铀235 钚239:2000年美国的中国军力报告

 美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全文美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全文
  报告认为，中国基本的国家目标是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统一的和
  繁荣的国家。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视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同
  时也把发展军事力量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该战略强调必须促进积极的环境影
  响，最大限度减少消极影响。中国还提出一项“安全新概念”，主张在多边对
  话和各国保证摒弃对别国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威胁、压制和军事干涉基础上寻求
  国际安全。中国的安全战略，是希望成为东亚地区各国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
  该战略旨在维护它在台湾、南中国海及其周边其它地区的主权利益，保护其经
  济利益，同时促进地区稳定。但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中美关
  系以及美国对韩、日、澳关系的影响。
  　　 认为中国的军事战略重心是准备应付中国东南一侧、特别是台湾海峡和南
  中国海的潜在军事突发事件。中国的军事战略强调获得抗衡台湾和其它区域军
  事力量的能力，以及准备对付在任何冲突中美国可能动用的力量。该战略高度
  重视在中国周边部署能在未来快速投入战斗并赢得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区域战
  争的部队。在传统上，中国防务战略的重点是保持一支能承担范围广泛的内外
  使命的大规模武装力量。过去十年，解放军的战略重点开始转移，从以人民战
  争为特点的大规模陆地持久战，转向中国周边小规模的地区冲突。解放军的规
  模和结构也随之进行了重大调整。目前，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点集中于导弹、
  航空和海军军备，但也包括地面快速反应部队。
  　　【本刊讯】美国国防部６月２３日发表一份报告，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全文如下：
  中国综合战略、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目标
  一、中国的综合战略
  中国基本的国家目标是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统一的和繁荣的国家。它依据它与其它“大国”的关系估量它的国家地位。北京显然希望作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大国得到承认。中国自认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具有核能力的军队、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以及日益发展的经济，使它具备了一个大国的大部分特征。它希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与其它大国“比肩而立”。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中国认为它最快将在２０５０年之前达到“中等规模”大国的地位。中国还希望通过产生足够的“实力”成为亚洲的支配力量，使在亚洲的任何其它国际角色不首先考虑中国的利益便不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
  　　中国分析家根据衡量“综合国力”确定各国的地位。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几位战略顾问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设想出了这种计算方法。这种方法依赖对一个国家多层综合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或“子系统”从质和量的方面进行动态的测算。利用这一方法，中国的分析家对４个子系统进行衡量：１．物质的或硬性实力（自然资源、经济、科学和技术、国防）；２．精神的或软性实力（政治、外交、文化和教育）；３．协调能力（领导组织、指挥、管理和国家发展的协调）；４．环境力量（国际环境、自然环境和国内环境）。
  　　按照西方对“综合战略”这一术语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尚未明确提出指导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和态度的“综合战略”。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特别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国际稳定局面的需要。我们可以根据高级领导人的正式讲话、政府计划文件和政府部门的材料推断，中国近期相当于“综合战略”的计划是它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目标是全面提升国力，使北京实现其长远国家目标。该发展战略是邓小平最早在７０年代后期作为“四个现代化”提出的。邓小平去世后，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中国领导层确认了这一战略。
  　　根据这一思想基础，中国的综合战略寻求全面提升国力，使北京能够实现其长期的国家目标。这一战略的基础是这样一种设想：在一个“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国际形势的主流、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时代，经济实力已成为综合国力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北京把努力的重点转向促进经济高速稳定增长、提高科学与工业的技术水平、开发中国陆地和海上的国家资源、寻求中国分享全球资源的权利。
  　　虽然这一发展战略认为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北京的战略同时也把发展军事力量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次要补充而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以确保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保护重要的国家利益，支持一项旨在争取最终发挥大国作用或成为亚洲支配力量的政策。然而，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把军事现代化排在四个现代化的第四位。在北约对科索沃采取“盟军行动”———包括１９９９年５月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之后，中国一些官员对重新确定国家要务的轻重顺序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提升了国防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然而，在１９９９年８月北戴河会议上，高级领导层决策者重新肯定了强调经济增长、科技发展和资源开发这样一种顺序。
  　　除了发展国家实力中物质的“硬性”成份（自然资源、经济、科技、国防）之外，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还努力发展综合国力中的政治、外交等“软性”组成部分，因为它认为它们能决定一个国家物质力量的效能。北京正努力加强其“软性”国际力量，其措施是完善国家政策和决策能力，改善对外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关系，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中的作用和贡献，将国民人均收入增至全球先进国家的平均水平，改善包括卫生和教育在内的人民生活社会福利质量，以求达到世界主要国家的水平。
  　　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还特别重视“统一”和“协调”国家力量的组成部分，其思想基础是这样一种观点：需要对国家实力中物质的和经济的（硬性）与精神的（软性）这两种成份进行宏观调整、控制和协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高层领导经常强调“党建”的重要性，这包括改进和加强党和政府的控制机制、使党的一代代接班干部年轻化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中国共产党还特别强调，通过以总书记江泽民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实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对有关国家力量中硬软两个组成部分的各种计划的管理是通过一些政府组织进行的，特别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防科工委。机构间的评估与政策制定由中共中央一些秘密的所谓“领导小组”负责，其中包括外交事务领导小组、台湾事务领导小组、财政经济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行使决策权。
  　　在使各种软硬国力组成部分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一些专家认识到，环境的“限制性条件”能够影响———积极地或消极地———一个国家发展这些组成部分的能力。具体地说，中国认为，国际的（世界结构与各种力量的对比）、自然的（资源、地理与生态）和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及其稳定性）环境能够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强调必须促进积极的环境影响，最大限度减少消极影响。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北京推动了全球力量对比从两极世界向多极结构转变，并寻求使其辽阔疆土的周边地区和国际舞台普遍有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环境。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增强了对付自然灾害———包括洪灾、旱灾、地震、瘟疫、饥荒和森林火灾———的能力。由于地理和历史造成的现状，包括土地开垦，中国特别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北京还努力充分开发其自然资源，并发展保护其进入北、东、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疆中可能资源丰富的地区的通道所需要的军事力量投掷能力。此外，中国正在采取软硬两手维持国内环境的社会稳定。在中国，经济改革措施造成或加剧了引发国内动乱的政治、劳工、农村、犯罪和民族等问题。事实证明北京乐于迅速遏制或镇压任何引起政治异见的新根源，包括在去年已成为全国性政治问题的类似宗教的法轮功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十年———特别是去年———的事态发展，促使中国一些上层人士对中国一贯所持对安全形势的乐观估计———“和平与发展”是国际形势的主流，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全球力量的对比正在从两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严肃地提出了疑问。中国高级领导人主要担心的是，美国想通过遏制中国的力量和阻止俄罗斯力量的恢复来维持它在欧亚力量对比中的支配地位。北京估计，华盛顿企图通过加强其与东京的安全联盟、通过北约东扩，维持一种“单极”力量态势。中国认为，俄罗斯内部麻烦重重，不可能持久地在与美国在欧亚的主宰地位的抗衡中扮演一个角色。此外，北京怀疑新的美日防务合作指针允许日本提高其地区力量投掷能力。北京还估计，美国部署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行动将是对中国核威慑力的可信性的挑战，并最终把台湾纳入其保护范围，而这一行动，将被北京视为对中国事务的公然干涉，促使中国进一步加强其在台湾对岸建立一支威慑性的常规战区导弹力量的努力。
  　　北约在科索沃的“盟军行动”成功后，北京认为，制约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或制约对涉及中国的潜在冲突局面的军事干涉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上层人士普遍把美国对科索沃的干涉看作为美国最终在台湾、或南中国海的冲突中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们还怀疑，在北京与西藏或中国西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内部冲突中华盛顿将公开或隐蔽地进行干涉。美国干涉科索沃事务的先例加剧了美国干涉朝鲜危机的倾向，而这一行动可能侵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长期利益。美国对莫斯科在车臣的军事行动的不干涉态度，或多或少地减轻了中国对“盟军行动”先例的担心，其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与南斯拉夫不同，中国和俄罗斯拥有具有核能力的军队。然而，北京对美国军队在涉及中国的潜在冲突的事态中进行军事干涉的根本担心依然是现实的。
  　　在北京看来，这些国际趋势正在造成一种国际环境，它将“限制”北京发展物质的、政治的、外交的和经济的硬、软两种国力的努力。
  　　中国认为，这一趋势预示，北京将难以同华盛顿建立一种特殊关系，一种将从根本上减弱美国“遏制”中国的任何企图，或鼓励美国为抵消日本不断发展的力量而同中国进行合作的特殊关系。
  　　此外，中国应付这种不利安全环境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发展抗衡美国在欧亚的势力所必需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它的选择是有限的。据悉，自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讨论抗衡美国力量的办法，其中包括加速军事现代化建设、寻求与俄进行战略合作和加强中国在国外的武器扩散活动。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北京的地位。
  　　中国似乎尚未断定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项都必然会改善它的安全环境。在９０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高级领导人顶住了国内要求提升发展国防力量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的压力，他们担心这样做会给确保中国经济增长并使之现代化的努力带来困难。北京认为，经济增长是维持国内社会环境稳定的重要因素；此外，对外贸易和投资对中国发展综合国力中物质（硬性）组成部分中的经济成份来说极其重要。中国领导人还猜想，提高防务在国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中的地位只会使华盛顿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并为日本加强其力量投掷能力的企图提供口实。过去几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战略家经常提醒中国领导人，不要受美国的刺激而陷入可能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脱轨的一面倒的军备竞赛。
  　　尽管就寻求抗衡美国力量而言，中国的选择有限，但它的安全政策和立场包含越来越多的间接或直接地从政治上反对美国的安全政策和立场的主题。北京频频在公开声明或私下讲话中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国际行为。北京还提出了一项“安全新概念”，主张在多边对话和各国保证摒弃对别国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威胁、压制和军事干涉的做法的基础上寻求国际安全。这一新安全概念特别抨击了双边和多边安全联盟，认为它们是冷战残余，只会削弱而不能加强国际安全。过去３年中，在其对美国在欧亚的安全政策难以掩饰的批评中，在各种外交论坛或公开论坛中，中国都以这种立场抨击美国强化美日安全联盟和鼓励北约东扩是削弱而不是加强国际安全。最近中国与俄罗斯合作，成功地说服了联合国其它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的一项决议，批评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中国对美国安全政策方向的批评，在部分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安全方面对华盛顿“遏制”和“包围”中国并怂恿日本以北京认为危害地区安全的方式扩大防御范围的明显企图的真正忧虑。然而，作出这种批评也是出于中国的这样一种看法，即美国的政策正在造成一种“国际”环境，它将“限制”北京全面发展其综合国力中的物质（硬性）和精神（软性）的各种组成部分的努力，并给它争取成为亚洲支配力量的努力增加难度。中国是在它认为有利的安全环境使它可以集中精力搞“和平建设”的时期开始努力发展综合国力的。在冷战后时期，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对这一形势的疑问越来越多。
  　　二、中国的安全战略
  中国希望成为东亚地区各国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北京奉行的安全战略旨在维护它所认为的它在台湾、南中国海及其周边其它地区的主权利益，保护其经济利益，同时促进地区稳定。
  　　北京最重视的是防止台湾进一步滑向永久分裂，其长远目标是最终按中国的条件实现统一。中国还寻求反对它所认为的日美之间日益密切的军事合作，防止它所认为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同时，它将继续珍视它从日本获得的技术、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利益。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也是北京的地区安全目标之一。中国在东亚的其它安全目标包括阻止发展并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特别是一个包括台湾在内的系统；捍卫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通过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组织促进其政治和经济利益。
  　　北京在该地区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它与华盛顿的关系及其对美韩、美日、美澳关系的看法的影响。中国将继续促进它与俄罗斯之间以在边界问题、贸易与投资和军事销售方面的合作为特征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南亚安全问题关注的焦点是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及北京维持南亚次大陆和平稳定的愿望。在中亚，北京在促进发展同其接壤的国家的能源资源、贸易和政治关系的同时，仍然担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新疆蔓延。
  　　在亚太地区之外，中国寻求加强其作为大国的地位。虽然北京主张双边外交，但它却寻求扩大其作用，寻求提高它在国际论坛中的声音。北京同时也在寻找经济机会，寻求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它仍然重视阻挠台湾寻求国际承认。北京仍然坚定不移地扩大它在欧洲、中东、拉美和非洲的政治与经济存在；然而，中国没有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存在的野心。
  　　对于台湾，北京特别强调它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台湾接受将“一个中国政策”作为旨在实现最终统一的谈判的基础的原则。中国坚持认为台湾应该参加为该岛最终根据“一国两制”框架与大陆统一而奠定基础的“政治谈判”。中国还谴责台北意在扩大其国际承认的行动。就台北而言，它反对北京“一个中国”的说法，要求北京在平等基础上与台湾打交道。台北一直断言，统一的条件是中国在经济和民主发展程度上达到与台湾相仿的水平。在过渡期间，台湾认为双方应把重点放在技术性或程序性问题上，如文化和教育交流，以及解决台湾在大陆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利益中出现的商业纠纷。台湾也大力抵制北京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努力。
  　　北京和台北都宣称，它们争取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然而，中国领导人拒绝放弃中国对台使用武力的权利。北京声称，如果台北宣布独立，或一个外部力量干涉台湾内部事务，它将考虑对台使用武力。与此同时，它继续使其军队为应付这种突发事件作好准备。此外，它将寻求影响台湾岛的政治进程，阻止台湾向合法的独立地位发展。
  　　虽然中国拒绝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权利，但北京始终强调通过与台湾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中国的一些人深知，同台湾交战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基本国策的重点仍然是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中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为此，北京力避可能威胁其经济发展和威胁其进入外国市场及获得外国投资和技术的渠道的行动。如果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北京将面临其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地位受到危害的风险，特别是在该地区同它之间仍有未解决的领土争端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地位。尽管如此，中国使用武力的决心仍不应低估。
  　　三、中国的军事战略
  自９０年代初以来，中国军事战略的重心就是准备应付中国东南一侧、特别是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潜在军事突发事件。中国的军事战略强调获得抗衡得到增强的台湾和其它区域军事力量的能力，以及准备对付在任何冲突中美国可能动用的力量。
  　　北京的战略高度重视在中国周边部署能在未来快速投入战斗并赢得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区域战争的部队，海湾战争和“盟军行动”使北京更清楚地看到必须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一个拥有先进信息技术和远程精密制导武器的敌手交战的能力。中国对一场正在出现的军事革命的看法加剧了发展打一场高技术战争的能力的紧迫感。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建立一支军队，使它能有效防范抵御任何地区敌手、维持领土要求的可信性、保护国家利益、慑阻台湾任何走向合法独立的行动和慑阻侵略。
  　　虽然地面部队现代化的地位靠后，但是其缩小规模和有选择地配备新装备的努力，则侧重于在较大规模的部队内部建立一个机动性更强、随时可投入战斗的核心部队。目前，北京正在精简武装力量的规模。人员的缩减有助于将解放军改建为一支由３个部分组成的军队。这３个部分是：可灵活运用于地区突发事件的为数不多的高技术部队、数目较大的配备低级—中级技术武器维持内部安全的部队、可行的维持对其它核国家的威慑的小规模核部队。
  　　中国军事领导人已开始制定这些部队将采用的战术。目前，军事院校在专业培训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目的是造就一支官兵都有较高文化素质并且技术熟练的部队。为在战争中支持援助这些部队，中国还在努力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全国动员机制。
  　　一旦北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将力求控制和限制冲突，但是它将在外部力量可能进行军事干涉之前，在极其重要的贸易和外国投资受到扰乱之前，以足够的力量和有效的战术完成一种军事解决。
  　　如果某个第三方想在一场涉及中国的地区冲突中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运用一切必要手段，借以造成大量伤亡，并动摇干涉方的决心。
  　　中国战略思想及力量结构的发展
  一、中国军事原则的发展
  传统上说，中国防务战略和力量计划的重点都是由保持一支能够承担范围广泛的内外使命的大规模武装力量这一需要决定的。这一点仍反映于中国对一支由２４０万人的解放军、１３０万人的人民武装警察和大约１５０万人的预备役—民兵力量这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力量的倚重。过去１０年，根据对所受威胁不断改变的看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规模和结构都进行了重大调整。
  　　十多年前，解放军的战略重点开始转移，从以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为特点的大规模陆地持久战，转向中国周边小规模的地区冲突。中国“积极防御”原则的重点是进行官方所说的“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但称之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更为恰当。这一原则的宗旨是对中国陆海边界、特别是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在内的战略地区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快速作出反应。一旦发生涉及中国在这一战略地区的利益的冲突，中国估计将要面对在技术上更为先进的敌人，如美国或日本。此外，应付一场有美国介入的台湾海峡两岸的冲突已成为解放军的力量计划、军事训练和战争准备的指导原则的主要设想。
  　　中国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在努力吸收被认为是“军事革命”特征的现代战争概念，并重视发展在亚洲进行一场快速高技术战争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中国的军队仍然带有不可磨灭的毛泽东的教导的印记，特别是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在战场上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集中兵力战胜强敌的战术。根本的变化在于这些指导原则的运用是在演习方案中，而不是在典型的“人民战争”之中。准备应付有限高技术战争、保护中国沿海的经济中心、以及为支持对外政策提供可信的威慑，这些概念在中国的战略思维中处于中心位置。海湾战争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家充分认识到必须准备打“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１９９９年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加强、甚至加剧了解放军落实“积极防御”和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之观念的紧迫感。解放军的许多军官把科索沃战争看作第一场完全“非接触”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对空间和信息系统的控制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认为未来战争中的“非接触”战争将越来越多，地面的接触将越来越短———甚或根本不接触，而空中火力将成为实现战术目标、军事行动目标和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中国最近的一些军事杂志的文章指出，南斯拉夫和伊拉克战败的原因主要是它们过于被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准备主动采取行动，优先袭击敌人作战系统中的关键目标。
  　　中国的战略家相信，如果同一个技术上处于优势的敌人发生战争，敌人可能会迅速部署力量，然后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中攻势。当敌人集结部队之际，就出现了一个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的机会。这种手段———“首先出击争取主动”———被视为一种抵消或消除技术上先进的敌军之优势的有效办法。对敌人最关键的目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常被称作“一举克敌”———成了北京可以用来使敌人相信必须在其军队失败之前悬崖勒马或使其政治决策符合中国的目标的最直接的手段。这种战术需要中国在对付强敌的整个作战过程中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攻敌防御核心”，各个击破，积小胜为大胜。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一支比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规模更小、机动性更强、技术上更先进的军事力量。中国的研究与发展———以及购买与训练计划———主要都是以获得使力量得以集中的能力为中心。
  　　中国的国防工业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在一段不定时期内不能生产出能够对付美国或日本等技术上先进的敌人的武器。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种主流观点是———正如已故邓小平所说———“某些部分精良”就足够了。北京不是将民用基础设施和经济改革计划的主要资源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现代化，而是打算把资源集中用于将使中国获得能够利用敌人防御中的致命弱点的最有效手段的计划。这种做法可能使北京获得一种无需依赖绝对力量优势而实现其政治与军事目标所需要的那种“可信威慑”，此即所谓“以弱胜强”原则。
  　　中国的战略家正在努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成功运用或有理由估计在今后２０年可能运用的这些系统和技术确定富有创新精神的战术。北京重视研制和购买防空区外发射的空对地武器，如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中国也正在努力克服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与情报（Ｃ４Ｉ）系统训练中的弱点，并日益重视用以削弱或摧毁敌人作战系统的“电磁战”。
  　　中国的军事计划者认识到高技术系统极其复杂，过于依赖信息系统是一个潜在的弱点。他们相信，通过以精锐部队对敌发动快速打击，集中攻敌潜在薄弱环节，中国就能够以非对称方式对敌进行对称打击。“逐节赢得胜利”意味着摧毁敌人的某些侦察系统、电子系统和支援系统。将信息战———如闯入敌方电脑———与非正规特殊行动和游击活动相结合，将使中国能够在敌人自己的系统内进行破坏性袭击，而避免一场迎面对抗。
  　　这些为迎战更先进的潜在敌手而设计的非对称战术和系统也可用来为彻底击败次要的地区敌手奠定基础。如果与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常规低技术系统相结合，这些资源也可使北京获得对潜在的地区对手的决定性优势。中国的战略将是使用足够的力量迫使敌人根据北京的条件进行谈判，并以足够快的速度采取行动排除第三方干涉的可能性。
  　　二、力量结构的现代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重点集中于导弹、航空和海军军备，但也包括地面快速反应部队。解放军的战略还要求建立精锐部队，这些部队要能够对一个区域的热点地区迅速作出反应，并能控制战场的陆、空、海、空间和电磁场范围。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可获得的防务预算、国防工业的表现、获得外国技术和武器的机会，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这些系统整合进军队的能力。如果经济增长水平不能接近北京的目标，军队可能面临预算削减，这就可能使现代化减速。中国的国防工业已获得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大量先进技术，但是几乎谁也不能造出数量相当的高质量武器。如果北京的国防工业改革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进口武器的依赖将会加重。
  　　中国将继续寻求防务技术和生产能力的自给自足。对武器系统的购买将是为了满足近期的重要需求，也是为了获得技术。然而，在关键的现代化武器和重武器、平台、技术，以及工程和集成系统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仍将严重依赖外国来源。即使解放军获得了它所寻求的这些现代化武器，综合这些系统和训练指挥官与士兵掌握这些武器仍然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而且将阻碍解放军发展为一个世界级的军事力量。
  　　三、将加强军事能力的先进技术
  １．信息与通信发展
  （１）自动指挥控制与信息技术中国为其军事官员和文职官员都建有一个广泛坚固的地下掩体和指挥与控制设施。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对可能同前苏联发生战争的担心促使北京花费大量资源修建国家一级的指挥所、民防设施和相关通信系统。这些设施的功用是确保中国领导层的生存，并为它提供庇护所，使之借以保持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控制。军用和民用通信系统都对这些设施起支持作用。军用通信网可能是与民用电信系统分开的，但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这两个系统可以连通，而这种能力估计在危机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加以利用。中国军队国家级指挥控制通信是由多个传输系统进行的，以便造成一个有生存能力、安全、灵活、机动、且不易受到利用、破坏或受电子袭击的军事通信系统。中国的通信网能够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境内的军事行动；虽然它们可以被削弱，但不可能完全不起作用。
  　　最晚从１９７９年起，Ｃ４Ｉ的现代化和自动化就成了中国最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一努力造成了一个能迅速将行动命令从指挥系统层层下达并能将信息迅速传给国家级和战区一级的决策者的指挥自动化数据网。然而，中国的Ｃ４Ｉ信息基础，包括指挥自动化数据网部分，不能够对在一个复杂的西方式的联合作战环境中的军事力量进行指挥与控制。这一指挥自动化数据系统能够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时期在中国境内的行动。它还能支持中国周边的有限预定常规攻击行动。在指挥复杂的联合行动方面中国仍远远落后于西方标准，而且缺乏现代战场所需要的Ｃ４Ｉ强有力的结构。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据报道北京军区在一次联合防卫战演习中首次使用了一条“军事信息超级高速公路”。这一“军事信息超级高速公路”被称作由北京军区发展起来的“战役训练（指挥）自动化系统”的信息网亚系统。这一系统处理并传送图片、图表和音频数据，革新了中国的演习和指挥方法。在北京军区的作战中心，该军区司令员与政委的命令和作战形势图传至和传自数百公里以外的下级集团军的作战机关。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军报》报道，兰州军区军事领导人在１９９７年秋季指挥所演习期间曾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电视电话会议将分散在整个军区遥远地点的与会者联系起来。该报还说，１９９７年底中国还利用电脑网络进行了第一次作战指挥阶层后勤支持演习。据说这次演习动用了１５０台电脑，将参加演习的２２个独立师联系在一起。这次历时８天的演习被称作一次规模空前的行动，把相距数千公里的部队联成一体。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各兵种的军事设施都极有可能配备了微波通信设备。根据中国的一些公开消息来源，二炮有一个支持其导弹发射的新数据微波通信系统。据悉，二炮通信部队在１９９５年前后开始发展这一系统，几年后通过了验收试验。据说这一新系统为二炮提供了全天候加密通信能力。
  　　虽然中国已经显示出为解放军建立专用移动通话系统的愿望，但移动电话服务似乎尚未成为解放军军事通信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随着民用部门移动通信系统的迅速发展，移动通信系统未来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迄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移动通信系统的关系主要是对该系统的商业利用。
  　　中国的军事通信网在不断升级，然而据悉中国军事通信很大一部分是由信息产业部的通信线路处理的。这两个系统基本是由商业准军用技术构成的。这种技术或是不受对华销售限制，或是最近刚刚解除了控制，但是北京可能已经获得了一些受限制的技术，用以提升其通信系统。欧洲、日本和以色列竞相对中国销售电信技术，以及相关硬件和软件。
  　　（２）电子战的发展
  中国电子战努力的主流仍然集中于技术发展和设计能力的改善。这主要是通过与西方公司的合作，通过改变工程设计的方向，通过购买外国系统。中国电子战的装备包括从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的各种技术的结合，只有为数不多的部队收到最现代化的设备。中国正在研究最先进的技术，以提高其截击、测向和干扰能力。北京的无人驾驶飞行器计划除了能收集大量图像侦察监视和电子情报之外，还能产生经过改进的无线电和雷达干扰器的平台。此外，现有的地面站可加以改造，以干扰卫星通信。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正在发展电子对抗战原则，而且还进行了在电子对抗环境下的系统训练。
  　　（３）信息活动／信息战
  中国越来越把信息活动／信息战看成在传统的活动范围之外可以利用的一种战略武器。中国的信息活动／信息战尚处于初期研究阶段。它目前的注意力集中于把信息战作为一种军事威胁来了解；制定有效的对抗措施；研究如何利用电子信息战对外国的经济、后勤和Ｃ４Ｉ系统发起攻势。由于认识到中国的信息系统的弱点，防御性信息战计划和本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便成了重中之重。一些技术可以提高对外国军事和民用信息基础设施系统的防御和进攻能力，如电脑防病毒办法、网络安全和先进的数据通信技术。
  　　过去几年，武汉的通信指挥学院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战研究的一个主要中心。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根据“９５计划”———全军重要发展计划，该学院建立了全军第一个信息战模拟试验中心。同年，总参通信部批准将关于信息战的两本著作———《信息战中的指挥与控制》和《信息战技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战教科书。中国人民解放军２０名信息战理论家和该学院教官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编写了这两本书。它们确定了信息战的定义、研究范围、以及战时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该学院开设３１门与指挥和控制相关的跨学科课程，信息战则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的重点。跨学科的课程“信息战指挥与控制”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信息战的理论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然而，它尚未发展一套同它的成熟理论相统一的综合信息战指导方针。
  　　在电脑网络袭击方面，中国似乎对研究作为总的信息活动战略一部分而向外国网络输入电脑病毒的方法感兴趣。据报道，北京拥有足够的硬件和软件工具，而且对相关技术有透彻的并且不断加深的了解。然而，在中短期内，中国的战略信息活动对先进信息技术的利用可能缺乏深度和精密度；但是，随着它在保护自身网络免遭敌袭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技术和经验，它可能加强渗透外国信息系统的努力。
  　　有公开的文章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将与信息活动／信息战的演习计划和通信网络体系活动纳入了作战演习。据报道，主要的努力是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措施、特别是对电脑病毒的防御措施的效能。在沈阳和兰州军区，报道描述了一个集团军总部保护其指挥与控制系统不受一种病毒袭击的行动取得成功的情况。在一场战术演习中，另一个演习方案要求黑客闯入上述集团军的指挥与控制系统进行利用和破坏。
  　　中国已经拥有渗入保护不周的美国电脑的能力，而且可以利用通信网络体系活动袭击美国某些民用和军用信息基础设施。这种反进入战略的中心是把重要的作战中心作为袭击目标，包括Ｃ４Ｉ中心、空军基地和在中国周边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２．太空发展
  中国有能力发射军用空中照相侦察卫星。但根据西方的标准，其所用技术已经过时。北京并未拥有一种实时空中照相侦察能力，但它最终可能部署先进图像侦察和有军事用途的地面资源系统。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发射了中国—巴西地球资源卫星，操纵这一卫星所获得的经验将有助于北京发展经过改进的军事侦察卫星的努力。中国—巴西地球资源卫星还将提供一些有军事用途的数据。在未来１０年，中国还可能寻求部署一个近实时电子—光学图像卫星，以及一种高分辨率胶卷摄影侦察卫星。在过渡期间，估计北京将利用商业卫星定位及跟踪和大地卫星图像。及至可以获得高分辨率商业卫星图像时，估计中国也会对此加以利用。
  　　中国已经发射了三颗低轨道气象卫星和一颗同步气象卫星。虽然北京在侦察、监视和目标确定能力方面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外国技术援助，但在它努力发展的许多系统中，国内技术似乎仍占了很大部分。然而，估计北京今后可能获得和吸收更多的外国技术和硬件，以促进计划的发展。
  　　中国对４００—５００公斤的卫星很感兴趣，并计划在２００１年发射一颗此级别的海洋研究卫星“海洋１号”。北京最终可能发射的这一级别的卫星所执行的其它任务包括地球观察、通信和导航。中国也正在发展执行一些任务的小型卫星（不足１００公斤），包括遥感和电子与雷达卫星系统。中国清华大学与英国萨里大学的一项联合计划正在建“清华”系统———一个由７颗具有５０米分辨率遥感有效载重小型卫星组成的卫星群。第一颗卫星预定在２０００年发射。此后这一系列中的卫星分辨率大概会提高。此外，北京参加了亚太多用途卫星计划，该计划是亚太空间技术和应用计划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据悉，该组织包括伊朗、巴基斯坦、泰国、蒙古、韩国和孟加拉国。
  　　虽然中国正在改进其总体太空发射计划，但目前没有迹象证明它正在发展进行“‘奉命发射’太空发射活动”的能力，即利用储存的卫星和太空发射装置在接到命令２４小时内进行发射的能力。
  　　对太空的利用———包括载人空间活动———仍然是一个极受重视的问题。虽然中国载人太空计划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大约是在过去５年里开始的，北京的目标仍是争取在２００１年之前进行第一次载人发射。这一计划最强烈的一个动机似乎是提高政治威望，但在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２０年这段时间内，中国的载人太空活动可能有助于改进军用太空系统。例如，除了进行科学和技术实验之外，中国的宇航员可能还要调查如何从太空进行由人进行的侦察活动。
  　　据说中国正在获得各种可用来提高一种反卫星能力的外国技术。北京可能已经获得了某些技术援助，这些援助可用来发展用以跟踪和反映卫星图像的激光雷达，而且可能寻求发展一种能够在低地球轨道跟踪卫星的先进雷达系统。中国也许正在发展干扰器，可能用它对付全球定位系统接收装置。另外，中国可能已经拥有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破坏卫星上的光学遥感器的能力，这种遥感器极易受到激光器的破坏。中国也可能已经获得了高能激光设备和技术支持，它们可能被用来发展地基反卫星武器。鉴于中国目前对激光技术的兴趣程度，北京大概会研制一种可在未来摧毁卫星的武器。尽管尚不清楚中国具体的激光反卫星武器计划，但报上文章表现出了对发展这种能力的意向，而且北京也可能正在研究相关技术。
  　　中国与许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太空合作计划。虽然大部分计划都被说成科学与民用性质，但其中许多计划可能已发生了具有军事意义的技术转让。
  　　据报纸报道，莫斯科与北京目前有１１项太空合作计划正在进行之中，其中包括协同载人太空活动。中国还对西方———加拿大和德国———的雷达卫星能力表现出了强烈兴趣，包括可能购买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系统。中国最近签署了在２００１年发射一颗意大利造带有２８ｋｕ波段转发器的通信卫星的合同；早些时候的两个合同可能与对将由两国联合制造的“观察与数据探测卫星”的研究有关。
  　　１９９９年２月中国西安卫星控制基地和法国国家航天局宣布了一项卫星指挥与控制合作计划。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的一则报道说，中国已与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和巴西签署了政府间航天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此外，北京还促进了与７０多个国家的公司、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不同形式的技术和经济合作与交流，包括联合发展卫星。
  　　自１９９８年以来，中美签署了３项关于发射服务的政府间协议。美国不少卫星制造公司签署了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协议，总共涉及大约３０颗卫星。由中、法、德联合制造的鑫诺１号通信卫星已于１９９９年发射成功。另外，中国和德国以一种合作项目的形式改进了“东方红”３号通信卫星，而且也为新一代的同类卫星进行了努力。
  　　根据韩国１９９８年的公开报道，估计韩国和中国将共享它们各自的遥感卫星收集的数据和信息。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和荷兰签署了一项合资项目的合同，共同研制和利用一种新的卫星，用以监视中国的沙漠化和预测作物收成。据报道，中国的科学家也正在英国学习小型卫星技术。中国和英国的一些实体显然已经确立了一些合作项目，研制和发射中国第一颗私人制造的卫星。
  　　中国的航天工业也正在寻求将全球定位系统和俄罗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制导技术运用于战斗机和直升机。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在１９９６年９月北京展览会上展出了一种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并提供了介绍一种１２频道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和一种１２频道全球定位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接收器的材料。一本宣传材料介绍了一种太空发射装置，使人想起全球定位系统在导弹上的应用。从最近的一个航空展览会上获得的材料来看，中国所有新战斗机都将装上全球定位导航系统。中国有军队背景的企业也同外国公司合作生产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这些装置可能最终会用于军事武器。为了给全球定位系统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提供支持，中国还在寻求从一些国家获得商业卫星图像。这种来源广泛的卫星图像可以同全球定位系统和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配合使用，可以绘制用以确定目标、导弹制导和制定计划的数据地形图。
  　　３．其它技术发展
  （１）反放射导弹发展
  据报道，中国正在发展两种反放射地空导弹：ＦＴ—２０００和ＦＴ—２０００Ａ，前者最早在１９９８年９月法恩伯勒航空展上露面，它可能利用了尚待部署的ＨＱ—９导弹（一种ＳＡ—１０“爱国者”级地空导弹）的技术。后者利用的是５０年代后期出现的较老的ＨＱ—２／ＣＳＡ—１地空导弹技术。
  　　与ＦＴ—２０００相关的导弹体积大概与ＨＱ—９相似，但速度可能较慢。它最远射程据说为１００公里左右，最高高度大约为２万米。一个编制完整的ＦＴ—２０００导弹营大概包括一个指挥排和３个导弹连。获自法恩伯勒展览会的产品介绍材料称ＦＴ—２０００为一种“预警飞机杀手”。ＦＴ—２０００可作为一种防空系统单独部署，也可作为另一种系统的组成部分。虽然北京公开宣布ＦＴ—２０００可在２００１年前后出口，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要等到下一个十年的后期。如果找不到一个外国买主，这种导弹的研制时间将会延长，甚至作罢。
  　　据北京的一份销售广告小册子说，这种ＦＴ—２０００地空导弹将利用经过重大改进的ＨＱ—２／ＣＳＡ—１导弹，后者配备了一种在２—６兆赫波段运动的被动无线电频率寻的装置。ＦＴ—２０００还将包含一个新的毫米波波段信管———一种新的制导—８２参考资料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８日
  　　控制部分，以及一种新的６０公斤的破片杀伤弹头。这种导弹有一个在飞行中控制推力的主动机停车闸阀，这大概是为了延长射程。它的导弹寻的装置在发射之前输入目标飞行器的无线电频率特征，它便根据这一信息进行跟踪和截击。这种导弹的最远射程约为６０公里，最大高度为１．８万米。
  　　一个独立的ＦＴ—２０００导弹连包括一个中心控制站和１２个发射器，每一个发射器带一个导弹。中央控制站有一个主被动遥感器和３个辅助被动遥感器。辅助遥感器通过从２—６兆赫波段发射以三角定位测出的目标的角度和距离的方式与主被遥感器协调。这种结构完全是被动的，依赖于目标发射的无线电频率。
  　　一个混合的火力单位包含ＦＴ—２０００发射器和导弹，综合了像ＨＱ—２、ＳＡ—２、或ＳＡ—３的地空导弹的标准组成部分。尽管需要有一个特殊的火力控制装备和发射器，但这种配置使得抗干扰导弹能够取代一些正常情况下与这些地空导弹相关联的指挥制导导弹。
  　　（２）导弹防御发展
  据认为，中国防范巡航导弹的能力极其有限，它的反战区弹道导弹的能力和反弹道导弹的能力根本不存在。然而，北京据说正在发展最先进的地空导弹，在今后１０—２０年这些导弹将会提高中国防御巡航导弹和战区导弹的能力；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反弹道导弹能力的提升估计不会有重大突破。北京的大部分试验地空导弹似乎都是现有系统的衍变。
  　　近几年来，中国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购买最先进的俄罗斯地空导弹系统和相关技术的计划。到目前为止，数目有限的ＳＡ—１０ｂ、ＳＡ—１０ｃ和ＳＡ—１５地空导弹已销给中国。这些俄罗斯防空系统正在用来填补中国防空结构中的空白。然而，这些系统只能提供对飞机和巡航导弹的一种初步的和有限的防卫。为了获得更大的空防深度，估计北京可能试图从它已经购买的装备中搜集技术，研制自己的防空武器。此外，估计中国还将通过自己生产武器或从外国购买武器发展一种可生存的反战区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的能力。
  　　据估计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库中的一些地空导弹具有有限的反巡航导弹能力。这些武器包括ＣＳＡ—５和ＨｏｎｇＱｉ—７（ＨＱ—７）———法国响尾蛇系统的翻版。发展ＣＳＡ—５的一种反巡航导弹能力得到增强的改进型导弹是有可能的。ＨＱ—７系列地空导弹未来也有可能被一种提高了攻击巡航导弹的能力的改进型系统取代。正在研制过程中的ＨＱ—９地空导弹据信仿造的是美国“爱国者”。据报道，这种导弹的作用是防御战区弹道导弹，同时也提供反固定翼飞机的远距离防御。据中国的公开报道的新闻说，ＨＱ—１６地空导弹是俄—中的合作研制计划，可能部分利用了ＳＡ—１１的技术。此外，北京正在ＳＡ—１５的基础上研制一种短程地空导弹系统。
  　　目前，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水面部队的空防装备很差，具体地说，只有大约６０艘驱逐舰和护卫舰配备舰对空导弹；其余则配备了各种口径的高射炮。这些屈指可数的现有舰对空导弹射程极其有限，只能用来进行要点防御。中国海军目前尚无远程舰载舰对空导弹系统。据悉中国正在寻求以发展一种海军改进型ＨＱ—９舰对空导弹来克服它的海军空防弱点。解放军海军已经部署了———尽管数目有限———一种海军改进型ＨＱ—７导弹。将作为“现代”级驱逐舰销售的一部分从俄罗斯购买的ＳＡ—Ｎ—７舰对空导弹系统是一种现代的中程海军舰对空导弹系统；但它对付巡航导弹的能力有限。
  　　（３）水下作战能力中国的水下作战能力按西方标准无足轻重，但据认为它们能有效地对付其它大多数东亚海军。解放军海军的装备不够先进，比较陈旧，噪音也较大。它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征招大学生入伍还是一个新观念，另外训练和演习也不切实际。中国目前拥有多种技术来源，而且积极进行技术转让，推进其反潜战计划。随着中国将国内研究与发展同从外国———特别是俄罗斯———直接购买和转让获得的与潜艇相关的技术相结合，解放军海军的反潜战能力可望逐渐增强。
  　　据报道，从俄罗斯购买的４艘“基洛”级攻击潜艇使解放军海军接触到了消除噪音和发展声纳以及武器系统的技术。估计中国可能会设法把这些技术的某些方面运用于它的国内潜艇建造计划，但海军将需要经过很多年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先进技术。中国最先进的本国制造的柴油攻击潜艇是ＳＯＮＧ———宋级潜艇。据悉它也采用了西方和俄罗斯的技术。中国海军目前有５艘ＨＡＮ———汉级———核攻击潜艇和一艘ＸＩＡ———夏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预料北京的下一代核潜艇计划将反映俄罗斯的很大影响。据信中国能够便利地获得多种多样的外国声纳，包括被动无源测距声纳、侧翼排列声纳、变深声纳，以及配备深水声纳的直升机。（吴学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