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铃儿响叮当五线谱:惟有制度方能终结“亿元贪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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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制度方能终结“亿元贪官”时代
2011-07-20 13:34:59 来源：国际在线专稿 编辑：王瑞芳 贪腐发生的本源，绝非贪腐之心，而在于制度放任，换言之，若非圣贤，大多人在某些权力岗位都会走上寻租之路，这也是部分职务“前腐后继”的根本。最高法昨日公布两起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依法核准死刑后，已于当天上午被执行死刑。来自最高法的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2010年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上升了7.2%，反腐形势仍不容乐观。（7月20日《新京报》）
苏杭两市原副市长因“贪腐过亿”而被执行死刑，这在“慎用死刑”成为司法趋势的今日，其判例意义远大于执行意义。犹记得最高人民法院5月24日发布的2010年年度工作报告提到，“今后，将在全国范围内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与此说法相辅相成的是，最高法称，对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依法当判死刑的，坚决判处死刑，绝不手软。此外，最高法还将制定渎职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为加大对相关犯罪的惩处力度提供法律依据。由此，中国司法严惩职务犯罪之决心可见一斑。
乱世重典。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19日在北京透露，201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27751件，生效判决人数28708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5906人，贪污贿赂案件占同期审结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84%。然而即便如此，众多贪腐案件的判处仍让民意郁结在心。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在刑法正式施行30多年后，在“亿元贪官”时有出没的今日，还有多少人记得现行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便形同虚设”，敬畏法律已成为法治社会应有之义。法律被信仰、被敬畏的前提，就是违法必究、罪刑法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权力没有得到严密而有效的掣肘，则严刑峻法就是社会正义自我实现的最后通途。据最高法院官方披露，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五个单位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置换等事项上牟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许迈永则再次刷新纪录，法院认定这位人称“许三多”的前杭州市副市长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索取、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近两亿余元。可见，若对此类案件抽象化鼓吹“少杀、慎杀”，不是捍卫法律、恰恰陷法律于事实上的不义之境。
以法律惩戒贪腐，固然可以杀鸡儆猴，然而对贪腐本身而言，仍不能算是治本之策：一者，即便是死刑，既不能拯救灵魂、也无益于重挽损失；二者，贪腐发生的本源，绝非贪腐之心，而在于制度放任，换言之，若非圣贤，大多人在某些权力岗位都会走上寻租之路，这也是部分职务“前腐后继”的根本。
考量职务犯罪的重要领域，无非是人事权、执法权、审批权、监管权等自由裁量，加之土地上的诸多环节“无法无天”，客观无私的公权自然日益“西西里化”。法律再严苛，也不如制度预防有效。毕竟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我们不能总在“底裤”等问题上纠结，社会秩序当有更文明、更高级的“审美”。（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