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可以带上飞机么:重提疯癫与文明 (奇爱博士 影评)

　　
　　福柯自有《疯癫与文明》一书，而结合福柯异于常人的性取向来看，也许真的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会认为福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疯子。可是，要知道《疯癫与文明》本质上是一部历史学著作，而福柯的哲学思考，或者说他人对福柯及其理论的哲学解释，都是基于历史而言的。然而要在中国的语境下去理解福柯所叙述的疯癫与文明的关系史，几乎很容易产生偏差，尤其是只有印刷文本的情况下。因为中国并没有疯人院，或者说精神病院的历史，要说有，那也是20世纪的精神病院，这与西方漫长的处理“疯人”的历史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当一位不研究西方的中国人提到“疯狂”这个词时，贬抑的含义是会首先进入他或她的脑海的。在中国考察“疯”一字，恐怕没有一段与之相关的历史。《集韵》称“疯”为头风病，即脑血栓之意。以“疯”指称“精神错乱”，怕是20世纪之后的含义，说不定也与东亚某国的语言有关。而到近些年，我们学着西方，把一些中性的含义也加入了“疯”一字，指做事的反常。这便慢慢接近西方语言了。另外，“癫”字更常见地是与“疯”同义，而自近代以来也逐渐包含了“不羁”的意思。福柯在他的疯癫历史书中，讲述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西方“文明社会”对“疯癫”以及“疯癫之人”的看法的流变，正如我刚才所说，这并未在“例外的例外”的中国土地上出现。
　　
　　进入21世纪，影像文本开始广泛参与“文化研究”。所谓“文化研究”，想必反映了博学的大师们，对人文领域的一切现象进行考察的梦想。文化研究者的一个预设是，某一现象绝非单纯的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或社会学的现象，它必定为各方面因素联动的结果，任意一方面因素的单独解释都是不完美的，都不能揭示这一现象的“真实”。因此，它们致力于让自己博学，于是影像文本便成为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对象之一。在拙文中将要提及的三部影片，《奇爱博士》（1964年）、《发条橙》（1971年）和《飞越疯人院》（1975年），除了第一部，想必都是文化研究者不应遗漏的文本吧。笔者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成为一位博学的文化研究者，只是希望在拙文中胡乱书写一些小感想，其抛砖引玉之功，便是想让文化大家们略略回头，你们是否在考察过去的现象时也不应忽视影像文本呢？
　　
　　《飞越疯人院》的英文原名大意是“飞越杜鹃巢之人”，将“杜鹃巢”译为疯人院，是一个并不非常聪明的做法。尽管字典上很明白地写着，“杜鹃”在某些情况下就是指“缺乏理智、愚蠢、疯狂”，不过我想不是每位观众都会去翻字典的。和拙文主题联系最紧密的也就是此片，它直接地将故事设置在一家精神病院之中。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把取难而舍易，认为精神病院就是一个社会，或者说一个政府，病人就是社会中的被政府所管辖的个体。这样想没有问题，但是，影片所表现的精神病院的规则，并没有太多的夸张和虚饰——就应该如此（网上某篇影评认为此片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病院的罪恶”）。我们不应在还未弄清楚精神病院和病人本身关系之前，就开始大谈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个人的问题，然后去联系捷克裔导演佛曼“布拉格之春”后的逃亡。
　　
　　是精神病院认为病人是有精神问题的吗？理解影片之后，我们会得到否定的答案。首先，除了麦克墨菲，其他病人几乎都是自愿来到医院接受治疗的。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克墨菲也是自愿前来的（装病），他的个人特殊性在于他在来之前是一名罪犯，因此他终究无法“想走就走”。第三，医院无法确定麦克墨菲是患病的，所以他们才将他留下继续观察。这样，精神病院是影片中包括麦克墨菲的所有人的避难所，只是因为麦克墨菲本身有着强烈的个性，所以他尽管逃避了监狱中的繁重劳动，但并没有在医院中获得满足。麦克墨菲的个性和身份是为了情节发展而设定的，是一种偶然性的因素。要分析疯癫，我们的关注点就不应在麦克墨菲身上：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认为自己发生了精神错乱。而那些像哈定、比利之类的人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不正常，这才是关键所在。
　　
　　让我们暂停一下，跳到《发条橙》一片上。笔者认为此片最能揭示中心的一句台词，是在影片第二部分的结尾处。那里，主角亚历克斯接受了研究所的心理治疗，从而对暴力和性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尝到这项心理治疗计划的内政部长弗雷德里克认为，痊愈的人们将不再使他人受难，而是永远使自己受难——人人都将被拯救，人人都将是耶稣。可惜的是，当前只有亚历克斯一人得到了“拯救”，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一位神灵，那么他的结果就是被恶魔所击垮。当然，影片最后让亚历克斯这位现代世界的耶稣如圣经故事所述一般复活了，那么，如同老年黑人所说的失却法律和秩序的肮脏的现代世界，就因耶稣的死而警醒了吗？影片的结束画面仍然是性爱，受人们所鼓励和支持的性爱。内政部长的得意的“消灭犯罪”的计划，在舞台上就差点为一名貌似反对党政治家的发言所完全驳倒。这名反对党说，亚历克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尤其是没有道德上的选择，他无法选择去从善或者从恶。反讽的是，不论是内政部长还是亚历克斯自己，亚历克斯走出研究所的时候，都不断地暗示：从现在起，你自由了。显然，影片希望说明的是，当道德标准也成为政府的统一政策时，那人们就真正是被上了发条了。
　　
　　回到疯人院。疯人院是政府或者社会，或者说“文明”所设立的，历史地看，疯人院中的疯人便是“不文明”的人。亚历克斯被强制送到监狱或者研究所去“文明化”，而哈定和比利则自愿地或半自愿地进入医院接受“文明化”。如果后者不进入医院，那么他们会被“文明”看作“不文明”的人，最终的结果也是强制性的。观众可能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麦克墨菲问拉契德护士，他能不能不吃药，搞特殊。拉契德护士回答他说，他不自觉吃药，医院自然有办法强制他吃药。在《飞越疯人院》的整个剧情中，麦克墨菲始终在抵制医院的治疗，但他没有一次是能战胜医院的保安而按照其自由意志行动的。那么，“文明”所认为的疯癫与不疯癫之间的界线是什么呢？正如福柯所说，一切都是理性惹的祸。自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疯人的悲惨史决不能怪罪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或政府，而是应该让理性，还有秉持理性理想的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理性，就没有疯癫的历史。
　　
　　理性本身是无罪的，理性也不负有原罪。但在疯癫史上，为何理性如同鲁迅笔下的礼教一般吃人了呢？在《发条橙》和《飞越疯人院》两部影片中，我们都深深地为不理性的罪犯和病人们同情。我随机问过一些《飞越疯人院》的观众，问他们：拉契德护士是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回答都是反面角色。然而，理性没有错，同时理性也不能被迷信。犯罪难道不应该被打击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几乎所有观众都会在《发条橙》中的暴力和强奸式或滥交式性爱镜头感到不适？影片的第三部分弥漫着深深的忧虑和思考，到底应该让“文明”去为人们选择理性，还是让人们在犯罪之前自觉地选择理性？这种自觉性是否可能？也许，自愿进入疯人院的那些病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自觉的了，但是他们在进入医院之前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某种危害和混乱，所以这里的自觉并不完全。印第安人最后成功逃出医院，奔向未知，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答案。
　　
　　答案在《奇爱博士》之中吗？影片很短，一群“疯狂”的人们将人类文明导向毁灭。影片的反战主题十分明显，然而，核战争的爆发原因却是荒诞的。片中，美国总统可能认为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已进入疯癫状态，殊不知，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作战制度却是通过“民主”讨论后得出的，美国总统也参与了这些讨论。因此，民主也并不意味着根本的理性，否则，“理性”的美国总统也不至于很难挽回严重的后果。也许，里帕将军的过于敏感和性问题确实让他不会理性；也许，奇爱博士对世界末日和人类毁灭和地下生活的向往使他看起来是最不理性的一个人；可是，世界末日的到来却不仅仅来自于这两个人的冲动和科学技术，也不仅仅来自于美国人民的民主制度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核攻击计划，而是还要加上会被自动触发的苏联人的“末日武器”。如果将世界浓缩为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那么人类的毁灭竟然是人类自己导致的，也就是说，自杀，这一永远被定义为疯狂的举动的动机，竟然是大多数人的不疯狂、大多数人的理性。
　　
　　综合三部影片看，理性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理性首先无法为人类自觉地选择，而强制地灌输理性则是不理性的；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的理性甚至有可能导致世界末日，而非乌托邦。三部影片的拍摄年代距今已有三十年，今天的我们重提理性的话题，但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理性的人已经变少了。在这个连思想都是可以被消费的时代，人类能够从财富的汪洋之中探出头来，静心凝望头顶的星空并敬畏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