多美国人来看纪念碑?他们就是找亲人的名字。这么多年,就剩下名字了!”华建宁激动地说。

更大的构想

1995年,第一批3304名烈士名单刻在碑上后,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无法核实。“特别是外国人名字很多残缺不全,有的是有名没姓,有的是有姓没名”。

10年后,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裴效贤(音)通过江苏省外办找到王坚,问他有什么打算。王坚想到了手头几百名美国牺牲烈士的残缺名单。“他立刻表示很感兴趣,愿意帮忙。”后来又找到美国国防部,以及在夏威夷的美国空军史料研究室。

作为二战老兵的后人,华建宁也参与了核实第二批烈士名单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帮王坚找人,核实情况。从2005年初开始,前前后后折腾了1年多的时间。”华建宁说。而据陈立诚介绍,中国航空烈士第二批名单则是根据台湾的《忠烈册》。与《忠烈录》相比,前者更多是军士级的飞行人员。

900多位航空烈士的姓名,将被补刻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对王坚他们来说,更大的愿望是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早日建成。“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今年4月3日将举行奠基仪式。”王坚说。(国际先驱导报/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