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针包包花样大全:全球最大非政府反腐组织“渗透”中国

透明国际官员亲述如何“渗透”中国——解密全球最大非政府反腐组织与中国的交往路径

一个是有西方背景的全球最大反腐NGO，一个是饱受西方批评的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透明国际与中国，这段异国“恋情”之复杂、微妙、艰难便不难想象。而在2009年在中国取得正式身份之前，透明国际已经默默在中国“渗透”了将近十年。

如果你在7月12日这一天，拨通中国顶尖反腐学者们的电话，十之八九都会告诉你，他们都到马来西亚开透明国际的亚太年会去了，这个为期四天的大会主题只有一个——“私营领域腐败”。

对于透明国际这个全球最大的民间反腐NGO——它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在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会——中国人并不陌生。每年由它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只要一出炉，总会在中国引发激烈讨论。

在许多很在乎国际眼光的中国人眼中，它往往令人不舒服——从1995年至今的15次排名中，中国一直在70名左右徘徊，排名不高。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一系列反腐举措——国家惩防体系建设、建筑行业廉政公约、北京奥运反腐、反商业贿赂法、财产申报制度——背后，都有着透明国际力图影响的身影。为了能进入并影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09年中国取得正式身份之前，透明国际已经默默在中国“渗透”了将近十年。

他们的故事，更像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个缩影：一个是有西方背景的全球最大反腐NGO，一个是饱受西方批评的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透明国际与中国，这段异国“恋情”之复杂、微妙、艰难便不难想象。他们之间需要逾越的有文化和思维的差异，更有政治上的偏见和鸿沟，哪怕最初的接触也要鼓起十足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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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他的背后，是透明国际的标志。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图）

前传：高层拍板下开始接触

2011年3月，透明国际披露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未来五年计划，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推动“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在反腐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在柏林透明国际总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说，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金砖四国已经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15％”。

如此重视中国的态度，和十年前却形成鲜明反差。

当时，透明国际内部还几乎一边倒地拒绝和中国来往，“他们说，中国没有人权，没有公民社会，我们为什么要跟中国合作呢？”据廖回忆，即便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非洲同事，也这么看。

长期从西方媒体上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有这样的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2001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保持8％的增幅。这一年，“中国GDP注水”的“中国崩溃论”开始取代“中国威胁论”频繁见诸西方报端，而整个欧洲依然没有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但作为华人的廖燃不能接受这个观点，由于当时还只是名普通雇员，廖在理事会没有发言权。廖只好在私下里一遍遍地找理事们试图说服：“你们不要忘了透明国际的使命是反腐败，中国有没有腐败呢？连中国自己都说反腐败，透明国际有什么理由歧视人家！为什么不跟中国交往？”

事实上，透明国际内部不是没有跟中国交往的念头，而是想用一个在廖燃至今看来都有点“荒诞”的方式——跟绿色和平等国际NGO学习，将总部设在香港。“他们认为只要在香港建立一个灯塔，就可以照耀中国。”廖说。

不过与之类似，中国政府对透明国际的印象也一直不佳。

尽管在2001年全球清廉指数中，透明国际给了中国3.15分，比1995年提高了将近1分，但这在许多亲历中国反腐进步的纪委系统官员看来，依然难以接受——按照游戏规则，清廉指数满分10分，0分代表最腐败，10分代表最廉洁。

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官网上的公开资料，2006年，时任上海市纪委常委赵增辉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回忆，当时，官员们认为“这一组织不能接触，他们别有用心”，甚至“一度弄得一些中央领导也很恼火，问为什么”。

愤怒的原因只有一个——“多年来，我们在反腐败上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在全球清廉指数上始终反映不出来。”上述官员说。

仅仅以2001年为例。是年，中国按照“着力查处一批大案要案”的反腐思路，包括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在内的多名高官落马，而针对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离任审计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试点。

双方互不信任的局面真正被打破，是在2002年。上述上海官员回忆，“中纪委一位领导认为，这一组织一定要跟他们接触。”

但建立中国分会一事却依然迟迟没有进展，一个最大的障碍是出人意料的台湾问题。

2001年3月，台湾地区开始筹备透明国际台湾分会，2005年正式组建，取名透明国际台湾。“大陆方面却坚持认为，如果想在大陆成立分会，台湾分会必须改名，但当时正值陈水扁掌权时期，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廖说。

“地下党”：一本书打下的互信基础

因为没有正式的身份，透明国际跟中国最初的接触，廖燃形容为“像在做地下党工作”。

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并不是中共最高反腐机关中央纪委或者政府系统的监察部，而是一家隶属于监察部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监察学会。

这种民间对民间的接触模式，符合中国和世界交往的一贯逻辑，级别的高低倒并不重要。由于跟监察部这层特殊的从属关系，中国监察学会拥有国内顶尖的反腐学者作为理事——这为透明国际日后跟高校来往打下基础，而且可以将情况直接反映给中央高层。

可是，面对一家有着西方背景的NGO，加之又是腐败这么敏感的话题，最初，双方的接触都很小心翼翼。

打开中国政府信任大门的第一把钥匙是一本名叫《国家廉政体系》的书。“如果说清廉指数有时会有点哗众取宠的话，国家廉政体系才是透明国际的灵魂。”廖说。

这个已在许多国家推行并广受好评的反腐理论评估工具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认为，除了强调传统的三权之外，还要加强审计、反腐败机构、公共服务部门、媒体、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等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既然有了公检法制度，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贪污腐败？那肯定是制度不健全。”廖说。

经过两年的翻译，2003年，《国家廉政体系》中文版开印，负责翻译的是透明国际设在中国的联络处——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在廖看来，选择与清华廉政中心合作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它是国内最好的反腐研究机构之一，二是该中心比较容易跟中国监察学会打交道。当这本书送到中国监察学会官员面前时，透明国际的态度相当谦和：“我当时跟他们说，这本书不是针对中国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用的，你要是觉得好可以作为参考。”

或许是巧合，第二年（2004年）中央首次提出建立惩治、预防、教育一体的惩防体系，这也正是透明国际“国家廉政体系”的精神体现。

透明国际在是年出台的《全球反腐年度报告》中，一改过去谨慎的态度，盛赞中国“依靠国际合作来找到外部反腐动力和机制，这是中国反腐斗争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