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侠aim公司:中国足球的“领导人效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2:51:28





【编者按】:领导人关注中国足球,背后固然有其个人爱好的缘故,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维护国家形象,满足民众愿望。

 


    一个带有韩国著名球星朴智星签名的足球,送到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手里。
    这是2011年7月4日下午,在结束与韩国民主党党首孙鹤圭的会晤后,习近平得到了自己喜爱的礼物。此间,这位领导人对孙鹤圭表达了他的三个愿望:“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及获得世界杯冠军。”
    一语激起千层浪。新浪体育发布这则消息的微博在互联网上被转发了7000多次,各大媒体的有关报道也在次日纷纷见诸报端。外界普遍将其视为中国足球改革全面加速启动的信号,《足球》报的评论则解读为“公布了关于中国足球发展的近期、中期与长期发展目标和方向”。
    这是习近平两年来第二次公开发表对中国足球的指示,这使得这位身材高大的领导人货真价实的球迷身份广为人知。

 



    习近平首次向公众表示其对足球的喜爱是在2008年7月15日实地考察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筹办工作时。在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场,他兴致勃勃地一展球技,留下了一张右脚正脚背大力抽射的照片。得知中国女子足球队正在附近训练,他还特地前往训练基地看望了她们,并从女足队员李洁手里接过了全体队员赠送的签名足球和球衣。“他让大家放松紧绷的神经,强调只要能打出老女足的精神面貌,输赢不是最重要的。”时任女足主教练的商瑞华回忆。
    一年多后的2009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参观德国拜耳集团时又公开表示了对中国足球的期许。在获赠一件德甲勒沃库森俱乐部印有 XI JINPING 字样的10号球衣,和拜耳自行研制的材料制成的2006年世界杯的专用足球后,他当场提出,中国有一流的球迷和世界可观的足球市场,可是目前水平还比较低,希望可以迎头赶上。“举办完奥运会之后,中国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我们其他的运动可以拿到金牌,那么足球啊,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但是这个时间会很长。”
    习近平与足球结缘至少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2009年,棋手聂卫平做客湖南卫视《零点风云》节目时回忆:1983年6月,中国新一届国家队刚刚组建,足协“长城杯”邀请获得英甲联赛亚军的沃特福德队来华比赛,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力邀他一同前往北京工人体育场观战。“他把我给拽到那儿看的”,聂卫平解释说,那时的围棋擂台赛正忙,自己原本不容易到现场看球。最终沃特福德以3比1战胜中国国家队,这场比赛给聂卫平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俩一块受到震撼的耻辱教育”。几天后,双方的第二场比赛移师上海,中国队又以1比5完败于沃特福德。


    此后的20年里,习近平离开河北正定,来到东南沿海的福建,主政厦门、宁德、福州等多个重要地区和城市,后又从福建省长升任浙江省委书记,达到了新的政治高度。其间始终不变的是,他一直保有对足球运动的喜好和关切。
    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9年来一直与中国足坛的“赌、假、黑”公开叫板,据其介绍,早在2003年自己就曾接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的秘书的电话,称习有意向他了解足球打假扫黑的详细情况。但是好事多磨,连续两年到了约定之日,都因为习近平临时有重要活动而未能谈成。据纪实文学《高官的良心》一书记载,直到2006年的一天上午,陈培德才有机会走进习近平的办公室,习近平迎上来抱歉地说:“培德同志,不好意思,让你一等就是3年。”在那次碰面中,陈培德了解到习在主政福建时就因为足球而认识了自己,并向他介绍了当年打假扫黑的来龙去脉。
    “他很重视,很关心足球的发展。”陈培德对习近平清理足坛寄以厚望。在中国,领导人的爱好往往会直接影响着体育的发展方向,以及官方对体育项目投入资源的多寡。毛泽东主席曾44次畅游长江,国内因此掀起一股游泳热潮,而国家游泳队和跳水队在上世纪70年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到中国各地巡演游泳和跳水。


    何况,除了习近平,近年来亦有多位高层领导将注意力投向绿茵场。2009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中国足球队原中场核心容志行时,握着他的手说:“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翻检历史可知,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与“女排精神”并行的体育模范口号,“志行风格”既表现为高超的球技,更体现为高尚的体育道德。2011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邀战西班牙队,希望两国每年都能举行足球交流比赛,以助中国足球水平快速提高。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2009年以来的多次讲话中也密集提到足球运动的改革,强调“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关心足球运动的发展”。
    过去十多年间,中国足球一直在希望和幻灭中摇摆,足球界假球、赌球、黑哨等丑恶现象泛滥让这一运动项目的形象变得颇为黯淡——球迷们纷纷拔足远离,众多投资商抽身而去,就连青少年足球也出现“断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中国足球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是一坨天灾人祸,而在于始终是天灾人祸。”曾供职于《体坛周报》的作家李海鹏把中国足球与灾难报道相提并论。有道是,悲剧加上时间就是喜剧。近年来,媒体对于中国足球的关注度已达阈值,严肃的探讨变得无人理会,公众的态度也由愤怒转为沉寂,一个意味深长的佐证是:2008年,在国足再次折戟沉沙外围赛、无缘南非世界杯之后,吉林省一家地方报纸舍弃正文,仅在版面顶端印上“国足再败我们无话可说”两行大字标题。


    情况正在起变化,高层领导的介入让关心中国足球的人们有理由相信,足坛环境将再次得以净化,并且不会像过去的历次治理行动那样浅尝辄止。2009年10月延续至今,公安部“反赌扫黑”的整肃行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足坛,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足协高官,李东生、蔚少辉等中层干部相继落马,陆俊、黄俊杰、周伟新等三大著名裁判也都“进去了”。2010年底,因为担心足球扫黑半途而废,陈培德还专程给习近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出扫黑的4点建议,“我是通过特殊渠道送上去的,相信习副主席应该看到了”。
    扫黑提振了球迷的信心,就上座率而言,足球市场日趋火爆,前11轮总体入场观众人数场均1.82万,创造了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有史以来同期最佳现场上座率。而由冷转热的球市重新吸引了大批投资商入驻,其中以房地产商最为常见——中超16家俱乐部中,恒大、富力、绿城、建业等13家均有房地产背景。执牛耳者当数恒大集团,2010年该集团豪掷1亿元,买断广州足球俱乐部全部股权。同年年底“广州恒大”俱乐部升入中超,而董事长许家印早已把目标定在“三到五年内要拿亚冠冠军”上,计划拿出7亿元来购买外援,并为刚刚引进的巴西联赛MVP孔卡开出870万美元的年薪。今年广州恒大连续13轮不败的战绩,也成为恒大打造地产品牌的广告利器—上半年恒大以620万平方米的成绩居房屋销售面积第一名。


    风头盖过恒大的是重回足坛的大连万达集团,它曾经是中国足球第一支市场化力量,2000年却因裁判不公、联赛黑暗而退出足坛。7月3日,也就是习近平谈及“三个愿望”的前一天,阔别足坛11年的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给足协送来5亿元。这一举动被央视《足球之夜》节目称为“第二次握手”。11年前曾发誓永远不碰中国足球的王健林,自称此番重返足坛的原因“首先是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除了冠名中超是商业行为,其他都是对中国足球的支持,不产生商业回报。据他介绍,2010年下半年的一轮足球打黑行动后,包括刘延东在内的各级领导找自己谈话,“希望我能承担责任,大力支持中国足球重新振兴”。
    3年5亿元,这笔中国体育史上最大的单笔赞助金将用于“3+N”年的合作计划,而发展青少年足球是其中的核心重点。至于N到底是几,王健林说要看3年后青少年足球人口基数和中超上座率。他认定的成功标志是,青少年参与足球的人数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七八十万人(目前中国注册的青少年球员在1万人左右);中超联赛上座率大幅上升,唤起人们对足球的热情,“看球的是成年人,他们决定小孩是不是去踢球”。


    把宝押到青少年身上,这一思路对于熟悉中国足球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邓小平曾经先后三次作出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但从未高调推行,也没有得到足协切实的落实。这位“球迷”未能达成的夙愿之一,就是看到中国足球真正强大起来—一次收看足球比赛电视转播时,他对警卫张宝忠说:“我平生最喜欢看足球,看了几十年了,看到我们足球队,就是有股闷气。”
    邓小平、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为何关注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评论认为,背后固然有其个人爱好的缘故,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足球运动社会影响巨大,全国人民关注,领导人关注是为了重塑中国足球形象,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在于对国家形象的重视,提升国家软实力。
    要知道,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照国际足协的最新排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目前世界排名是第75位,与日本(13位)、韩国(26位)尚存很大差距。
    回顾“三个愿望”,许多网民直言,中国有机会打入决赛圈和举办世界杯,但夺冠的概率“比火星撞地球还低”。这或许正体现了习近平看待中国足球的客观清醒之处:他没有使用“三个要求”或者“三个任务”之类的运动式、命令式说法,而是以“三个愿望”这样更为冲淡平和的口吻表达自己的期冀。毕竟,积重难返的中国足球需要时间推倒重来,十多年的欠账亦不可能因为领导人的一句话就一夜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