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屋什造为什么变黑发:由苏杭副市长同日被执行死刑看如何跳出反腐困境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4/28 14:26:14

       7月19日的新闻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一条：新华网快讯：最高人民法院19日消息，在对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依法核准死刑后，这两名罪犯已于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如今，反腐败形势的总体评价还是四个字：仍然严峻。何以类似的亿元腐败案件频出？还先后发生在苏杭这一地区。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姜人杰和许迈永的案件有五个共同点：一是都是副市长，二是所贪资产都过亿元，三是都曾分管过城建、新区、新项目开发建设等等有“油水”的项目，四是都知道在亲商、富商的同时，让自己也先富起来；五是他们本身都有显赫的政绩，主管苏杭地区。可笑的是，他们处的苏杭，历史上也都有不少的廉洁官吏。苏州的况钟、杭州的于成龙，还有太湖的暴式昭、以及在这两个地区为政的苏东坡等名人，都被这两位嘲笑了。在他们面前，一切的贪污腐败记录统统作古。两地有言：“苏州学得像，杭州又改样”。这次，因为两位副市长，这两个人间天堂又被放在了一块，不是因为这里盛开的鲜花，而是因为另外一种方式。这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因为体制机制制度的弊端所致。
   目前反腐败陷入困境的原因，《瞭望东方周刊》认为“，缺乏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无法实现宏观层面的体制、制度突破，只好抓中观层面的机制突破，以便通过巡视、派驻，使同体监督有所改观。” 中观层面不便深入，就不断把工作向微观操作层面铺开。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纪委，工作细微到上马路检查乱收费，下矿井察看矿难事故，到基层监察效能情况。纪委查办的案件越来越多，教育面越来越宽，纠风越来越细，而监督的缺位、虚位和不到位改进不大，也越来越疲于奔命。
   于是，8小时内的监督明显受阻，有的就转向抓8小时外的监督；对官员本人难以监督，有的就转向监督其配偶、子女、秘书；查处窝案、串案容易影响稳定，有的就搞定点清除、量体裁衣，而不再深入查处顺藤摸瓜。这种方式因为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所以也没有达到预期的质和量的变化，反而有恶化的趋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解决腐败问题，我们应当打破思维定式，走一条减法之路。也就是科学分解党内权力。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就想出了“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的奇招。殊不知，“一把手”凭借过分集中的权力，让更依附于他的人掌管人、财、物，效果远胜于他自己直接分管。
   如果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不能得到根治，民主就难以生存，监督就难以有效，体制就难以健全。失去监督的权力，不仅容易腐败，而且也容易逃脱惩处。腐败一旦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保持一种“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态势，就会在局部出现人心思贪的现象，就会在一些人中间为没有机会腐败而喟叹，就会在部分人中出现笑廉不笑贪的心态。
   如果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可以发现其权力结构设计颇有可取之处。皇帝拥有决策权，宰相郡守县令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执行权，同时还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独立于行政官员的御史制度，并赋予其监督权。也可向现代企业借鉴党内分权。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常由决策机关（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执行机关（总经理及各级经理人员）、监督机关（监事会）等三大部分组成，分工明确，制衡有效。
诚然，反腐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查办案件。但是中国反腐战略的取胜之道在查办案件之外。要跳出反腐困境，最需要的是反腐战略思维的创新，是反腐体制的创新，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语）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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