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钳工制作图:算一算，还能陪爸妈多少天？写给年轻一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16:27:02
直面养老之痛 谁来赡养父母？
一直以来，大约从考入异地的大学开始到工作、建立家庭，我们就以不在身边为由暂时逃避了赡养的义务，或许是在自身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根本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当我们的父母不只两鬓斑白，还开始无力于家务的时候，我们已经无处可逃了。
当老龄化越来越走近社会，面对“421”家庭结构的年轻人能否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之痛？到底今天的中国有多少儿女在面临赡养老人的压力？为什么会有这种压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选择了一个典型家庭作为开始对象。他们是刚刚在大城市里拥有一席之地的年轻人。很遗憾，当我们和他们详细思考各种养老方法的可能的时候，结果确实很难让人乐观。甚至于有人直言：赡养父母也许将成为压倒中国中产阶级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和你相处时间最长的是谁？很多人会回答：是妈妈。在我们印象中，妈妈仿佛无时无刻不陪伴在我们身边。但你有没有认真算过，等你长大成人后，真正能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到底还有多少？
今天是重阳节，在网站论坛上，远嫁外地的重庆网友“武林仲裁”发出这样的帖子：“如果你和妈妈分隔两地，每年你能回去几次？一次几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就算妈妈超出13岁，活到85岁，算一算，这辈子你到底还能和妈妈相处多久？我自己的答案是100天。”
在帖子的第10楼，网友“陌路花开”的回复让人觉得触目惊心：“这辈子，我也许只能和妈妈相处25天了。”“毕业之后留在重庆上班，一年也就春节回家一次，真正在家的时间不超过5天。5天里，大概还有3天出门和朋友聚会、应酬。剩下的时间除开吃饭睡觉和上街购物，真正能陪妈妈的时间大概只有20小时。我妈妈今年五十有五了，如果上天眷顾妈妈能活到85岁，在她最孤独的那30年里，我能在她身边的时间不超过600小时，也就是25天，还不到一个月！”她说：“算出结果后，我真的哭了，觉得很愧疚，对不起妈妈，我好想见妈妈一面。”
典型的养老故事
这个典型家庭最大的问题是：不仅需要负担父母，还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
自从春节后送走母亲，林晓虹一直在盘算一件事情———要把母亲接到北京来吗？今年母亲正好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她记得那天母亲蹒跚地走近火车车厢门，抬起头左右看了片刻，才发现自己车厢的方向。
前几年父亲突然去世后，母亲曾安慰说，他走得早不给林晓虹夫妻增加负担。可是眼前，母亲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有车有房。刚刚习惯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为赡养老人发愁：首先就是把父母们接到北京后住在哪里？他们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无法容纳两家3位老人。
今年林晓虹夫妇把她接到北京过年，两个人都发现她做家务已经有些困难：刷完碗后，碗底还有些食物残留。那天从火车站回来，林晓虹到后半夜才睡着：自己过去离父母远，其实变相得以逃避赡养义务。
春天的时候，林晓虹和丈夫张斌讨论了几次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先在北京找找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开始就没打算住城里。”张斌说。不过，住在“郊区”到底有多远呢？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燕郊是北京低价房的选择之一。经过张斌“实测”，在工作日从这里至少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北京东部城区。而且，燕郊的房价春天时每平方米就已超过了万元。张斌对于自己的调查结果相当失望。
另一种方法是换房。林晓虹家的房子现在可以卖2万元/平方米以上。这样换成12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需要多贷款80万元左右。“20年还清，一个月还5000元上下。”她想想说，这样可以解决3位老人的住宿问题。
两家老人卖老房子能有30万元，加之他们的15万元存款，其实对于这对夫妇，不是买不起单价8000元上下的房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仅需要负担父母，还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
至于那些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一点儿资产的80后，无法想象负担老人的问题。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除住房外，一般家庭经历过孩子上大学、结婚等耗费后，已经很难有20万元积蓄。
消失的叔叔舅舅
家庭养老的基础在中国不可动摇，短期内还没人能顶替消失的叔叔舅舅，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义务。
对于这一代子女本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一直有话说：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导致下一代没有“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而在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所有下一代男性家庭成员都必须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
家庭成员减少对于父母的最直接影响是：在他们的晚年无法得到那么多支持和支撑。一旦唯一的儿女“不孝”，他们的晚年就会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其实，“421”结构的家庭模式中，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对子女提出了更高的经济要求和道德要求。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质量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孙义群说，“我发现，现在老年人和中年人中有一种恐慌。人们没有看到一种安全的社会养老模式的建立。”他说，缺乏安全感是整个社会对养老问题的普遍感觉。
总体来说，自1949年以来，社会养老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完善并向系统化发展。改革开放是一个分水岭。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进入晚年后，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这一人群的范围，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
无论如何调整比例，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这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孙义群强调说，从这一角度讲，短期内还没有人能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们。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义务。
这一代父母的昨天
“忙了一辈子，也不知道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还要成为孩子的负担。”
“退休养老？等等吧，”50多岁的张彦华知道在女儿工作的北京，“一平方米房子的价钱比我当年买一套96平方米的单位福利房还高。”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向社会，这一代的父母开始步入晚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将承担他们的赡养重任。张彦华心里像明镜一样：因为很多原因，孩子还养不起父母。他能做的，就是趁还有力气给自己多挣点养老钱，弥补自己一直亏空的“养老账户”。
张彦华事业的顶峰出现在1999年：他当了厂长，每月400元工资。第二年，单位盖福利房，个人交2万元。2004年10月，企业破产了。他一次性拿到拖欠工资、集资款、失业金、保险6万元。这时女儿正读大学2年级，家里几乎没有别的积蓄。
不惑之年的他开始出去“打零工”。2005年，他开始自己缴纳养老保险。最初是每年1500余元，到现在已经涨到2600多元。今年7月，他的独女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在北京工作。他笑称，“挣钱”仍是自己未来“十年规划”的主要目标。张彦华的故事不仅代表50岁左右的父亲，“向上10年，向下10年，在厂子里干过的人，一般的恐怕都是这个样子。”
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养老院里的黄昏
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
“有几个老太太有点糊涂，得让着她们，她们才能赢几把！” 80岁的张稳坐在北京朝阳区嘉德老年公寓的阴凉地里，就着一张小桌子与三位老人一起打“跑得快”。随着子女外出工作成为常态，以及住房等生活负担的增加、“421”家庭的增多，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已经成为一些家庭的选择。
“哎呦，疼啊！我这浑身都疼，腰疼、背疼、大腿也疼，我得上医院！”护工将韩淑琴一推进养老院的办公室，她就开始大声喊疼。韩淑琴今年70多岁，脑血栓后遗症让她再也无法下地。虽然嘴里大声喊着疼，但老人厚厚的老花镜片下，不停转动的眼睛里不时还会透出一丝“狡黠”。韩淑琴家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都是司机，女儿做护士，有两个孙子还在读书。因为子女们无暇照顾老人，将她送到了嘉德老年公寓。
“到周五了，是该疼了，一见到儿子就好了！”坐在办公室里的郭俊笑着悄悄对记者说。其实，老人平时身体还不错，但每到周五这天，她就害怕子女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来看她。所以，她总是以身上疼为理由让孩子们带她去医院检查。这样，她就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
如果平时和家人一起居住，老人们也会有类似情况。但养老院的生活使他们表现得更为明显。它反映了一个突出问题：老人们即使接受养老院的生活，仍不会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他们还是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所以，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
编后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人保部曾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一直以来，大约从考入异地的大学开始到工作、建立家庭，我们就以不在身边为由暂时逃避了赡养的义务，或许是在自身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根本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当我们的父母不只两鬓斑白，还开始无力于家务的时候，我们已经无处可逃了。
当老龄化越来越走近社会，面对“421”家庭结构的年轻人能否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之痛？到底今天的中国有多少儿女在面临赡养老人的压力？为什么会有这种压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选择了一个典型家庭作为开始对象。他们是刚刚在大城市里拥有一席之地的年轻人。很遗憾，当我们和他们详细思考各种养老方法的可能的时候，结果确实很难让人乐观。甚至于有人直言：赡养父母也许将成为压倒中国中产阶级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和你相处时间最长的是谁？很多人会回答：是妈妈。在我们印象中，妈妈仿佛无时无刻不陪伴在我们身边。但你有没有认真算过，等你长大成人后，真正能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到底还有多少？
今天是重阳节，在网站论坛上，远嫁外地的重庆网友“武林仲裁”发出这样的帖子：“如果你和妈妈分隔两地，每年你能回去几次？一次几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就算妈妈超出13岁，活到85岁，算一算，这辈子你到底还能和妈妈相处多久？我自己的答案是100天。”
在帖子的第10楼，网友“陌路花开”的回复让人觉得触目惊心：“这辈子，我也许只能和妈妈相处25天了。”“毕业之后留在重庆上班，一年也就春节回家一次，真正在家的时间不超过5天。5天里，大概还有3天出门和朋友聚会、应酬。剩下的时间除开吃饭睡觉和上街购物，真正能陪妈妈的时间大概只有20小时。我妈妈今年五十有五了，如果上天眷顾妈妈能活到85岁，在她最孤独的那30年里，我能在她身边的时间不超过600小时，也就是25天，还不到一个月！”她说：“算出结果后，我真的哭了，觉得很愧疚，对不起妈妈，我好想见妈妈一面。”
典型的养老故事
这个典型家庭最大的问题是：不仅需要负担父母，还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
自从春节后送走母亲，林晓虹一直在盘算一件事情———要把母亲接到北京来吗？今年母亲正好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她记得那天母亲蹒跚地走近火车车厢门，抬起头左右看了片刻，才发现自己车厢的方向。
前几年父亲突然去世后，母亲曾安慰说，他走得早不给林晓虹夫妻增加负担。可是眼前，母亲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有车有房。刚刚习惯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为赡养老人发愁：首先就是把父母们接到北京后住在哪里？他们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无法容纳两家3位老人。
今年林晓虹夫妇把她接到北京过年，两个人都发现她做家务已经有些困难：刷完碗后，碗底还有些食物残留。那天从火车站回来，林晓虹到后半夜才睡着：自己过去离父母远，其实变相得以逃避赡养义务。
春天的时候，林晓虹和丈夫张斌讨论了几次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先在北京找找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开始就没打算住城里。”张斌说。不过，住在“郊区”到底有多远呢？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燕郊是北京低价房的选择之一。经过张斌“实测”，在工作日从这里至少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北京东部城区。而且，燕郊的房价春天时每平方米就已超过了万元。张斌对于自己的调查结果相当失望。
另一种方法是换房。林晓虹家的房子现在可以卖2万元/平方米以上。这样换成12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需要多贷款80万元左右。“20年还清，一个月还5000元上下。”她想想说，这样可以解决3位老人的住宿问题。
两家老人卖老房子能有30万元，加之他们的15万元存款，其实对于这对夫妇，不是买不起单价8000元上下的房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仅需要负担父母，还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
至于那些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一点儿资产的80后，无法想象负担老人的问题。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除住房外，一般家庭经历过孩子上大学、结婚等耗费后，已经很难有20万元积蓄。
消失的叔叔舅舅
家庭养老的基础在中国不可动摇，短期内还没人能顶替消失的叔叔舅舅，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义务。
对于这一代子女本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一直有话说：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导致下一代没有“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而在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所有下一代男性家庭成员都必须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
家庭成员减少对于父母的最直接影响是：在他们的晚年无法得到那么多支持和支撑。一旦唯一的儿女“不孝”，他们的晚年就会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其实，“421”结构的家庭模式中，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对子女提出了更高的经济要求和道德要求。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质量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孙义群说，“我发现，现在老年人和中年人中有一种恐慌。人们没有看到一种安全的社会养老模式的建立。”他说，缺乏安全感是整个社会对养老问题的普遍感觉。
总体来说，自1949年以来，社会养老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完善并向系统化发展。改革开放是一个分水岭。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进入晚年后，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这一人群的范围，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
无论如何调整比例，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这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孙义群强调说，从这一角度讲，短期内还没有人能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们。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义务。
这一代父母的昨天
“忙了一辈子，也不知道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还要成为孩子的负担。”
“退休养老？等等吧，”50多岁的张彦华知道在女儿工作的北京，“一平方米房子的价钱比我当年买一套96平方米的单位福利房还高。”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向社会，这一代的父母开始步入晚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将承担他们的赡养重任。张彦华心里像明镜一样：因为很多原因，孩子还养不起父母。他能做的，就是趁还有力气给自己多挣点养老钱，弥补自己一直亏空的“养老账户”。
张彦华事业的顶峰出现在1999年：他当了厂长，每月400元工资。第二年，单位盖福利房，个人交2万元。2004年10月，企业破产了。他一次性拿到拖欠工资、集资款、失业金、保险6万元。这时女儿正读大学2年级，家里几乎没有别的积蓄。
不惑之年的他开始出去“打零工”。2005年，他开始自己缴纳养老保险。最初是每年1500余元，到现在已经涨到2600多元。今年7月，他的独女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在北京工作。他笑称，“挣钱”仍是自己未来“十年规划”的主要目标。张彦华的故事不仅代表50岁左右的父亲，“向上10年，向下10年，在厂子里干过的人，一般的恐怕都是这个样子。”
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养老院里的黄昏
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
“有几个老太太有点糊涂，得让着她们，她们才能赢几把！” 80岁的张稳坐在北京朝阳区嘉德老年公寓的阴凉地里，就着一张小桌子与三位老人一起打“跑得快”。随着子女外出工作成为常态，以及住房等生活负担的增加、“421”家庭的增多，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已经成为一些家庭的选择。
“哎呦，疼啊！我这浑身都疼，腰疼、背疼、大腿也疼，我得上医院！”护工将韩淑琴一推进养老院的办公室，她就开始大声喊疼。韩淑琴今年70多岁，脑血栓后遗症让她再也无法下地。虽然嘴里大声喊着疼，但老人厚厚的老花镜片下，不停转动的眼睛里不时还会透出一丝“狡黠”。韩淑琴家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都是司机，女儿做护士，有两个孙子还在读书。因为子女们无暇照顾老人，将她送到了嘉德老年公寓。
“到周五了，是该疼了，一见到儿子就好了！”坐在办公室里的郭俊笑着悄悄对记者说。其实，老人平时身体还不错，但每到周五这天，她就害怕子女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来看她。所以，她总是以身上疼为理由让孩子们带她去医院检查。这样，她就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
如果平时和家人一起居住，老人们也会有类似情况。但养老院的生活使他们表现得更为明显。它反映了一个突出问题：老人们即使接受养老院的生活，仍不会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他们还是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所以，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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