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刻薄:一个战地女记者的冷暖人生

她两手一摊，“但是，要照顾家人感受啊。我忍到年后，才收拾行囊过去。”虽然刚回来不久，她已经觉得坐不住了，计划着7月去南苏丹采访他们建国。

这个一说起外出采访就眉飞色舞的女子，从事的是难度最高的“背囊记者”（南方朔语）工作。

从1998年去印尼采访排华事件开始，她已经跑了14年国际新闻。在这期间，她背着行囊，只身行走在国际边缘的第三世界：阿富汗、东帝汶、巴尔干半岛、柬埔寨、印尼、越南、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约旦……

她亲历过柬埔寨大选、红色高棉解除武装，见证了东帝汶从独立动荡到最终和平建国，观察过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最后岁月，现场报道过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她跨越过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深入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古巴等9国，记述她所看到的拉美21世纪革命……

香港记者协会做过统计，因为超时工作成为常态，计算下来，记者的平均时薪是20港元，已达香港平均收入的下限了。按照她的同行闾丘露薇的话说，记者是血汗行业。

而张翠容不仅做了记者，还选择离开机构做独立记者，在没有机构人力物力金钱支撑的情况下，从事国际新闻第一线报道，与战火为伍，遭遇任何情况，必须自力解决。

她的朋友、知名评论家南方朔说，由张翠容，他想到了古代的旅行家。古代所谓的旅行并不是今日的旅游观光。古代的旅行家，乃是对世界充满了善意好奇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张翠容就很有古代旅行家的特质，永远到陌生地方去观察、凝望、记录和了解。

有朋友问她：“你要跑到什么时候才停下来。”

“只要世界有谎言，我就会继续跑，”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见证东帝汶血腥动荡

在南方朔看来，做国际新闻的第一线记者多风险，但外国人至少还有较多的紧急援助管道，而身为华人女性的张翠容则不然。遭遇到任何情况，必须自行设法解决，有时要机警，有时要勇敢，有时则要知道必须夺命狂奔。

张翠容说起自己的采访经历，像没事一样，却让听的南方朔替她捏着冷汗。

1999年8月，当张翠容正收拾行装，准备前往东帝汶采访全民公投之际，在伦敦的BBC编辑通知她立刻取消行程，因为根据他们的形势评估，东帝汶已升级为一级危险地区。考虑到为此次采访准备良久，她选择责任自负，如期启程。

1999年9月3日，即投票日结束不久，在东帝汶的记者得到消息，亲印尼民兵不仅将要对付当地居民，还要对付记者。BBC立刻包下专机把记者撤走。

“总得有人留下来采访，”张翠容没有登机。她潜意识地认为未到最危险的一刻，也因为她清楚记得她曾握过的那一双冰冷冒汗的手。

东帝汶前途自决全民投票的前几天，她因酒店人满为患，一度借住在东帝汶首都帝力附近的村子里，被村民沙华收留。沙华不但邀请她留宿，还热情地煮了一顿晚餐来款待她。晚上，张翠容在屋里对另外一位被沙华收留的避难者浮士谷进行录音采访。

突然，一声“有民兵”传来，各户人家立刻关灯，整个村落静默在黑夜之中。沙华、浮士谷和她屏住呼吸，相互拉着手躲在桌子下，手心冰凉冒汗。

等到9月4日上午，联合国宣布的投票结果显示，79%的票数支持独立。东帝汶人还没来得及为独立日的到来举杯庆祝，当地局势就急转直下，亲印尼武装民兵展开更血腥的杀戮。

记者也难以出外采访，生命甚至得不到保障。彼时去东帝汶采访的记者有驻印尼大使馆人员专程从雅加达飞来救援，而她没有任何人接应。

第二天，街道上一辆计程车都没有，到处是护送难民的军车。她跑到马路中间拦截了一辆军警车，连说带比划，让军警把她送到了机场。

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看到她一个单薄女子只身逃难，极其绅士风度地将自己的机票让给她。但她去办理登记的时候，因为护照和机票上姓名不一致，服务员不承认她手上的机票。

眼看飞机就要起飞，她一下子跳上行李运输带，“嗖的一声，我就跟着行李被运进机场，她不同意，但她也拿我没办法了。”她一边说，一边握拳，身体前倾模仿跳上行李带的姿势。一进机场，她火速跳下行李带，狂奔上了飞机。

在她走后第二天，她曾下榻的酒店就被民兵抢掠放火，而帝力全市也陷入熊熊火光之中。

一小时飞行后，她到达巴厘岛，“我觉得我的肩膀仍然留有东帝汶人的泪水，掌心上仍然留有他们的手温。”巴厘岛上目之所及都是阳光沙滩，跟之前的屠杀逃难，完全是两个世界。“同在一个地球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东帝汶人不能享受和平生活？”

在以军枪口下采访阿拉法特

“只有在路上，我的脑筋才会转动，生命也才流转，”张翠容希望走遍世界而知天下事。

她采访过的国际领导人物可以列出一串名单：东帝汶开国总统古斯芒、柬埔寨王子拉那烈、玻利维亚副总统连纳亚、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在这些采访对象中，她印象最深的是从中学时代就关注的传奇人物阿拉法特。2002年巴以冲突升级，以色列方面认为阿拉法特是激进组织的同谋者。于是，以军从当年3月开始围困阿拉法特的总部，将藏身在总部的阿拉法特的护卫以及特种部队一律视为恐怖分子，对其猛烈攻击。

在2002年7月底的星期五，她抱着碰运气的想法，一大清早出门，想去位于市中心的阿拉法特总部采访。当时已经戒严，以军随时有可能会射杀她，但很想去的欲望已经让她全然忘记恐惧。她一边注意避开以军，一边往总部走。如天助一般，一路上，没有受到以军任何阻挠就到了总部门口。

门卫没有盘问她，反而是她去问门卫，怎么去总部主楼。总部被轰炸得到处都是废墟，破了几个洞的红、绿、黑色巴勒斯坦国旗在屋顶上飘扬。

阿拉法特的顾问同意帮她安排专访，最初约定时间是8点半，不料时间一改再改，最后终于定在夜里11点半。她称其为“最晚的一次采访”。

阿拉法特见到她时说：“你是第一位到访这里的香港客人。”阿拉法特双手苍白，不时颤抖，“他明显老了，感觉繁华落尽，已经走到人生尽头”。

半个多小时的采访里，阿拉法特辩解自己并非如以色列所说，是巴勒斯坦人肉炸弹的背后黑手，希望能去阻止这种报复行为，无奈自己却被变相囚禁。阿拉法特一再强调巴勒斯坦不是阿富汗，不会随美国要求而更改领导人。

采访结束后，已经是深夜12点多，警卫给她在大厅一角安排了一个床褥，让她在总部过夜。

她被蚊子和跳蚤包围，一夜未睡之后在第二日清晨离开总部。出总部之时，被以军盘问，回答完以军问题之后，她继续往前走，却听到一连串枪声。“腿都软了，就倚在街边墙角，不敢再走。”

“回想起来，还是很幸运哈。”她笑，“采访也采访了，命也没丢。”

冷暖自知的独立记者

关于为何做独立记者，她曾在《行过烽火大地一书》的后记里提过几句：“香港传媒少有派记者参与国际新闻现场报道，外国传媒不会看上华人记者，除非是与华人有关的国际瞩目犯罪事件。为了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心，那就只能自费了。”

台湾东森电视台新闻台副总编辑王凌霄在给《大地旅人》一书作的序里感慨：近年来，台湾的媒体在内部管埋、成本控制这些企业技术上，日臻成熟。看着“预期效益”这个项目、算算国际采访的庞大费用，一笔账愈算愈复杂，愈算愈迟疑，决策因此务求精准，出国采访的记者务求一击而中，绝不迟延逗留，衍生成本。唯一遗憾的是:记者发掘题材的能力、细心体会的闭暇，自此人间蒸发。

“我不想接受这种遗憾。”张翠容轻描淡写带过那段最初在机构工作的经历：“老板每次经过我桌前，我都是在查什么耶路撒冷、阿富汗啊，觉得我只顾凭自己兴趣找选题，不管报社需要。”

她不喜开会、讨厌办公室政治、对报道地方新闻兴趣缺乏，很快就和老板“相看两厌”，而选择辞职去做独立记者。

独立记者听起来浪漫，做起来却是冷暖自知。

每次在踏上征途之前，她会和其他背包客一样，搜集目的地的所有基本资料，衣食住行，特别是在住方面，必须控制在预算之内。

与此同时，她也要为采访工作进行准备，例如阅读大量的历史背景材料、留意新闻事件发展、安排采访事宜和进行有关联系，还要为文章寻找出路。

在旅途上，她跟当地百姓一起生活、挤公交车，甚至入住难民营，听他们的故事，花费有时比在香港还少一些。

1998年，柬埔寨第一次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国大选，世界各国媒体蜂拥而至。她只身一人背着比她还高的背包，也跑去柬埔寨采访。

那些大机构的新闻记者住星级酒店、租坚实的吉普车，并雇当地的翻译和保镖，装备精良。而她住在一晚上3美元的廉价旅馆，到了晚上，被晒了一天的旅馆热得好似蒸笼一般，蚊蝇飞舞。

去柏宁采访红色高棉成员时，她跟当地人一样挤泥头货车。崎岖不平的泥路，颠得她肠胃都要翻转过来。采访结束回到小旅馆，她躺在床上，咳嗽不止，吐痰带血。

“不过不能倒下来，第二天还有柬埔寨王子拉那烈的采访。”她靠着大量喝水、充足睡眠和自我暗示在次日清晨醒来时痊愈。

巧的是，王子忘记戴手表，跟她解释1997年政变的前因后果，谈了整个早上。王子信誓旦旦地说，不会背叛自己的父王。“长长的采访结束之后，真的是特别满足。”

对她而言，做独立记者最纠结的事是想出去采访，但没钱。

她一般采取的办法是联系报社或出版社，为其写稿，以获得采访赞助经费，但这招时常也不奏效。

“我上个月还哭了一次，”她做抹眼泪的手势，“稿费一次比一次低，我就哭了。”

她给一家媒体写稿，媒体说要缩减开支，就降低她的稿费，从一块钱一个字，后来一毛钱一毛钱地低下去。她给报社老总的电邮里写道，“我为了一个理想这么艰苦，可是回来之后，还不能拿到合理的稿费，还要一毛钱一毛钱地跟你祈求。是多么情何以堪。”

她一直用好文章总会有人要来鼓励自己，但近来一些文章因为政治正确的问题，卖不出去。“那时候会很难过，觉得我的路可能会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孤独了。”

1999年她跑去东帝汶采访公投事件，回来之后，才发现自己没钱了。

她妈妈告诉她，家里面冰箱坏了，要买新的。但她连买个冰箱的钱都没有。她想起来一个教授之前所在的研究中心要招研究员的事情，立马给教授打电话，问能不能过去上班。电话里她没等教授说完，就问能不能马上开工。教授说行，她第二天就跑去上班了。

但是这份救急的工作她只做了5个月，就又跑去尼泊尔采访当地王室政变。

“有时候朋友聚会，说起我，就会说，又不知道我跑去哪里了。那词怎么说来着？”

“不靠谱？”我试探性问。

“对，不靠谱。”她用港式普通话重复了一遍，“你有没有听过切·格瓦拉写的一首诗？”

她旁若无人地背诵起来。

如果说我们是浪漫主义者，

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分子，

我们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我们将一千零一次回答，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