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玛汽车方向盘车锁:杨绛先生今迎百岁生日 百岁老人的世纪风华(图)

杨绛（资料图）

钱钟书、杨绛和女儿（资料图）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今天是2011年7月17号，我们在这里要祝福一位老人的百岁生日。
她，就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学大家钱钟书先生的妻子——杨绛。
对亿万读者来说，杨绛的名字代表着《堂吉诃德》的经典翻译，代表着小说《洗澡》的心灵文字，代表着《我们仨》的温暖回忆。（“诃”音同“喝”）
百岁生日对人生来说实在难得，但杨绛先生的亲友告诉我们，遵从老人的意愿，不搞仪式和特殊化，这一天，一如往常的每一天。中国之声记者走访多位杨绛先生的亲友，用特殊的方式送上一份对百岁老人的生日祝福。
这是北京的市中心，小区却很安静，果然，杨绛先生的家是楼群中唯一一个没有封闭阳台窗户的。
记者：请问这是杨绛先生家吗？
应答：对，请问您哪位啊？（压混）她太累了，让她休息休息吧…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响楼下的门铃，“先生一贯拒绝采访”也立刻得到印证。
薛鸿时：她每天自己下楼已经有点困难了吧，就在房间里头锻炼身体什么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她往往到凌晨一点了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每天都写字。
说话的薛洪时是杨先生早年的同事，也是工作中的后辈，杨绛先生身边的人说，常去家里探望的亲友特别多，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偶尔借着工作的名义去拜访，给杨先生带的她最喜欢的礼物，是网上文章打印出来的文字资料。
李昕：我给她带了一打材料，她说你等等啊，这一打材料一会儿功夫，有时候是上万字啊，当着我的面全部看完。她读完后还可以给你讲中间的东西，她一边读还一边常常会心微笑，我们常常坐在那儿在欣赏她在阅读。

杨绛与钱钟书早年留影（资料图）
亲友们说，杨绛先生至今坚持写作，近些年耳朵不好，但当面见到她，总能感到她兴致很高。今天是杨绛百岁生日，钱钟书先生的堂弟钱钟鲁昨天提前到堂嫂家里为她祝寿。
钱钟鲁：今天她特别带了助听器跟我们讲话，她对我两个孙女去特别高兴，她说你给我带来了福气，我说你给我带来福气。她的100岁，我们一定要让她开开心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带了蛋糕一起祝贺她生日，她说非常高兴，一起照了点相。
去探望的人们都说，家里的花篮已经多得放不下，书桌还是整洁布置。
李昕：精力允许的话她会陆陆续续的会把《洗澡》的续篇写出来，而且她还给我说她还在搞《红楼梦》的研究，谈到她会写一些有关《红楼梦》的随笔，最后可能会结集出版。
人们期待她的作品，92岁时，她的散文集《我们仨》出版，创下自己散文作品集印数新高，那时的达观，今天仍在。
杨绛：很多人关心我的，有的人说我们喜欢读你的书，看了我的书挺欣赏就是我的朋友啊，我就谢谢你们大家！
期待一位百岁老人新的创作，这并不是神话，因为她是杨绛。她的译作《堂吉诃德》可以不朽，长篇《洗澡》还待续篇，多年来，读者通过她的作品认识杨绛，而她的事业也成为很多共事者的记忆。杨绛先生百岁，我们祝福一位老人的同时，更感佩学术的长青。
《干校六记》、《杂忆与杂写》、《将饮茶》，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杨绛不断有新作，直到新世纪的《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读者眼中的杨绛，已不停留于《堂吉诃德》和《洗澡》，而她和钱钟书两人因此产生的稿费，却早已不入自己的账。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笔钱已经攒了近千万。
李昕：他们的稿费实际上他们自己都不领的，我们每次去看杨先生实际上只带一张稿费通知单，给杨先生报一个账，告诉她你又有多少多少稿费了，但这些稿费我们已经全部给您转到清华大学“好读书”基金会里去了。

杨绛文集（资料图）

杨绛近照
“好读书”是杨绛和钱钟书夫妇早年就商量好的奖学金名称，“好读书，读好书”，这是类似家训的句子。在很多人看来，“读书人”也是他们最好的写照。杨绛先生工作时的伙伴董衡巽一直把她尊为自己翻译的导师。
董衡巽：钱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钟书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
《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被赠送西班牙贵宾时，亲手送出的邓小平并不知道，杨绛是在翻译之前才学的西班牙语。上世纪80年代初，薛鸿时曾经作为钱杨夫妇的助手，在工作中密切接触，他把这比作“难得的至宝”。
薛洪时：开始的时候的文章开头in brief我就说“总之”，杨先生就说“总之”是用于总结上文的，一开头就是“总之”是不对的，因为这是对别人对他的提问的一个书面答复，意思就说你所问我的问题，扼要的说，brief是“扼要”的说。
这个字句的点拨，薛老记了三十年。

钱钟书一家三口（资料图）
对于一个百岁老人来说，不问收入、不计名利，杨绛的写作，果真如她自己所说，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身边的人，在这些后辈眼中，杨绛既教学问，也教做人。
薛鸿时：他们两个人在清华相识之初的时候钱先生就说我志气不大，只想做做学问贡献一生，杨先生也是这样，他们俩个属于志趣相投，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是非常非常深厚非常难得的。
作为这对夫妻早年的助手，薛鸿时在谈话中反复讲着他们给予的“做人”指引。身边的普通同事，杨绛都要一一在生活上关照到。
薛鸿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多块钱嘛，生活都是捉襟见肘的，但是每年三节，就是春节，五一，十一杨先生就给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小辈每家都要给我们红包的。她连那个玻璃瓶罐头也洗干净的，拿了一大书包让我带给当时住在大院的那个人家。
80年代搬到现在的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自己寓所的喜爱，“有个安稳的地方”似乎已经让她满足。
杨绛：我没有订牛奶，每天给他们亲手做豆浆。要打得非常非常细，我还会做杏仁酱，那个杏仁酱好吃着呢，我自己做豆浆，我还发明花生可以搁在里头，核桃也可以做……

杨绛和钱钟书1934年在北平（资料图）
杨绛先生珍贵的访谈录音里，找到最多的内容也还是对生活的小满足。说这些话时，她已经年过九旬，女儿和丈夫都已经从生活中远走，她把一家人的“失散”描绘成书中一个梦境。钱钟书的侄女钱静汝曾在北京读书，多次到家中做客，她说，亲近杨绛的人都明白，她内心的坚韧。
钱静汝：我觉得我都受不了了，我看了《我们仨》，有的时候用一些鬼，一些梦啊，一些想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很现实的，可以看得出来，揪心的痛，不是说一般的痛，你想想一个人活到100岁，女儿走了，丈夫也先走了，她一个人能这么挺下来，不容易的。
但说起杨绛，乐观还是要占主流，她给予别人的记忆，也大多如此。
钱静汝：他们讲话非常有人情味的，他们经常逗我弟弟的，我弟弟那个时候讲话有点不太清楚，因为讲上海话，他说你讲不清呀，我们给你买大饼油条吃，他们特别喜欢孩子。
200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采用简洁的封面出版了杨绛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她在书中说：“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一百岁生日，对于她，对人生，或许也算不得什么耀眼的里程碑。
杨绛：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中广网北京7月17日消息记者王娴 刘黎 实习记者李梓畅）

钱钟书和杨绛在一起（资料图）
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
杨绛先生近影（摄于2011年4月）

杨绛先生手书《槐聚诗存》墨迹
杨绛先生近年闭门谢客，海内外媒体采访的要求，多被婉辞；对读者热情的来信，未能一一回复，杨先生心上很感歉疚。朋友们建议先生在百岁生日来临之际，通过答问与读者作一次交流，以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杨绛先生同意，并把提问的事交给了年来投稿较多、比较熟悉的《文汇报·笔会》。我获此机会，有幸与杨先生作了以下笔谈。
1
笔会：尊敬的杨先生，请允许我以提问来向您恭祝百岁寿辰。
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仔细论起来，您出生时纪年还是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尚未发生。请问，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您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
杨绛：我父亲是维新派，他认为阴历是满清的日历，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
他说：“凡物新则不旧，旧则不新，新旧年者，矛盾之辞也，然中国变法往往如是。旧法之力甚强，废之无可废，充其量不过增一新法，与旧法共存，旧新年特其一例而已。”“今人相问，辄曰：‘汝家过旧历年乎，抑或新历年乎？’答此问者，大率旧派。旧派过旧历年，新派过新历年。但此所谓过年，非空言度过之谓，其意盖指祭祖报神……今世年终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贤，不过五路财神耳。此所谓神，近于魔鬼，此所谓祭，近于行贿。”
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是我一岁时开始用起来的。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我常自豪说：“我和中华民国同岁，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7月17日是我生日，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吗？
笔会：您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hào）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锺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锺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笔会：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锺书先生结婚后，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学习做“媳妇”，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杨先生，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
杨绛：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锺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笔会：您出生于1911年，1917年即产生了新文学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论是四十年代写的喜剧，还是后来写的《洗澡》《干校六记》等，却没有一点通常意义上“现代文学”的气息。请问杨先生，您觉得您作品中和时代氛围的距离来自哪里？
杨绛：新文学革命发生时，我年纪尚小；后来上学，使用的是政府统一颁定的文白参杂的课本，课外阅读进步的报章杂志作品，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情趣和风格。我生性不喜趋时、追风，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现代气息”，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太重。
笔会：创作与翻译，是您成就的两翼。特别是历经“大跃进”、“文革”等困难年代、最终完成《堂吉诃德》的翻译，已是名著名译的经典，曾作为当年邓小平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国礼。很难想象这个工作是您47岁自学西班牙语后开始着手进行的。您对堂吉诃德这位骑士有特别的喜爱吗？您认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门外语更重要？
杨绛：这个提问包含两个问题。我先答第一个。
我对这部小说确实特别喜爱。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尘滚滚，他看见的是迎面而来的许多军队，难为他博学多才，能数说这许多军队来自哪些国家，领队的将军又是何名何姓。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
我曾证明塞万提斯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教会的墓园里；他被穆尔人掳去后，是三位一体教会出重金把他赎回西班牙的。虽然他小说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辞，如说“像你妈妈一样童贞”，他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说不是说教。但他的小说确是他信仰的产物。
现在我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
“作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语更重要？”
是的。翻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弦外之音，只能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的表达更难。
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Le mot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
2
笔会：钱锺书先生天分、才学过人，加上天性淘气，臧否人事中难免显示他的优胜处。曾有人撰文感叹“钱锺书瞧得起谁啊！”杨先生，您为什么从来不承认钱先生的骄傲？
杨绛：钱锺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我为什么非要承认他骄傲不可呢？
钱锺书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处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他读书多，记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贯通、文白圆融，大多源由于此。
钱锺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的吗？
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老人曾对我说，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见”。
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Levin）著作等身，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莱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对慕名选他课的学生，他挑剔、拒绝，理由是“你已有幸选过我一门课啦，应当让让别人……”。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锺书会见谈学后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I'm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钱锺书自己说：“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狷者，有所不为也。譬如锺书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乖乖地把自己变成一具便于使用的工具，只闷头干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张。他的领导称他为“办公室里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积极。
人家觉得钱锺书“狂”，大概是因为他翻译《毛选》，连主席的错儿都敢挑。毛著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里，熟读《西游记》的锺书指出，孙猴儿从未钻到牛魔王的肚里，只是变了只小虫被铁扇公主吞入肚里。隐喻与原著不符，得改。
钱锺书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可能也被认为是瞧不起组织，是骄傲。其实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并非瞧不起。
很多人有点儿怕钱锺书，因为他学问“厉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热心指点人家，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较收敛。锺书非常孩子气，这方面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钱锺书也很风趣，文研所里的年轻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他又佩服又喜爱。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几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对他又敬又爱的好友。
笔会：钱锺书先生拟写的西文著作《<管锥编>外编》当初是怎样构思的？为什么没有完成？有没有部分遗稿？
杨绛：钱锺书拟用西文写一部类似《管锥编》那样的著作，取名《<管锥编>外编》，起意于《管锥编》完成之后。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没有基础，他生前留下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外文笔记也如他的《容安馆札记》和中文笔记一样，并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经过“反刍”悟出来的心得，写来当能得心应手，不会太难，只有一一查对原著将花费许多精力时间。锺书因为没有时间，后来又生病了，这部作品没有写成。
钱锺书开的账多，实现的少；这也难怪，回顾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时间实在太少太少，尤其后半生。最后十来年干扰小了，身体又不行了。唉，除了遗憾和惋惜，还能说什么呢？
笔会：在您翻译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愉快、高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本对治忧愁的译作，有纪念钱先生的特别意义吗？
杨绛：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应该说，我后来《走到人生边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启发。
笔会：听说《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二十册即将出版，是吗？
杨绛：这个消息使我兴奋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务印书馆内外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同志表示感谢。《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依据钱锺书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笔记手稿八十三本，形制各一，规格大小不一，因为年代久远，纸张磨损，有残缺页；锺书在笔记本四周和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小注，勾勾画画，不易辨认。锺书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对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编排，此中的艰难辛苦，难以言表。此次商务组织精悍力量，克服种种困难精心编订目录，认真核对原件，核对校样，补充注释，工作深入细致，历时三年有余，成效显著，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锺书和襄成此举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同志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03年出版时，我曾作序希望锺书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能对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现今中文笔记出版，我仍这样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3
笔会：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有一天，我和钱锺书得到通知，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到会后，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到会的都得签名。”锺书说：“不签，就是不签！”我说：“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我们不签，看他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笔会：能谈谈您喜欢的古今作家吗？
杨绛：这个题目太大了，只好作个概括性的回答。我喜欢和人民大众一气的作家，如杜甫，不喜欢超出人民大众的李白。李白才华出众，不由人不佩服，但是比较起来，杜甫是我最喜爱的诗人。
笔会：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笔会：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笔会：有人认为好性情只能来自天生，但您的好性情，来自您一直强调的“修炼”。您大部分作品是70岁以后创作的，堪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典范。您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您看重曾参所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走到人生边上》的自问自答中，您得出的结论是“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文明的人。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经过锻炼才能炼出纯正的品色来。”对您这些话，我没有疑问，也不求回答。在此复述一遍，只为给您一个响应。
最后问一下，您和钱锺书先生作品收入所得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是怎么运作的，运转得好吗？
杨绛：由钱锺书和我的作品收入所得、于2001年建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设在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截至2011年5月为止，基金已由起初的72万元，增至929万元。为268名品学兼优的清华学子颁发了奖学金，获奖的学生中有的也是我和钱锺书作品的读者。他们手写书信给我，谈谈自己的成长和校园生活，我由此得知现代大学生的一些状况和心态。有的同学说我与清华同岁，邀我百年校庆时回校与清华同过生日。我曾请获奖同学来家作客。大家说说笑笑顶高兴。他们争着翻阅钱锺书批注的韦氏大辞典，对老学长的精深细致惊叹不已。
“好读书奖学金”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他们运作很好。我们的信托协议中有约：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在享有钱杨作品的财产权利的同时，有保护钱锺书、杨绛作品著作权及其人身权利的义务，我对基金会认真履行约定感到满意。
“好读书奖学金”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众多的项目中，基金数额不是很高，但他们很重视这项奖学金的人文含蕴和它背后的故事，我们合作愉快。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会长贺美英女士是贺麟先生的女儿，我们住干面胡同时的邻居小友，她和基金会的同志对我很关心，常来看望，大家成了朋友。钱锺书逝世十周年，基金会请来锺书在社科院的同事罗新璋、薛鸿时先生演讲，介绍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夜晚，同学们聚集大草坪，用烛光、朗诵和提琴演奏追思他们的老学长。我年老，未能身临其境，但深为他们的真诚感动。
4
笔会：亲爱的杨先生，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赞美您有“种子之性”，柔弱，又坚韧，深自敛抑，且一生有少女相。我的几位师友看了，觉得文章还少了一层意思，那就是“种子的信仰”。我现在把他们特意找出来的梭罗的这首诗抄在这里，献给您，真的算恭恭敬敬为您拜一个寿——
Though I do not believe
that a plant will spring up
where no seed has been,
I have great faith in a seed.
Convince me that you have a seed there,
and I am prepared to expect wonders.
——Henry David Thoreau
我不相信
没有种子
植物也能发芽，
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
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
我等待奇迹。
——梭罗
恭祝您健康快乐，智慧平安！
杨绛：我一向把理解我作品的读者当成知心的朋友，感谢朋友们多年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现在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way，过好每一天。
我从年初开始，再次用毛笔练小楷，抄写锺书的《槐聚诗存》，一天写几行。练练字，也通过抄诗与他的思想诗情亲近亲近，今天（6月19日）凌晨两点，全部抄完。
我有时也写点小文章，多属杂忆与杂写之类，等将来攒到一定数量，当结集出版请大家指教。记者 周毅
钱锺书杨绛：天作之合

南方人物周刊201117期封面

钱瑗有绘画天赋，多次为父亲画像
钱锺书：苍莽昆仑一代鸿儒
钱锺书先生故去十多年了。临行前，他留下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杨绛先生谨守遗言，依之操办后事。
钱先生去了，令人想起弘一法师的临终偈子：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但悄然西行的钱锺书还是震动了世界，连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发来情辞恳切的唁电，说：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寓居美国的余英时也说：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
有学者将钱锺书喻为“文化昆仑”。
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足令人深长思之。
嵚崎磊落的人生
钱锺书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
他1910年11月21日生于无锡一书香门第，其父钱基博是文史大家，一生著作甚丰。钱基博长兄基成无子嗣，按例将锺书过继给基成为子。
降生之初，有亲友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据以取名仰先，字哲良，而“锺书”一名，则因“抓周”时紧抓一书而得。
“钱锺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郑朝宗)
未入清华前，钱已驰誉全校。1929年进外国语文系时，数学才考了15分，但国文和英文两科特优，校长罗家伦约他面谈后立即定夺：如此奇才，当破格录取。
大学期间，钱已创下读书第一、发表文章第一、“横扫清华图书馆”等多项“纪录”。“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饶余威)
上课不作笔记，却爱在本子上乱画。同班的许振德，曾恼怒他夺去自己的“第一”，但钱的一次解惑，令他由衷钦佩，两人遂成好友，上课常同坐后排。许君上课时注意某女生，钱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许眼变化图》，在班中流传颇广。
据说，其师长吴宓曾对几位学子感慨道：“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钱爱读书，且记忆力惊人，“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同学乔冠华称他具备了“照相机式的记忆”。其用功之勤，亦无人能比。许振德说，他“在校时，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每赴图书馆借书还书，必怀抱五六巨册，且奔且驰。且阅毕一册，必作札记”。
据他的同学、小说家吴组缃回忆，有一次在校园咖啡馆，曹禺对吴组缃偷偷道：“钱锺书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吴请钱开三本，没想他随手拿过一张纸，当下写满正反两面，列了四十多本，同时写下作者姓名及内容大概，令吴、曹两位校园才子叹服不已。
1930年，钱穆要出版《国学概论》，请钱基博作序，老先生就让20岁的儿子试刀，后来竟一字不改交付了，因为钱锺书的这篇序文确实写得老到畅达。事实上，大学四年中，他已在《大公报》、《新月》等报刊发表文章近二十篇。在论孔夫子哲学思想的文章中，他说“孔子近乎乡绅”，令张申府“深感其创辟可喜”，连连惊叹他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
1935年，钱锺书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携娇妻杨绛同船赴英，前往牛津大学进修。钱所报的英国文学专业仅一个名额，据说其他考生皆因他的报考而放弃，吴宓的一名研究生后来只得改报畜牧专业，去了爱丁堡大学的动物遗传所。
留学期间，钱读书勤奋异常，每逢假期，同学大多离校去别处观光，他却泡在牛津的图书馆，将那里18世纪后的经典通读一遍，并将图书馆译名“饱蠹楼”(Bodleian)，颇有书虫饱餐后的快意。
“饱蠹楼”的书不能外借，钱养成了笔记习惯。结果，这个被称为拥有“20世纪人类最智慧头颅”的聪明人一生都没丢下这项“最笨”的功夫，许多书他要反复阅读，并将新知新得不断添补到笔记上，最后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天书。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他的笔记在木箱、麻袋、枕头里进进出出几番周折，直至字迹模糊纸张破软。抗战时他靠这样的积累完成了《谈艺录》，“文革”中他又凭着大量笔记完成了《管锥编》。
钱在牛津顺利取得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半个世纪后还为英国女王访华时所调阅。尽管这个学位极少有中国学生拿过，但钱却以为，区区一个文凭，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后来，他和《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从英国去了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后，他放弃了学位，只求自由读书，期间遍览法、德、意等国文学原著，空闲时间在咖啡馆结识了一些留学生同胞，看见了人性中赤裸的本相，成为他日后小说中的素材。
回国后，28岁的他成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他留了胡子，拿着藤杖，颇具绅士风度，学生们对这位年轻老师极其佩服。“他总是笑眯眯的，闪动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既严肃又幽默。他老是站着，手臂撑在讲台上。有时也离开讲台，在黑板前来回慢慢儿踱着，在黑板上书写英、法、德、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等。……他很少提问学生，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仿佛一股不尽的智慧灵泉涓涓地从他嘴里奔流出来。”(赵瑞蕻《岁暮挽歌——追念钱钟书先生》)但联大这个教授，钱只当了一年，据说他年纪太轻、学问太好又口无遮拦，虽深受学生欢迎，却难免引起学识不如他的老先生的不快。
钱后来跋山涉水去了湖南，在刚刚建立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那里的学生们，对这位魅力十足的年轻老师同样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年的学生周令本回忆：“他讲话声音很磁，讲东西总是带上表情，惟妙惟肖，上课很吸引人，我们每堂课一个字都不敢漏掉。”
蓝田的生活单调刻板，格调却丰富多彩。冬季严寒，找个木炭盆生火取暖，每到深夜，拿废报纸包两个鸡蛋，水浸湿了投进炭火，煨熟了就是夜宵。钱用小镇上买到的毛边纸开始撰写《谈艺录》，同时他已开始构思《围城》，在湘西的山沟里，和国师的同事们围坐炭火旁，钱所讲的故事就是小说的雏形。
钱在蓝田待了两年，1941年夏回沪。上海整个沦陷后，他与妻女挤在复兴中路一个狭小的亭子间，住在沿街的房子里，常在午夜听到刺耳的军靴声，岳父把在女子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了钱，这样才维持了平日的生计。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完成了《谈艺录》的修改，完成了《围城》的创作。
1946年之后，钱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连载于《文艺复兴》月刊的《围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此后连年再版。而用文言写就的诗文评论集《谈艺录》则在1948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同年，台湾大学、香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先后聘其赴教，他均辞谢。理由很简单，他给同窗Stuart的信中写道：Still, 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钱还说过，“不是故国之外无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杨绛也说：“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钱举家北上，定居北京，任教清华外文系；1955年起任中科院社科部学术委员。他将身心投入了学术研究。自1950年代起，先后拿出了《宋诗选注》、《旧文四篇》、《七缀集》乃至纪念碑式的巨著《管锥编》。
“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早在大学期间，钱锺书已立下志愿：“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而学术研究伴他一生，未曾须臾相离。
承家学渊源，16岁时他已读完《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大学期间，专习西语的他不弃“宿好”，立下“亲炙古人，不由师授”的雄心，选择有名家笺释的集部书，对照注释和原文，大量检索所引书籍加以验证；“横扫清华图书馆”的深研力索中，他已建立比较文化的观念；留学英法期间，眼界大开，“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谈艺录》)
可以说，钱锺书一生治学，都在实践他那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钱先生眼里，所有学问都可以打通，所有知识都有一体性。”王水照回忆道，“他说自己感兴趣的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析，他反对建立体系，但我认为，他的学术世界有个核心，即‘融通’，这也是他人生境界的高峰。”
据杨绛记述，钱锺书小时候最喜欢玩一种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这件“小时候干的营生”，钱锺书乐此不疲“玩”了一辈子：在自己的“石屋”里，不受干扰地读书、笔记、沉思，于他，便是极乐。
写《谈艺录》时，正值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正如其1942年的序中所言，“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在湖南蓝田师院执教之余，钱锺书已完成一半书稿，因返沪养病而中断。不久上海沦陷，他“侍亲率眷，兵罅偷生”，身处“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困境，却以坚强毅力“销愁舒愤，述往思来”。
建国后，钱锺书“奉命”编撰《宋诗选注》，该书以丰富深邃的学术内涵和“另类”的编选目光，令学界叹服。然而，50年代中期的这部古典文学选本，曾被划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白旗”，后来，在夏承焘《如何评价<宋诗选注>》与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的书评相继刊发后，钱才获得“平反”。
1971年，钱杨夫妇从五七干校回京，房子被人强占，两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钱锺书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着手写作《管锥编》。当时“文革”尚未结束，钱锺书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书，可见其惊人的勇气。
两百年前，清代学者在令人窒息的学术环境下创造了乾嘉学派的辉煌；两百年后，历经“文革”劫难，钱钟书用同样方法撰著《管锥编》。全书以古奥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古今中外近四千作家的上万本著作(包括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以130万字通盘考论《周易》、《诗经》、《左传》等十部中国古籍的词章及义理，打通时空、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以求在学术世界“泯町畦(打破疆域)”，“通骑驿(互相沟通)”。
1979年，李慎之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向钱锺书祝贺，钦佩他“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钱锺书淡淡一笑，摇摇手说“天机不可泄漏”。
“《管锥编》是一部写在‘人生深处’的大著，”陈子谦说，钱锺书“按照历史本来的和应有的面貌进行辨析，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去发掘文化心理”，在具体鉴赏评析中抒发他对历史、人生的深刻识见，“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注释了人生，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看似琐细冷僻的一些资料汇集和解释，实际上涉及文化、哲学、宗教、民俗等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隐射的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内容？当然有，大量的！《管锥编》可以帮助打开思路，我这思想跟钱先生说过，他非常高兴，表示你懂我这样一个意思。”丁伟志如许回忆道。
刘再复指出，“(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那一辈的人文学者，他们在1949年前有所创造，而之后则忙于自我否定和依据新的意识形态标尺‘照着说’，结果反而‘后’不及‘前’”。这辈学人中间，“钱锺书几乎是惟一的例外，他在不能为的语境中找到一种大有可为的著述方式，写出了似堡垒又如深渊的《管锥编》，而且蕴含着可让后人阐释不尽的‘接着说’与‘创着说’”。(《当代人文学术批评家的崛起与写作》)
《围城》内外
杨绛说：“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
“《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
《围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两年里钱锺书“锱铢积累”，“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那段日子，他在沦陷区的上海，工作没着落，岳父把自己授课的钟点让给他，以此维持生计。一次，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钱看完后表示：“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促他快写，甘做“灶下婢”的她，劈柴生火烧饭洗衣，每天就等着那“五百字”。
“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围城”的书名，脱胎于法国谚语，“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在法国学成归来后辗转奔波、四处碰壁，听到此“围城”之说，联系自己的经历，便对“人生万事，都有了这个想法”。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主角。Thingshappen to him。”钱锺书曾如此点评道。
这个“被动的主角”，并非典型书生，他有一点滑稽，人不坏，但无能。据说，他的原型取材于钱锺书的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书中，钱锺书还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批知识分子肖像：故作高深的诗人、道貌岸然的教授、功架十足的留洋博士……发噱的形象令人捧腹。李健吾晚年回忆，看到小说部分书稿时他们“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是部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围城》中处处散落着令人惊艳的幽默，但又不乏感伤、深沉的力量。或许，正是这种奇特的品质，令夏志清眼前一亮，声称它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
1980年《围城》重版，首印13万册，至1990年底又重印7版，每次加印约六万册；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年逾古稀的钱锺书一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在海外，因夏志清的推崇，《围城》也获得极高的国际声誉，先后被译成英、德、法、日、捷克等多国文字。
钱锺书的声誉波及海外，有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曾有一位英国女粉丝求见，钱在电话里幽默地打趣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上世纪80年代初，著作等身的哈佛大学教授哈里·莱文应邀来华，计划中就包括拜见钱锺书。见面那天，钱亲自开门，对莱文笑嘻嘻道：“啊，你是来参观这个神话动物(原话：mythologicalanimal)——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哈哈！”交流中，两人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纵横驰骋，相谈甚欢。然而，回程路上，莱文坐车里闷闷不乐，直到最后才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我对其却一无所知！”(朱虹《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
1979年，钱与一批中国学者首次出访美国，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旁征博引的演讲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费景汉)；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觑”(夏志清)；据当年在哈佛读书的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回忆，“钱先生好像一瓶香槟酒，一开就大发。我们非常佩服他，没想到中国学者中有像他学问这么好的。”艾朗诺由此迷上钱，后来把《管锥编》译成了英文。
钱锺书所到之处，舌璨莲花，语惊四座。“钱学”也随之在国内外热火起来。然而，钱锺书本人却非常冷静，他曾表示：“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了！人生的讽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缓刑’到人死以后。”
从狂傲到“默存”
钱锺书曾在散文《说笑》中写道，“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儿时的他，已显出其禀赋异于常人，表现在“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考上东林小学后，父亲为其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事实上，直到后半生他才渐渐敛住锋芒。
青年时期的钱锺书，俨然今日酷评家，著述中笔挟风霜，生活中口无遮拦。有评者认为，小说《猫》有影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之嫌，而圈中文人尽数被他揶揄了一番；在《容安馆日札》中，钱氏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所讥弹……对此，施蛰存生前也有评议：“他学问是好的，但嘴巴糗！喜欢讲人家，狂妄得狠呀！”
历史学家向达曾与钱一同留学伦敦，他似乎看出了钱狂傲背后的率真：“一般人对他颇多误解，其实他是‘语狠心慈’，有见解，有真情，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丁伟志也说：“他确实有着一身傲骨，对于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常常抱着天真的态度，一针见血地捅破某些精心糊起来的包装纸。他的时而幽默时而犀利的雅谑，传出去，自然免不了会使得一些没有雅量的人士，觉得难以下台。”
早年，素闻藏书家黄裳年轻时爱慕有“甜姐儿”之称的女明星黄宗英(据说笔名“黄裳”也有“黄的衣裳”之意)，在得知黄裳觅得佳本《痴婆子》后，钱锺书便调皮地赠给他一副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黄是有雅量的人，因其妙对“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50年后仍激赏不已。
“伊就格脾气，顽童！”忆起当年这位爱打趣的前辈，李文俊的口气倒更像一位长者，他操一口沪语笑侃道，“伊水平高嘛！有辰光人家一讲，伊就晓得根本是错呃，勿是迪格味道，总归要挖苦一下，尤其是伊拉同辈，所以老先生对伊蛮恨呃。”据李说，曾有当年的联大学生回忆，有次某位先生在教英文，钱恰好经过教室，在竹帘后听了一段，跑出去哈哈大笑——“格种东西，荒谬之至。”
上世纪40年代，钱杨寓居沪上，一度与傅雷为邻，常相往来，傅聪、傅敏兄弟于钱杨之率朗幽默都存有深刻印象。
傅聪告诉记者：“钱杨是中国知识分子里头非常特殊的一个典型，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像他们这样，有一种irony，说幽默太浅了，irony是一种智慧，笑里带泪、泪里带笑，很双关的，有点反讽，对的，就是反讽！但他们背后是有灵魂、有爱的，很多人觉得钱锺书是玩世不恭，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忆及往事，傅又感慨道：“他俩还有一种赤子之纯，微笑的后面有一个悲天悯人的精神，给我一种安心的、充满智慧的、温暖的感觉。”
钱锺书主张“化书卷见闻为吾性灵”，书读多了也读通了，他便有了自己的看法，也变得有定力，“文革”时宠辱不惊，地震亦临危不惧。1976年唐山大地震，钱杨暂住的学部7号楼西山墙被震裂，社科院让大家搬到不易坍塌的大食堂，董衡巽对记者回忆道：“钱媛本想让二老到上海躲一下，他们怎么也不愿意，人家都住外面大食堂，后来他们一看没必要就又搬了回去，管他震不震。”同住的许德政指着南墙一条从自己房间直伸到他们房间的裂缝让钱看，谁知他竟满不在乎：“别怕，那裂缝原来就有，季康曾用薄纸条封住，几次余震，那裂口都原缝不动。”他还特别强调，“不是‘原封不动’，是‘原缝不动’！”
世间诸般变化，他均豁然以对，更是练就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胆魄。
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四人帮”横行时，某天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锺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锺书自辩：“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晚年，面对两位孙辈青年，他曾给予一番朴实真诚的劝诫：
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后边捅你一刀，把你卖了；如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他可能会做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保护你而牺牲了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见《钱钟书杨绛先生寄语青年》)
淹博的知识、深刻的讽喻，是他学术研治和文艺创作的一贯风范；而在这些令人叹服的著述背后，是一张隐隐含笑、耐人寻味的面孔。
据他在社科院的同事徐公持记述，“他在会上不大发言，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别人说话，有时他听着听着会低头微笑，笑什么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
“伊门槛老精呃，政治运动捉勿牢伊，伊样样勿讲，避开风头。”李文俊认为他精明。
然而，那只是钱锺书“默”然而“存”、以求治学的“隐身大法”。
傅敏说他“绝顶聪明，极有智慧，是个里方外圆的人，所以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丁伟志强调，“敏感的问题，他不是没有看法，实际上他看得很清楚，立场很鲜明，但是他不参与公开活动议论现实政治问题。”
诚如余英时所言——“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
王水照给记者举了一例，“我们在河南干校，当时抓‘516反革命集团’，搞运动很惨烈，死了不少人。有次上面在批斗，钱先生私下跟我讲：‘强者不吐实，弱者吐不实。’重点是后一句，点出逼供信的真相，弱者交代的东西都不真实。当时觉得他真够大胆敏锐的。”
待后来《管锥编》出版，王水照读到论《史记·李斯列传》条时，发现“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赫然在目。
“他胆子很大，‘文革’的时候也敢讲。”专访中，董衡巽又举一例，“周恩来去世的时候，钱先生跑来跟我说：‘现在大字报出来了，说‘文革’是法西斯，这话说得真好！’”
王水照告诉记者：“外人对钱先生的理解还是有些隔，在他的诗作中就有不少现实的感慨，只是包裹得比较深。”
1957年，钱在“反右”前夕写下《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引录两首：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啼鸠忽噤雨将来，噤声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他当然感受到了。”
李慎之曾撰文道：“因为钱锺书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煎熬着他的心。”李举钱1989年夏的一首七律《阅世》，该诗庶几可称钱晚年封笔之作。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饱览群书、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专于治学又擅创作者，也不只他一人……但钱锺书是独特的，他从儿时起便“锺”情于书，只因其中乐趣无穷；二十多岁已决志“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沦陷孤岛的战乱岁月，他将平日里积攒的种种不屑不满化为“忧世伤生”的诗话集《谈艺录》与长篇小说《围城》；历经十年浩劫、走过一个花甲后，他那些“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的批注，对“人·兽·鬼”(短篇小说集)世相种种的感悟，渐渐汇成历史、现实、人生的大江大海，积淀为浩瀚深沉的扛鼎之作《管锥编》。
夏志清的评价应该是许多人的共识：“像钱锺书这样的奇才，近百年来我国还没有第二人堪与他相比。”
(参考：《钱锺书集》《杨绛文集》《容安馆札记》《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听杨绛谈往事》《文化昆仑》《一存千思》等。感谢：丁伟志、王水照、李文俊、董衡巽、傅聪、傅敏等接受专访；吴学昭提供帮助；实习生王杨卡佳、宋娜参与录音整理)
杨绛：百年淑子映月泉清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地道来，举重若轻。
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锺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钱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好几位被访者都向记者感叹，钱杨夫妇捐了八百多万元版税给清华的贫寒学子，自己却过着极其简朴的日子：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锺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年届白寿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锺书在世时的旧样。西墙边放着两张沙发，专为接待客人；东、北两排靠墙书柜，实际仅一个书架，且多是工具书；南面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映出主人的剔透。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夏志清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钱锺书和杨绛是我最喜欢、最尊敬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婚姻是最美满的！”听闻记者要写钱杨，素来拒绝媒体的傅聪欣然受访，深情回忆道：“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两人在一起，就是有种默契，又有温柔在，每次看他们我都被感动。我想，看过《干校六记》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们夫妇能够活过来靠的就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交流：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里面最高层次的人，所以他们的交流不是普通的，还有intellectually(理智上)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学的美的高度，让人羡慕！”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锺书也走了，“我们仨失散了”。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这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仿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馆札记》，还包括178册外文笔记(共3万4千页)，今年6、7月，刚刚整理完的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面世，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如今，迎着即将到来的百岁生日，她微笑着，倔强着，还在孜孜矻矻地“打扫现场”……
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
求学清华时，杨已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1933)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都受到任课教师朱自清的嘉奖，并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1936年《璐璐》还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
解放前，杨绛发表的短篇小说《小阳春》被收进《新文学大系》；1978年后，她又创作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短篇，后收入1980年出版的《倒影集》。其中，《“大笑话”》和《事业》分量最重、篇幅最长。作品中的陈倩、周默君、陈倚云等都是才智非凡、工作忘我的知识女性典型。后两位老少校长，反映了杨绛青年时代的某些经历，她自己曾任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换句话说，也当过“行政干部”，尽管她自谦“我不懂政治”。
早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曾在文艺界组织了二十多个职业剧团开展戏剧救亡运动。刚从国外回沪的杨绛，在陈麟瑞(笔名石华父)、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业余创作了四幕剧《称心如意》。此剧在金都大戏院上演，由黄佐临执导，李健吾也粉墨登场扮演剧中一位老翁。杨绛虽是剧坛新手，但“出手不凡，功底深厚，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称心如意》引来阵阵喝彩声”。看过此剧的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评议道：“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此后，杨绛又创作了喜剧《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及悲剧《风絮》，延续英式戏剧传统，讽刺人性的弱点，幽默人生的悲欢，柯灵赞她“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
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
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向来低调的杨绛，只得接受电视新闻镜头的闪光一照。
说起翻译，这位大家的第一篇译文还是当年叶公超布置的“作业”。
清华读研时，杨绛已和钱锺书确立恋爱关系。一次叶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一本英文刊物，让杨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说《新月》要发表此篇译文。她当时心想：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锺书的未婚妻吧？只好迎接“考试”。此前她从未学过、做过翻译，虽在政治系毕业，但对政论一向无兴趣。别说翻译，对她这个姑娘家而言，读这样的文章，难度也可想而知。然而，她硬着头皮交稿时，叶公超却说“很好”。不久，《新月》就发表了她的这篇“处女译文”。
抗战胜利后，杨绛译自哥尔德斯密(1730-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的一段，题为《随铁大少回家》，受到翻译名家傅雷的称赏。解放后她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又受到朱光潜的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文革”后，杨绛创作了中国第一部以干校生活为题材的纪实散文，《干校六记》的语言朴实无华，却蕴含真情，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先后被译成日、英、法、俄等多国文字，有美国学者称它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
《六记》的文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1989年2月以其独特的品味荣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在24部获奖作品中名列榜首。面对祝贺，杨绛淡淡笑道：“中国历史上，大凡状元都不是优秀的文学家。”
对于自己那部描绘解放初思想改造运动中各类知识分子身心历程的长篇小说《洗澡》，杨绛说：“《干校六记》是真人真事，而这本小说完全是假的，没有一个真的人，没有一件真的事，也没有我本人，但是我所写的情况气氛是完全真实的。”
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作“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 “(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却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
一次，舒展和杨绛闲聊，“您到七十多岁拿出一部长篇小说，怪不得夏公要捧您，因为您是文艺领域各种样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
这一回，杨绛则以其无锡家乡民谚打趣道：“那叫做‘猪头肉，三不精’！”
温文尔雅与刚强不屈
“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锺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
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
“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向记者回忆了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锺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杨先生是非常较真的，‘文革’初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把我吓了一跳，也顿生敬重之心；她给钱先生改大字报的事，若是我们肯定说不要贴，但她就会打着电筒去找去修改。”1970年7月，初下干校的张佩芬和杨绛同被分在河南息县，在四人间的“干打垒”小屋中有过半年“联床之谊”，张的印象中，杨绛在干校时少言、自制，相熟后会用她特有的方式“让我们开朗起来”，例如坐在小马扎上轻声叙说家人趣事。
“我听杨先生讲，她削苹果一刀削到皮不会断，而且薄，所以她爸爸只吃她削的苹果。说到钱先生，杨先生总是嘲笑他生活‘无能’，左右脚穿错鞋，说他下干校‘打前站’时把脏衣物都打包寄给她，诸如此类的。但说到学问，她说自己是钱先生的尾巴。他们俩互相非常尊重，钱先生对她非常崇拜的，从来不说她不好，还说她翻译得比自己好多了。”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锺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
据叶廷芳回忆：“两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我和杨绛都在‘菜园班’，她当时也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锺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到我们这里看他的妻子，我们看到她把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也不坐下来，拆下来看看，聊几句就走了。”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寡言。据叶说，她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我们当时都叫她杨老太(因为当时有个歌)，全所的群众会上，她发言也不多，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只是有一次，“我们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我就听到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我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80年，《干校六记》出版，钱锺书写了一段意义深远的“小引”，“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一般群众”都得“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待《六记》出版后，叶廷芳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当时不光是在那儿写信，我本以为她在写内心的痛苦和独白，但是书里没一个字关于阶级斗争，而且也没写我们这些人的名字。”
“她就是这么的含蓄，没有一点complain(抱怨)，反而更感人，因为没有一句protest(抗议)，真是个高贵高尚的灵魂。”采访中说起《六记》，傅聪感慨无限，“79年我第一次回来去北京看他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绛先生老是嘀咕嘀咕地说‘至少勿要害人’(沪语)，她这话重复了很多次，几乎是喃喃自语，里面包含多少辛酸、多少折磨啊！那时‘文革’刚结束，可见在她心里有多深的创伤。”
李文俊告诉记者：“运动中被人家整的人，杨先生是很同情的，就像郑土生，当时过得很差，他想自杀，她就劝他想开点，还帮他写文章，解决他的困难。”
“杨先生的笔仿佛既是放大镜，又是望远镜，在洞察那个不幸时代的历史进程，在审视那个荒唐时期的艰难人生。”从郑土生日后的文字中可见其感恩之情，“在她温文尔雅，慈眉善目的外表下，有一颗刚强不屈的心；她有主持正义，不顾自己安危，救人于危难之中的胆略和气概。”
为默存而“默存”
风里孤蓬不自由，住应无益况难留。匆匆得晤先忧别，汲汲为欢转兼愁。雪被冰床仍永夜，云阶月地忽新秋。此情徐甲凭传语，成骨成灰恐未休！
钱锺书的《代拟无题七首》当年是为杨绛的小说人物而作的，据杨说，他原本还不愿意，杨嗔怪道，自己为他《围城》写了白话“歪诗”(苏文纨的雕花沉香骨扇上有首情诗，即杨代笔之作)，而今自己的小说要几首典雅情诗，为何不得？“默存无以对，苦思冥搜者匝月，得诗七首掷于余前”，杨一看，“韵味无穷，低徊不已。绝妙好辞，何需小说框架？”为此，她打消了创作念头，“得此空中楼阁，臆测情节，更耐寻味”。
显然，杨绛在读这些情诗时，发现已不是什么“代拟诗”，而是钱锺书对自己的再度表白，所以也舍不得匀给小说人物了。
1932年，春，清华古月堂门口，杨绛与钱锺书初见。
这个书生瘦瘦的，“青布大褂，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没多久，钱就给杨写了信，“约在工字厅见面”。他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她接口道：“我也并非费孝通的女友。”两下释然。
就像她母亲所说的：“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杨两人此后开始通信，“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
学期终了，钱锺书希望杨绛考清华研究院，这样两人便可再同学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 love了。”
钱毕业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又作了许多情诗，其中有诗句写道：“依娘小妹剧关心，髫辫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钱的旧体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可惜杨的回信并不多，她说自己不爱写信，为此他略有抱怨，后来写《围城》，他还念念不忘此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大约是钱锺书写信写得太勤，其父钱基博看出了端倪，有一回，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回信，从而对其大加欣赏。大意是，钱锺书形容他一位朋友和女友通信时，每句开头总是“朋友呀”。杨绛不赞成交这种朋友，回信道：“‘毋友不如己者’，我的朋友个个比我强。”老夫子觉得此言“实获我心”，便给杨绛回信，夸她明理懂事，并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这以后，钱锺书便由父亲领着，上门正式求亲，两家举办订婚宴，那晚钱穆也在座。两人虽系自由恋爱，结合倒是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1935年7月13日，结婚仪式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婚礼新旧参半：杨家新式，钱家旧式。
多年后回忆，杨绛还在文中幽默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婚后的杨绛，为默存而“默存”，甘于牺牲自己的才学、时间、精力，成就钱锺书的治学和创作。对于痴气十足的钱锺书，她体贴关爱，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担子，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打翻了，“不要紧”，她的“不要紧”伴随了钱一生。钱锺书的母亲夸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钱锺书对她也恋慕至极，将《写在人生边上》“赠予季康”。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钱又写下浪漫痴语：“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对于从小嗣出的钱而言，这份博大的“三位一体”的情感中或许还包含着一份母性关怀。有一次，杨绛要捐掉她为钱锺书织的一件毛衣，钱抱住不放，说：“慈母手中线。”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我们仨》)只要有书，这对夫妻便能乐在其中。翻译家董衡巽向记者回忆，看小说，杨绛是钱锺书的Taster，“一般是杨先生先看嘛，看得好的再推荐给钱先生再看，要节约钱先生时间。他们阅读的面很广，严肃的书也看，消遣的书也看。他们俩都喜欢英国的当代小说，比如杨先生她推荐我看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你想想‘文革’前推荐我看这种书，那是很有胆量的。”
曾被朋友们称作小“钱锺书和杨绛”的翻译家夫妇李文俊和张佩芬向记者共同回忆：1973年，听说钱锺书一家遭欺凌搬进了学部办公室，他俩一同前去探望，谁知钱杨对先前发生的不快只字不提。钱取下正使用的英语词典，给李讲解他在书页上下写满的字迹，“杨先生则在房间另一头向我娓娓传授，如何在一间斗室里调和锅碗瓢盆与笔墨纸砚。那情景，恰如江浙人惯说的调侃话：‘螺蛳壳里做道场’。”
两人相濡以沫63载，共同营造了最纯净的婚姻，钱锺书曾如是总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锺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丁伟志回忆道：“钱先生当时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每个菜都是杨先生亲自给他做，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先生一根一根剔掉的。”
“哎呀，后来不得了了！钱先生在北京医院，女儿钱瑗在西郊，杨先生这么大年纪两边跑。一家三口人，后来一下走两个，尤其是女儿的走毫无思想准备，我想她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太大了啊！她居然非常坚强，一滴泪都不掉。”
傅聪回忆：“我上次见她，她说最近特别喜欢德沃夏克。在我看来，德沃夏克其实是人情味最重的作曲家。”丁伟志对记者形容道：“你现在看见杨绛会很惊讶，你看她这样高龄，头脑仍是清清楚楚，而且写很小的字，手一点都不抖，走路都不需要人扶，脚步很轻捷。”
今年2月23日，张佩芬突然接到杨绛一个电话。
“因为她只懂英文和法文，不通德语，偶尔也会找我帮忙，她把字母念出来，我记下来查，查好后我给她回信，她收到后第二天马上就电话回我道谢。”
“她有说在写什么吗？”
“我不敢问她，之前问过，她会不高兴的。《走到人生边上》出版前一两个月，问她写什么，她说还忙着，还在写，不肯说写什么，后来就出版了。”
“那她请教您的德文是什么内容呢？”
“像绕口令似的，没什么意义，拆成单独的词语就是单独的意思，猜测不出来；也许她还在翻译，可能是她翻译的书里面碰到的德文词；也可能是她在整理钱先生的笔记。”
“挺好的。”那通电话中，提及近况，杨绛也只说了这仨字；她的耳朵几乎听不见了，“即使带着助听器也听不见”；小辈们笑称，跟她打电话就是她的“一言堂”，别人问什么她也“答非所问”，所以只能在《走到人生边上》写下“一连串的自问自答”。
据张佩芬回忆，杨绛所寻德语共18个字母，一口气读完，好似一个拗口的游戏，倘若加以分割，便是3个独立的单词——给予，赠与了，已经离开了。
(参考：《杨绛文集》《听杨绛谈往事》《我们仨》《钱锺书集》《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感谢：叶廷芳、张佩芬、李文俊、丁伟志、傅聪、董衡巽等接受专访；吴学昭提供帮助；实习生王杨卡佳、郁琳参与录音整理)
钱基博与杨荫杭
钱锺书和杨绛都是无锡人，两人的父亲钱基博和杨荫杭也都是文化名人。
无锡钱氏属名门望族，可追溯至吴越王钱镠，至钱基博祖父辈已入寒门，但却一直奉持着“清廉自守，一心向学”的家风。杨氏虽非望族，却也是累代相传的读书人家。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出生在国事衰朽的清末。他在自述中说：“因为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热烈。”
从5岁至15岁，钱基博与孪生兄弟钱基厚读完了《四书》、《易经》、《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史记》、《唐宋八家文选》、《资治通鉴》等，并精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打下了极其扎实的文史基础。
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1899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卒业早稻田大学，回国后鼓吹革命，清廷通缉，再度出国，赴美留学。
钱基博16岁时曾从无锡名儒许国风问业，据基厚回忆，其兄每次从塾师处拿到作文题，就与先生“上下古今，不可一世，扺掌而堂，旁若无人”。
16岁时读到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钱觉得不能满意，于是写了洋洋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获梁启超青睐，发表于他所编的《新民丛刊》上。
杨荫杭在日本东京创办《译书汇编》，后回乡创办“理化研究会”宣传西学，并在《时事新报》社、《苏报》社任编辑，撰稿鼓吹民生革命，导致清廷通缉。
钱基博虽无留学背景，却也在西学东渐的风气下，与其弟基厚自习《代数备旨》、《几何备旨》，并偷偷将家中经史书籍取出，去书铺换上海江南制造局所出理化类书籍，还组织了理科研究会。
书生侠气
辛亥革命前两年，钱基博23岁，江西按察使陶大均读了钱文大为赞赏，以月薪白银百两，邀请他参与司法改良。
陶为曾国藩再传弟子，通晓外交事务，又好诗古文辞，不免沾染旧时名士习气，某夜与幕僚宴饮，招来一靓妆女子，对钱说：“此花榜状头(“花魁”之意)，驰誉久矣！……君不可不一盼睐！”不料遭到钱不留情面的指斥：“你以行政长官身份长夜招妓，何以作下属的表率？”一座皆惊，笑钱迂腐，陶则尊钱为君子，翌日还专门向他致歉。
杨绛回忆其父在北洋公学时，有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闹一起开除。大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闹风潮本为改善伙食，杨并未参与，可是看到那伙人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他真的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了。风潮就此平息。(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辛亥后，钱基博慷慨从戎，在军中服务，但宋教仁的被刺，二次革命的失败，都令他觉得凭一己之力难挽颓势，遂萌去意，立志在教学中作出奉献。
钱以文章盛誉奔走大江南北，月薪常在两百金以上，回归故里，任无锡县第一小学国文教员，月薪只有20元，校长顾祖瑛颇有歉意，钱基博却毫不在意：“你不要小看我，我家三世为童子当启蒙师，这是我家传之业，我很以之为荣！”此时，冯国璋慕名要招他为秘书，被他婉拒。
杨荫杭二次出洋，先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1907)，又于1910年获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1911年在北京政法学校任教。辛亥革命后，辞职回南，在上海《申报》馆任职，同时兼任律师，发起组织上海律师公会，并先后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1913)、浙江高等审判厅长(1914)，1919年调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务。1920年任上海《申报》馆副总编，兼营律师事务。
任高等审判长时，为判处一名杀人恶霸死刑，杨荫杭坚持司法独立，与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至袁世凯把他调任。
当时也有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贿赂：两支雪茄就是两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杨荫杭出于义愤，自告奋勇为请不起律师的穷人辩护。也时有一些并不贫困、打胜官司后赖掉公费的事发生。据杨绛回忆，其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公费被赖掉。她笑父亲：作为一个律师，却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
除了精通法学，杨荫杭还是一位诗人，爱读杜诗，于音韵学钻研很深，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杨绛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文章高手
抗战时期，钱锺书和杨绛、杨父同住。钱锺书自幼喜读字典，杨父发现后大乐，对女儿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
博学的钱锺书常感到缺乏“相谈手”，但与杨荫杭在一起，翁婿之间谈得十分投机。
任《申报》副总编时，杨荫杭曾逐日在《申报》上发表“时评”和“社语”，篇幅很短，一般四五百字，有《老圃遗文辑》行世。辑中所作，虽系时评，却旁及法律、历史、经济、社会、文化，以至古代地理、民族源流……无所不包，信手拈来。晚年倾力于《诗骚体韵》一书，可惜书稿未能留下。
说到渊博，钱基博几乎不让其子，除了西文上钱锺书占了优势，其父对经史子集的通览与精研在国内是罕见的。
钱基博的著述，除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序跋、论说、碑传、书牍，成书出版的专著竟达五十余种。其中，《经学通志》《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近百年湖南学风》等至今翻印不断。陈平原对他的评价是：“钱先生以硕学高文孚海内众望，其文章笔势雄健，意气凌云，典雅古劲，事理通明，其学熔裁经史，旁涉百家，堪为天下通儒。”
正是如此雄厚的功力，让自学成才的钱基博登上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名牌大学的讲坛。
学术专著外，钱基博和儿子一样，也是小说创作的高手，当年在《小说月报》上所发武侠小说《技击余闻补》，引来读者赞誉，盛称其“笔墨劲峭苍古，在林琴南之上”。
(参考：《钱基博年谱》《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大家国学-钱基博卷》《钱基博学术研究》《钱基博学术论著选》《老圃遗文缉》，实习记者王杨卡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杨必：令人扼腕的英才
是了，这就是我们的名利场。这里虽然是个热闹去处，却是道德沦亡，说不上有什么快活。
——《名利场》“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英国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几乎成了杨必的名片。
这部“罕见的佳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仍是业界经典译本，著名学者陆谷孙曾撰文高度评价，“英蕤窈窕，元气淋漓，非文字功力出众，小说文学修养精湛者不可为。”
而《名利场》背后的杨必，又是怎样一位女性？
吴学昭曾和记者聊过杨必：“她和我姐姐常‘合’(沪语Ge)一起上学，当时我们家离学校近，她每天放学到我家来，我母亲总让她先吃点心再做功课，她15岁就没了母亲，能感到一种家庭温暖吧。”因年龄相近、同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吴家姐妹和杨必关系颇近。
“杨必好像和姐姐(杨绛)不太像，她比较年轻，也比较时尚，现在叫帅，从前叫Smart。”吴回忆道，“她长得很漂亮，皮肤雪雪白(沪语)；加上她个子高，穿得又时髦，很讲究上海小姐的派头；她在国际劳工局时，我看到她穿那种黑皮夹克，当时很少女孩这么穿，非常帅气。”
当年，翻译家傅雷还曾请杨必指导傅聪英文。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杨必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记者采访了她当年的几位同事和学生。
电话那头，陆谷孙向记者回应道：“她一向独来独往，感觉蛮孤独的。”
曾受过杨必个别指导的薛诗绮则说：“她非常豪爽，讲话毫无顾忌，风格像男人。”
“家里有教养、自己有修养、学问很好、才气很高的一个女同志。”85岁高龄的程雨民概括道。
杨必46岁英年早逝，留下两部译作，《名利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之外，还有一部女作家玛丽亚·埃杰窝斯(M.Edgeworth)的《剥削世家》(CastleRackrent，1953年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地主家族的衰败。
虽然教的是英国小说，杨必对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研究。据杨绛回忆，早在童年时代，杨必就已经迷上了《红楼梦》。学生则说她“上课讲着讲着就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上”，“常赞叹《西游记》的想象力丰富”。大家记得，“她前前后后看了三十多遍《红楼梦》，有时《名利场》翻不下去，她就会看《红楼梦》，说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杨家的“西碧儿”
杨必1922年5月生，比杨绛小11岁，在家行八，父亲老圃先生爱用古字，“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
依杨绛回忆，淘气的阿必从小就“善摹仿”，“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关于杨必的课堂，退休教师翟象俊回忆：“57年我才一年级，比较好奇，想看看高年级有哪些名教授在上课。我曾经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过杨必先生，那时她给大四学生教VanityFair。她上课动作很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时候会坐在讲台上，非常活跃，手舞足蹈。”
1941年，杨必从工部局女中高中毕业后，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恰逢钱锺书在那里教课，也曾教过她。大学末一个学期，父亲杨荫杭去世，毕业后她就留校当助教，兼任该校附中的英语教师。
当时主管震旦的是外国修女桑顿嬷嬷(Mother Thornton)，抗战胜利后她正好要到北平开会，得知杨必有亲戚(钱锺书、杨绛)在清华任职便携其北上，因此杨必1947年夏开始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次年6月回震旦继续教课；1948年下半年，经师长陈麟瑞(时任《上海新闻》总编辑)介绍，进入南京西路的国际劳工局兼职，做了一年翻译，期间收入颇丰；同样经陈推荐，1950年4月间她又获得一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翻译差事。
钱锺书管杨必叫“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因为姐姐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请教这个小阿妹，尽管她是个“家事不能干、也从未操劳过”的“真大小姐”，但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
林同济不错，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
1998年8月，贾植芳曾写下《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以下简称《忆》)一文，以示“怀念与敬重”，因“我出事以后”，他俩“都没有迎合时势，写文章批判我”，他们“是在极左时代受到迫害、学养深厚、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给我印象很深”。
贾植芳是在震旦认识杨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新潮的小姐，人也漂亮”。大家熟了以后，贾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想为杨必介绍对象——“你三十多了，年龄也不小了，老话说‘女大当嫁’，我给你找个对象吧？”“杨必眼界很高，要找二姐夫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我说，钱锺书只有一个，你们外文系林同济我看不错，原来的夫人回了美国，他是个学者，又在欧洲长期生活过，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这件事贾跟林也讲过，然而，媒还没保好，老人家就进了监狱。
“当初也有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
徐燕谋的悼诗
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
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
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
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
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
“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
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
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
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
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
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
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
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
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
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
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
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
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
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
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
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给杨必保管，因此要她检查，给她带来不少苦恼，于是这个大家闺秀对新政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但是，杨必分到复旦后很快被评为副教授，应该说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据杨绛回忆，杨必刚到复旦、翻译《名利场》期间，生活丰富，交游广阔。
当时，杨必和大姐同住霞飞路培恩公寓。大姐杨闰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姐夫何德奎解放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但杨必58年《登记表》中写到的何似乎境况不佳：“1947年离国侨居巴西，现在香港，据说神经失常，详细情况不明，最近(58年7月底)有家信，自称在香港某中学做校长，不知是狂人呓语，还是神经病已有好转，学校面貌不详，据他说是朋友出资创办。”
薛诗绮回忆，“我到她家去玩过几次，但从来不谈学问。她喜欢议论人，对于学界那些装腔作势、外面有点‘壳子’的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有点清高、高雅，但又不像不食人间烟火，人绝顶聪明，对每个人都看得很准，评论人不是很恶意，但有时也蛮尖锐的。对于社会学界的不良现象，她很看不起。”
杨必死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忆》中提到，“外调人员说她和西方天主教反动教会有勾结，逼她限期写出交代材料，她不堪受辱，在恐怖和绝望中，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我听见外文系的高音喇叭广播说，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
但杨绛在《记杨必》中强调，“她是1968年睡梦里去世的”，“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
据孙铢回忆，“前一天开大会我还坐她旁边，当天她身体就不太好。她每天睡不着，吃安眠药，心脏也不好。”1979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杨先生特别指出，杨必肯定是平时呕心沥血、后来没扛下来累死的，不是外面说的那样自杀的。”在北京采访时，社科院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告诉记者，干校期间她曾和杨绛提及杨必，“杨先生说，她母亲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以她妈妈的家教，杨必不可能自杀，说的时候她都流泪了。”
翻译过《名利场》的杨必，早已逃脱世俗缠累。斯人已逝，或许她的散文《光》多少能照亮我们的记念。(杨必曾以笔名“心一”发表过散文，但外界仅留存此篇)
当第一条金红的阳光跳上墙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过了，隔夜的黑影，梦境里的幻像，都被驱散无遗……你有没有在暗里听见你所最爱的声音在叫你唤你？这声音出乎意料的温柔亲切……于是你觉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满心安慰，满腹希望，让黑夜把你卷进了梦乡。
(感谢：张佩芬、翟象俊、傅聪、董衡巽、陆谷孙、薛诗绮、孙铢、程雨民、乌漪云等接受专访；徐龙顺、白冰、周桂发、欧阳宏森等协助联络与查档；实习生王杨卡佳协助录音整理)
钱瑗：我和爸爸最哥们儿
“人生在世，应爱惜光阴。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着光阴随着滴滴药液流走，就想写点父母如何教我的事：从识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费光阴的一点努力。”
1996年，钱锺书与杨绛的独女钱瑗，患脊椎癌，住院时已是晚期。这年10月，她想起母亲说过要写《我们仨》的事，就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由她来写。当时，她只能仰卧，写字很困难，由护工移动纸张协助书写。
11月，医院报病危，钱瑗还在“爱惜光阴”，至1997年2月26日她写完前5篇，杨绛劝她“养病要紧，勿劳神”，而她实在也已力竭，就听话搁笔，5天后于沉睡中去世。
钱瑗走时，杨绛还得守着这个秘密去照料病榻上的钱锺书。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必是一片冰凉。待钱锺书走后，她只得一人续完《我们仨》，在一场时空错置的“万里长梦”中：“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我们仨》)
“颖悟如娘创似翁”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怀孕时，钱锺书说了这么句痴话。
1937年5月19日，英国牛津妇产医院，杨绛果然诞下一女。出生那日，她被医生用产钳夹了出来，护士对杨说：“She's all black and blue。”(她浑身青紫)是她使劲拍拍拍，才给拍活的。婴孩“哇”地一声特别嘹亮，护士们称她MissSing High，杨绛意译“高歌小姐”，音译“星海小姐”。据说，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
护士把孩子抱了出来，钱锺书看了又看，“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钱瑗小名圆圆、阿圆、阿瑗，自小聪颖绝伦，颇多故事。
3岁时，圆圆见一个“朋”字，就对妈妈说：“这两个‘月’在亲热呢！”杨绛惊喜于女儿“两月相暱(昵)”的妙思，遂作诗一首：“颖悟如娘创似翁，正来朋字竟能通。方知左氏夸娇女，不数刘家有丑童。”夸赞女儿像父母一样聪慧有创意，既有左思之女的貌，又有神童刘宴的才。(注：神童刘宴貌丑)
1941年钱锺书自外地回上海，父女两年没见，4岁的圆圆注视着有些陌生的爸爸，见他把行李放妈妈床边，发话道：“这是我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钱锺书不禁感到好笑：“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圆圆答：“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令这位大学问家父亲哑然失笑。
1948年夏，11岁的钱瑗随父母来到老家无锡，见了爷爷钱基博，老先生当年给她取名健汝，但多年来从未见过这个孙女。钱瑗自小爱读书，那天在爷爷屋里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边翻边看，弄得满地是书，小学毕业的她此前已读过《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爷爷当场考问她一番，大为惊奇，“吾家读书种子也！”
钱瑗从小体弱，经常休学。1949年随父母离沪北上时就曾在家休了一年。考上高中后，读了3学期又因病休学。杨绛当时已调入文学研究所，常读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钱瑗在家，闲来无事，就拿妈妈从图书馆借来的这一摞洋书消遣。年仅15岁的她初读原文，不免生吞活剥，但为她后来的语言教学打下了扎实基础。
1979年公派留学英国时，一次参观夏绿蒂·勃朗特的家，厅里挂了幅大画像，她说这是萨克雷，陪同者都疑惑：不会吧？一问管理人员，果然是！大家都感到惊讶，却不知眼前这位中国学生高中休学在家时已从那些洋书中见过萨克雷的像，还读过评论家文章，说勃朗特暗恋萨克雷，且《简·爱》里的罗彻斯特写的就是萨克雷！
“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
论及女儿个性，钱锺书说：“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两位祖父迥然不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英语文体学方面，这是一门涉及语言学与文学、政治学、媒体研究等相邻学科的交叉学科。
上世纪80年代，文体学在中国还是块处女地，钱瑗却是位辛勤耕耘的拓荒者。授课之外，她在教材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她编写的《实用英语文体学》(上)，自1981年出版已被反复使用过9遍，1989年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审认为它“既是一部出色专著，又是一本实用教材，且是同类教材中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该教材上册已于1991年出版，然而，由于钱瑗多年授课太多，积劳成疾，下册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病倒了。
平时，钱瑗脸上常挂着温和的微笑，但她也会拍案而起，敢于直言、是非分明。
“文革”中期，她因参加编写《英汉词典》出席某全国性的语言学大会。当时“左”风大行，会上有人说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对此谬论，大家默然。谁知当时还只是一名小助教的钱瑗竟大胆反问：“那毛主席的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弄得那些“左将”无言以对。
80年代中期，钱瑗兼任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一次，一名委员在评审会上推荐一本文学史教材，说此书已有钱锺书等先生的肯定和推荐。话音刚落，钱瑗腾地站起来，满脸通红大声道：“我父亲没有推荐！”对方甚感难堪，便掏出几封信放在桌上，表示这是真的。当时气氛有点紧张，委员们翻读信件后发现，钱锺书的信多半是客套话，最后还留有“容后再读”四字，才发现：“确实没有推荐，钱先生还没有看呢。”
“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小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
在这个民主祥和之家，无论钱瑗如何变换角色，她都是父母贴心懂事的好女儿。
1966年“文革”，钱杨夫妇先后被“揪”出，成了“牛鬼蛇神”。钱瑗担心他们，很想回去看看，但自己是党员，必须站稳“立场”……她心事重重，走过众目睽睽的大院时，贴出事先写好的大字报。回家后，她告诉自己的父母她已贴出大字报表态了，然后一言不发，紧挨着妈妈坐下，取出针线为妈妈缝制睡衣，又取出一包爸爸最爱吃的夹心糖，剥去一颗颗糖纸，把糖放入瓶里，将糖纸藏入自己的书包，生怕“红卫兵”发现“牛鬼蛇神”家倒出的垃圾里有“高级”糖纸，给父母惹来麻烦……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
钱瑗依恋她的Dear Mom和Dear Pop(这是她和父母通信写便条时一贯的称谓)，也相当孝顺，大学毕业后8年，她才迈入婚姻生活。
1967年12月，她与1955年同入北师大的王德一结婚。在校读书时，钱在俄语系，王在历史系，但在同一幢文史楼学习，两人都酷爱绘画，一起在校美工队活动，毕业后都留校任教。当时他们59届搞美术的有号称“妖魔鬼怪”四员大将。王德一是领头的“妖”，因为人们常把“一”念作“Yao(妖)”，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生物系那位早有“小鬼”之称。四人中，钱瑗是惟一的女性，本无绰号，既然排行第四，人们就把“怪”安在她头上。“妖”和“怪”经多年交往、恋爱，终成眷属，被人戏称为“妖怪联姻”。然而，这段美满婚姻遭到“文革”的“剿杀”：1970年5月北师大围剿“五一六”，王德一被诬“炮打林副统帅”，隔离审查、反复批斗后，不堪受辱，悬梁自杀，给钱瑗烙下了一生的伤痛。
心灰意冷的钱瑗，此后有段时间对婚姻不是很积极，“我陪着爸妈！”
“文革”期间，钱瑗帮助了一位被“红卫兵”勒令扫街的老太太唐云，钱瑗的热心和善良让她感动，唐把儿子杨伟成介绍给钱瑗和钱杨二老，希望能组成新的家庭。“我们都要走的，我们不放心你……”经父母的嘱托，钱瑗决心再婚，此后担起了孝女、贤妻和良母的责任，对她的继子、继女关爱有加，据那两位回忆，钱瑗和他们的交往“像大朋友似的”，“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阿瑗是我平生惟一杰作”，女儿走得早，为母的不免唏嘘：只可惜“可造之材”未能成才，“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点芽……告别会上，钱瑗的学生和同事都悲伤不已，外语系的师生恳请杨绛留下她的部分骨灰，埋在北师大一棵雪松的土下，春风化雨，以纪师恩。
钱瑗的一位学生曾对她说，世界在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人更渺小，比蜉蝣强不了多少。钱瑗不同意这个说法——“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 李乃清 参考：《我们的钱瑗》《我们仨》《听杨绛谈往事》等。感谢：章廷桦、罗毓珙、王蔷、黎虎等接受专访，实习生郁琳、宋娜参与录音整理)
我们的杨绛



因为母校的缘故，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杨绛与一所中学结下了近百年的缘分。杨绛做过母校的教师，也做过母校的校长。杨绛说，母校有一种特有的味儿，学生们带着这种味儿离开母校，无论到哪里，干的是什么工作，无论是荣是辱，无论是贫是富，这种味儿一直没有变，会伴随一生。
7月17日，杨绛的生日。百年杨绛，校友牵挂，读者牵挂。我们祝福杨绛。——编者
■柳袁照
杨绛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振华”校友的骄傲。她不见媒体、不见外人，无论是官是商，是名人，还是其他有关无关的人，一概不见。这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心境。但我们几乎每年都去看望她，像亲人见面。
杨绛轻轻吟唱起来
2005年12月，我们第一次去看望杨绛，北京振华校友会的几位校友也一起前往，她们自己都是很有建树的名人，也都是70多岁的老人。杨绛住在三楼公寓，老校友登上三楼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到了门前，一个个站定脚步不敢贸然进入，说要先定定心，定定神，然后再轻轻地敲门，可见杨绛在我们心中的分量。
杨绛是苏州振华女学校的毕业生，振华女学校是江苏省苏州十中的前身。如今，我们校园到处有杨绛的气息。校园从西到东，分三个区域，西部是文化区，中部是教学区，东部是运动区。西部即西花园，康熙、乾隆下江南时曾在此驻跸。西北有梅岭，梅岭上有一座己巳亭，与瑞云峰默默相望，俯视着乾隆曾经的正寝宫，那上面就有杨绛的踪迹。杨绛是苏州十全街旧校址老振华女学校毕业的最后一届学生，那届学生毕业后，学校就迁到在清代苏州织造署遗址上改建的新校舍里来了。杨绛来拔过草、捡过破砖。我们每次去杨绛家，她都要说起此事，说己巳亭是他们这届毕业生留给母校的纪念物，如今在校园的最高处，散发着感恩的气息。在我们学校，每届毕业生都为母校留纪念物，这个传统是从杨绛他们那一届开始的。
2005年12月那一次拜访杨绛，我们说的全是吴侬软语，一片乡音。我们还带去了苏州百年老店采芝斋的苏式糖果糕点和苏州淡雅的丝绸围巾。杨绛似乎回到了少年，我们把围巾围在她的脖子上，给她拍照。一张拍完，拿着数码照相机给她看，问：“好不好？”还没等她回答，我们又不由分说地要给她重新拍。她却笑呵呵的，随我们一一摆布。在去她家之前，她曾与我们“约法三章”：不拍照，不带记者，不写文章。然而这些被我们一一突破了。现在我的办公室里，端端正正放着我与杨绛老校友的一幅合影，杨绛微笑着，我也微笑着，这是上苍给我的最好礼物。照片拍了，文章也写了，出了书，登了报，我也寄给了这位传说中很难见面、很难沟通的杨绛。其实，在我眼里，她真不是传说的样子，她就像我们苏州小巷中常常见到的和蔼、慈祥的祖母或外婆。
刚坐下，杨绛就向我们回忆起振华校歌，并轻轻吟唱起来。保姆说，我们下午拜访，早晨她就坐在书桌前，回忆当年振华的校歌，把歌词端正地默写在纸上。杨绛唱完当年的振华校歌，还问我们唱得对不对。杨绛说，振华有一种特有的味儿，她说那是可意会而难以叙说的那么一种味儿。学生们带着这种味儿离开母校，无论到哪里，干的是什么工作，无论是荣是辱，无论是贫是富，这种味儿一直没有变，会伴随一生。
“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
杨绛到振华读书，是她的三姑妈杨荫榆的意思。杨绛父亲委托杨荫榆给杨绛姐妹推荐学校，起初杨荫榆推荐的是她自己的母校景海女中。可是几天以后，杨荫榆偶被振华女学校校长王季玉先生请到学校去演讲，她从此改变了主意，说振华比景海更好。于是，杨绛从此就进了振华女校。那时的振华校舍很破旧，杨绛开始很不习惯，她是从上海的启明女中这所基督教学校转来的。启明女中的办学条件要比振华好得多，但振华的种种好处，随后她就慢慢体会到了。她说：“王季玉先生办学有方，想方设法延聘名师来校任教，教科书采用外国教科书最新的版本，学业成就是一流的，学风朴实务实。”
西花园有一处廊亭，为“季康亭”，是以杨绛的字“季康”命名的。长廊上镌刻着十多位学校名人的名字，其中有著名文史学家王佩诤、中国油画大师颜文樑等，这两位都曾是她的老师。说到王佩诤，杨绛想起一段往事。杨绛的个性，是本真的个性，在振华读书时就呈现了。1926年，振华学校副校长王佩诤请章太炎作报告，题目是谈掌故。当时台上有五个人作记录，一位是王佩诤，一位是民国教育家金松岑，两位国文老师，另一位就是杨绛。杨绛坐在台上，迟到了。章太炎演讲时，杨绛一句话也听不清楚他说什么，看着章太炎，只是傻傻地坐在台上，也不动笔。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杨绛后来回忆道：“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我出丑的事当笑谈。马先生点着我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这在杨绛《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里，有很详细的记载。杨绛在1927年《振华女学校刊》第一期发表五言古诗《斋居书怀》云：“松风响飕飕，岑寂苦影独。破闷读古书，胸襟何卓荦。有时苦拘束，徘徊清涧曲……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今日有所怀，书此愁万斛。”早在振华读书时，杨绛这种“清水芙蓉”般的倔强性格就开始铸造了。杨绛毕业以后，先后去东吴大学、清华大学读书，随后又去欧洲留学。1939年苏州沦陷期间，振华搬迁到上海，杨绛担任了振华校长。
“季康亭”南面有杨绛为母校题写的“实事求是”纪念石碑。那一次拜访，临别的时候，我们要求杨绛为母校百年校庆题词。写什么好呢？她想起在振华学习时，季玉校长每天朝会向同学训话，开头第一句就是：“昵（苏州方言，我们）振华要实事求是。”于是，她走进书房，在一张大红纸上恭恭敬敬地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书明“季玉先生训话”，题款“杨绛敬录”。我记录了杨绛为我们题词的珍贵镜头，一组系列照片，从开始凝视纸张，到低头书写，再到慢慢抬起头，细细地品味自己的字，凝神、专注，到了忘记周边还有人在的境界。在杨绛题词的这个间隙，我才有时间认真环视杨绛的家，特别是接待我们的这个客厅：简朴的家居，极普通的水泥地面，简陋的大书桌，壁上满是书，桌上安放着钱钟书与钱瑗的两幅照片。
杨绛是从我们校园走出去的人
闻道廊是十中的圣廊，像一条历史的时空隧道，缓缓地从西向东，溯流而上，李政道、彭子冈、何泽慧、杨绛、费孝通、竺可桢、蔡元培等校友、校董，然后是王谢长达、王季玉的碑刻。王谢长达、王季玉母女俩办学，王谢长达创办振华女学校，王季玉继承母业，从1917年当校长，一直到1956年，把振华真正办成了一所名校。王季玉是最喜爱杨绛的人，杨绛与季玉先生经常同桌吃饭。季玉先生每次从家里带来菜肴，分给分坐各桌的老师每人一勺，季玉先生自己也一勺，同学同桌各一勺，剩下的全给杨绛吃。校园每一块碑刻后面，都可以讲出许多动人的故事。
闻道廊东口，是君山亭，为纪念沈宗翰、沈骊英的长子沈君山而建。沈宗翰是我国近代著名农学家，1941年至1949年期间，是我们振华校董会的董事长。沈骊英是被称为“麦子女圣”的人，先是振华的学生，后成为振华的老师，她是杨绛的老师。沈君山说，母亲的母校就是他的母校，他曾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与君山亭相对的是学校新世纪建造的大型文体馆，我们又以“季康”命名，称之为“季康馆”。我去杨绛家那次，她说起了与费孝通在体操课上的一段趣事。上体操课时，因为杨绛个儿最小，排在靠队尾，费孝通因为是男孩，排在最后。老师教大家跳土风舞，双人跳的时候需挽着舞伴的胳膊转圈。费孝通不肯跳，杨绛就说，你比我高，排前面去。听杨绛讲些可爱的往事，我们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杨绛也是边说边笑。
去年杨绛百岁（苏州按虚岁），8月5日，母校与北京振华校友会去杨绛家为她过百年寿辰。我因为全国有60位校长在学校举行活动未能前往，杨绛还问，年轻的柳校长怎么没来？对我仍是惦念，令我感动。老师们回来说，百岁老人仍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这真是我们母校的荣幸。杨绛说，她现在正在做“打扫战场”的事情——整理钱钟书、钱瑗父女两人的文稿，用不多的有生之年为“我们仨”再做些事情，真令人动容。杨绛生日的喜庆照片，我们放在校园的橱窗内，那是那几天学校里最美的一道风景。我为是杨绛的后辈校友而自得与自豪，她所热爱的母校也是我的母校，她所担任过的校长，我正在担任，那里面有别人体会不到的快乐。杨绛是从我们校园走出去的人，她是我们学子中的一份子，我们把她称作“我们的杨绛”，那是我们的自豪和荣光。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十中校长、特级教师、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