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雄心4 海军轰炸机:公安局长自杀原因之疑

公安局长自杀原因之疑

2010-01-11 14:25: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历朝历代官吏自杀的案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都有某种因果关系既其内在或者外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悬疑几千年或上百年的死因年明的，都留给现代史学家和考古人员当成了研究课题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发展中发生的自杀案件也屡见不鲜。而在反敌反特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司法行政机关官员自杀案件也偶有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主持工作），1973年10月21日自杀于公安部所在地的地沟里。1983年8月18日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公安局主管政治、刑事侦察的副局长朱文光在其寓所自杀，部长、局长的死亡现场经过客观勘察和科学鉴定肯定是自杀无疑，但是，在查找各自的能够导致各自自杀因素上，都没有一个准确结论。他们都为什么选择自杀？是什么因素，是什么动力促使他们放弃高官位置而轻生，自杀的决心形成不是短瞬间产生的，在他们的思想中会考虑自杀对子女、家庭的不良影响？会考虑作为共产党的官员选择自杀，就是自绝人民，自绝于所信仰的党？！当时下定决心要自杀的心境是异常的“波涛汹涌”。由于当时这类新闻是属于绝密级别，不容许媒体公开报道，这条新闻只能登载在国家的“大内参”上，有的只有内部传达，这些新闻的人只有少部分人知晓。所以，部长自杀的原因（刘复之已经在回忆文章中有所表述）本文不作叙述。本文重点叙述双鸭山市公安局主管政治侦察、刑事侦察的副局长朱文光自杀案件的情况，因为我是第一个赶到朱文光自杀的寓所并采取封锁现场又参与其自杀原因调查亲历者，虽然该案至今已经是久远的故事了，可我仿佛还清晰的记得朱文光自杀座在藤椅上哗哗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画面，对其自杀原因的调查我没有自始至终，但是，谁都知道结论是自杀，为什么自杀没有结语，只能是各种版本的猜测，至今这个谜底也没有揭开。

传说朱文光的人生经历有些传奇

记得是我当刑警后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钟贵歧主持公安局工作后，将牡丹江林业地区公安局治安科长朱文光调到双鸭山市公安局宝山公安分局副局长（正科），后任该分局长（副处），1983年初调任双鸭山市公安局主管政治侦察、刑事侦察的副局长。

我所熟悉的朱文光是他升任双鸭山市公安局副局长以后，因为他主管市局刑警大队（现在叫支队），朱文光身材不高，（身高约1.7米左右）体态较胖，公安业务比较娴熟，说话办事比较干练，当年已经有五十多岁的样子，他了解我是因为“被害人魏启芳离奇的死亡，妻子孙桂英在其公婆未到就将丈夫魏启芳火化”。死者父亲对其儿子死亡存疑，报警认为儿子是他杀，报案后时任的局长和大队长对嫌疑人孙桂英进行了审查，因证据已经灭失无法收集，再加上没有拿下口供，就放人了事了。死者的父亲、母亲不服，坚持认为儿子系他杀，便倾尽家财背上玉米面干粮，历经4个年头的多次到市、省、国务院等进行上访告状，为儿申冤。有一天朱副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有国务院、省、市各级领导批示的被害人魏启芳的父亲的“状子”，（现在我还记得时任市长王宏图用软笔作的批示）指令由我主侦该陈年没有立案的凶杀案。当时朱副局长指派岭西派出所长付喜桥将嫌疑人孙桂英与谢某某姘居时抓获，我经过长时间的狱内侦察设计和经营，寻找到突破点，经过连续两个12个小时的不眠之夜的智斗，拿下嫌疑人孙桂英与谢某某合谋将磷化锌（耗子药）装入空胶囊后混入被害人魏启芳的同类药瓶内将其毒死的口供，固定了嫌疑人孙桂英在岭西林场孟场长妻子处要来的耗子药的有力证据，并用间接证据和现场实验等证据将嫌疑人孙桂英与谢某某移交审判。被害人魏启芳的父亲用跪地叩头的方式对我和朱副局长表达千恩万谢之心意，该案的成功告破成为朱文光指挥侦破重大疑难案件的政治资本。

老同志说起朱文光的工作能力时，大多说其政治侦察经验比刑事侦察经验还要丰富，是因为他在五十年代在黑龙江省公安厅一处曾经参与侦破了许多敌特案件，二十岁左右就当上了侦察科长，据说六十年代的电影《徐秋影案件》中年轻的侦察科长原型是朱文光。后来因为与当时的曹厅长的妻子李某有两性关系东窗事发，当时厅里原定要把朱文光判刑，在曹厅长的年轻妻子李某力保下改为下放到笔架山劳动改造（保持干部身份），1959年在先是在笔架山果园当剪枝工人一年，然后又到笔架山农场任生产科长、劳教科长等等，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朱文光当成笔架山农场的“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二年后，上级落实政策获得“解放”，重返工作岗位，参加派往乌通河劳改农场工作组工作，后任该组组长，留任该场生产副场长，1971年调到牡丹江地区林业局（设在佳木斯市）工作。后来任的是林业局公安处的治安科长，1982年平调到双鸭山市公安局。

朱文光自杀现场及死因之疑

1984年10月3日（国庆假期期间）晚上我和老侦察刘满成在队里值班，19点左右110报警电话响起，老侦察刘满成接起电话听说“开枪自杀”，嘴就有些结巴，我迅速拿过朱文光之妻裴某某的电话听清了是朱文光开枪自杀，留下老侦察刘满成值班，我拽上值班司机安作民驱车飞奔副局长朱文光的寓所，看见副局长朱文光坐在（座北朝南）的藤椅上，六四式手枪在该藤椅前方的水泥地面上，血在哗哗的流着，其妻子欲再次看是否能够抢救被我阻止（因为人已经死亡），并要来挂锁将该屋锁上封锁了现场。我用副局长朱文光家的电话（座机）向市领导、市委市政府领导报告朱文光自杀的事实，然后各级的领导也迅速的赶到现场。

现场位于双鸭山市尖山区当时的电视塔山下北坡，原市人民医院住院处后身的南山坡上，是一趟北开门（座南朝北）砖木结构的平房，因为朱文光在林业地区工作过，进院和房南侧的菜园子里都能看见木绊子垛。其室内比较简朴，没有什么豪华家具。为了慎重起见，市领导决定请省厅车法医和枪弹痕迹专家崔道植一同进行现场勘察，勘察认为：勘测射击高度及与人体距离和溅弹方向及角度与法医尸检子弹穿过心室、头颅角度完全一致，与朱文光妻子裴某某目击时的情况相吻合。还原自杀动作为：朱文光在中心现场的三门衣柜的中间镜片前用手枪瞄准心脏部位开了第一枪（该枪的弹头留在室内），将枪扔在水泥地上，然后坐在藤椅上等待死去，此时朱文光妻子裴某某听到枪声从东屋奔过来，朱文光感觉这一枪偏离心脏，然后弯下腰拣起枪站立起来对准头部，裴某某见状欲与朱文光夺枪已经来不及，朱文光扣响了第二枪（该弹从中心现场屋南侧上窗玻璃溅出），又坐回藤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双鸭山市市委高度重视对朱文光自杀原因的调查，决定由市委政法委牵头组成朱文光自杀原因专案调查小组，连续三天在现场外围和局内进行走访调查，寻找朱文光自杀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往来查找其有否反常表现，核实国庆假期几天家中的电话往来，查出情况如下：

一、邻居证实朱文光自杀前曾经用手枪追打过藏在其家木绊垛内的一窝“黄皮子”（黄鼠狼）。

二、在单位曾经流露出准备要求提前退休的想法。

三、朱文光自杀前所有往来电话逐一核实，唯有其妻裴某某证实的当天中午10点左右朱文光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由于当时通讯设备落后电话没有来电显示功能，就是到了市通讯局的总机房查也无法找到这个不明电话的痕迹。

四、自杀案发生前两个月佳木斯公安局因办理一起流氓犯罪案件曾来双鸭山市局秘密调查朱文光在佳木斯工作期间结识干妹妹朱某某之间的关系，朱文光有些觉警。

五、从朱文光的履历看其在笔架山劳改农场时间较长，与正在改造或已经留场的战俘中的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少将以及军统特务关系较好，考虑到双鸭山市公安局原政治保卫科长梁成友（被判死刑）被敌特策反的先例，朱文光也有被策反的可能。

根据所获得的情况，分成两组，一组由政法委副书记（原公安局副局长）文更新带队去佳木斯开展调查工作（成员：王桀、王成）。一组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华泽恩带队去笔架山开展调查工作。（政保科长赵超、闵杰和我为笔架山工作组），经过调查科学分析：

一、朱文光自杀前曾经用手枪追打过藏在其家木绊垛内的一窝“黄皮子”（黄鼠狼），社会上流传的“被黄皮子迷了”自杀的说法显然不科学，专家排除了这钟可能。

二、从家庭上看朱文光没有什么不和谐因素。大儿子当时安排在佳木斯市公安消防部队一什么级别的干部，二儿子在朱文光在乌通河劳改农场工作期间留下当了一个单位的司机，且两个儿子都有了自己的家室，邻居和亲戚朋友反映两个儿子非常孝顺。和老伴裴某某独居双鸭山市，对朱文光的“浪漫生活”，裴某从不问及。年龄大了有退休的想法完全正常。从家庭因素不存在自杀原因。

三、至于佳木斯公安局刑警队曾经派人来秘密调查朱文光与同性朱某某，二人平素以兄妹相称，朱某某为一流氓集团中重要成员，没有证据证明朱某某长期的犯罪活动得到干哥哥朱文光的庇护，即使二人之间用兄妹关系掩护其间的“性伙伴”关系，也不涉及犯罪。虽朱妻相貌老茛，典型的家庭妇女，邻里证实该人非常贤惠，对丈夫朱文光的“前科”及屡教不改的生活作风问题心知肚明，从不为此而吵架，在她的心里自己人老株黄，老两口站在一起相比还是丈夫显得年轻十几岁，自己总觉得对丈夫的“吸引力”衰竭，因次，对丈夫朱文光在外“寻花问柳”都是默唁视之，其子女也非常清楚父亲的这点“爱好”。 当年的朱文光在黑龙江省公安厅一处任侦察科长时年轻潇洒，英俊帅气，是时任曹厅长妻子李某“红杏出墙”，还是朱文光禁不住“诱惑”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二人的东窗事发，被发配的笔架山劳动改造都没有导致朱文光轻生，即使与朱某某有“性伙伴”关系，也根本不可能成为自杀的因素。

四、朱文光在笔架山劳改农场任生产或劳教科长期间，曾经接待两个带着国务院某部门信涵的人，找了10几个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在卫立煌被困长春时被抓获的军统特务进行逐一谈话，事后一个军统特务举报和向上级查实，这两个人冒充国务院外调人员原本是台湾派来的国民党特务。究竟这件事与朱文光有什么瓜葛，多次调查这些留场改造的军统特务和朱文光的好友刘茂印（时任劳教科长）等人均未得到证实。

五、省公安厅对朱文光在厅一处工作期间是否在《徐秋影案件》中与敌特还有什么联系均与以排除。

那么唯一最后一个剩下的线索就只有是朱文光自杀前当天中午10点左右朱文光接的这个不明电话了，据朱妻裴某某证实：“丈夫在接电话走的时候和回来后，从脸上的表情看有些差异（情绪有些变化），不大高兴的样子。”这里的疑问就出来了，朱文光离家没有去单位（局里）也没有叫局里的值班车，而是自己应不明电话之邀去见了这个人或者几个人，来去都选择的徒步，说明电话邀请朱文光的人已经来到离朱家不远的某个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不明电话之人”到家里？因此，说明这个“不明电话之人”不是朱文光所工作过单位的人或者是工作过地方结石的朋友，否则，朱文光是会在家里待客的，因为朱本身是个非常好客的人。朱文光离家与“不明电话之人”见面约近一个小时左右，是受到了什么样的要挟，才经过一下午的思想斗争在晚上选择了自杀？

从朱文光的人生轨迹看，他是个有过风流经历又饱受坎坷和磨难的人，其坚毅的意志要比常人更坚强，调查确认朱文光不涉及经济腐败问题,，而其本人仕途正顺，从年龄看退休前再进一个个子是没有问题的。也更不存在受到同事、上级的排挤,而想不开。的问题。他为什么选择轻易的自杀呢？而在第一枪偏离心脏，又拣起枪向自己的头颅补了第二枪，其自杀的决心如此坚决也是至今不得其解的原因所在。假如把这个“不明电话之人”分析确定为敌特（可以排除美、苏特），唯有的是台湾的国民党特务，而朱与敌特建立关系应该源于笔架山劳改农场，也就验证了接触和接待两个冒充国务院某部门外调人员与10几位正在劳动改造的军统特务谈话的人是朱文光，难到那个时候朱文光就被策反成为特务组织成员了吗？接受了两个台湾特务的潜伏部署，两个特务或者派其他特务再次潜入大陆，给朱文光部署更为重要的任务，假如不干权利地位乃至家庭受到威胁，假如接受任务，如果败露了将是人民的千古罪人，思来想去为了保护家人“牺牲自己”，痛下决心选择了自杀，这只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较为合理解释！

这仅是个人分析，如果要验证这个分析，只能待两个特务自己写人生回忆录时记载这段特务生涯才能证明是用什么任务和手段逼迫双鸭山市公安局主管政治侦察、刑事侦察的副局长朱文光在其寓所自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