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闭门读禁书诚然是人生一大乐事，但说到底，那有点像是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躲在门背后偷着乐。其实，在孤灯下读野史稗钞也不乏妙趣，你会看到某些久已沉入海底深处的人物重又浮出水面，如果这人恰巧是 左宗棠暮年奉命督师福建，他首途天津，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协商兵饷事宜。左、李二人，对外，一个主战，一个主和，素不相得，素不相能，因此难唱“相见欢”。南行的路上，左宗棠对自己的亲信说：“我真的老啦，不能再像当年那样一个劲地跟人抬杠！在天津与李二（鸿章）抬杠已力不从心，到了江南，见到曾九（国荃），还是和为贵吧。”当时，曾国荃任两江总督，势大权重，感觉良好。两位故人久别重逢，执手相看，须发皆白，不禁感慨万千。左宗棠笑道：“老九还认得我吗？我可认不出老九。老九的哥哥死了，我便是老九的哥哥！”两人先商谈筹饷之类的公务，颇为融洽，然后私下聊天，湘中方言称之为“打几句良心讲”，也很投契。左宗棠提了个饶有趣味的问题：“老九一生得力何处？”这就是要他介绍点成功的经验。曾国荃也不遮掩，也不忸怩，爽爽快快地回答道：“挥金似土，杀人如麻！”好个八字方针，左宗棠听了，拊掌大笑，当即夸赞了一句：“我早就说过，老九的才气胜过哥哥！”
以上这则轶事出自清人吴光耀的笔下，大抵还不完全是捕风捉影，该有些可信的成分。曾国荃无疑是个人物，在晚清，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不像倒霉的哥哥曾国华和弟弟曾国葆那样殒命于沙场，也没有被大哥曾国藩的身影遮蔽。他是百战功成的虎将，与太平军打过不少硬仗和恶仗，刀口舔血可不止一回两回，拎着脑袋出生入死也不止一天两天，他的功名并非得自侥幸。杀人犹如吸毒，一旦杀红了眼，杀顺了手，杀上了瘾，视杀人为赏心乐事，这样的战将便无异于恶魔。应该说，曾国藩得恶谥“曾剃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这位九弟所赐。老九在前线大砍大劈，老大则在后方替他扛着比磐石还要重得多的骂名，真是一对难兄难弟。
曾国藩生性刚毅，他深信《淮南子》中的说法：“功可强成，名可强立。”其九弟曾国荃则更进一步，还要特别加上一条，即“财可强致”。须知，大发战争财，这正是曾国荃的绝活儿，他不像其兄曾国藩那样谨小慎微，生怕非分横财会烫手，他只信得过“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十二字民间真言，原则上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决不手软，甚至捞过了界，也无所顾忌。这时节，大哥为九弟背了不少丢脸的黑锅，挑了好多压肩的重担，竟毫无怨言，只是苦口婆心地劝他悠着点，再悠着点，他自然领情。老九早年狂傲起来，常常高视阔步，目无余子，但他终生服膺大哥，不管后者如何言辞峻厉地责备他，教训他（真这样抹脸的时候极少），他都从不还嘴，从不抗辩。他深知，曾家能有今天，他老九能有今天，可都是大哥凭一颗脑袋两片手板硬顶硬挣来的，没有大哥“首建义旗”，他那不尴不尬的贡生（国子监的太学生）功名能打出几路梅花拳？真不知哪年哪月才会像一只幸运的老鼠钻出风箱，不再两头受气，至于要身任一品封疆大吏，岂非春梦了无痕？！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道，讲德，讲仁，讲义，讲礼，讲信，讲忠，讲孝，讲得振振其词，却惟独很少讲求珍惜生命，所以汉朝以前的帝王以活人殉葬，诸如点天灯、斩首、凌迟之类的酷刑则延续至民国初年方始废除。虽然中国忝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长期的铁血专制下却一直是人命惟浅。说到“杀人”，武健者多半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因为草菅人命正是他们的职分所在、快乐所在和成就所在，简直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和保留剧目。可想而知，当年项羽打败章邯，活埋二十万秦军，一定心满意足，极有成就感。明朝末年，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草不闻声，这位嗜血的屠伯曾立七杀碑一座，自谓替天行道，其词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莫非他将升斗小民杀得血流成河了，天道就能立竿见影地彰显出来？一位屠夫谈起屠宰经，很可能头头是道，庄子的寓言“庖丁解牛”即不失为篇幅短小的哲学论文，那“游刃有余”的说教至今仍让人大受启迪。“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价码可是不低！说这样的“勇将”、“大将”和“名将”是杀人不眨眼的“屠伯”，是丧失人性、嗜血如狂的“恶魔”，似乎太过贬低他们了，其实，这样的酷评恰如其分。
近代亲日派名士、曾出任段祺瑞政府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自号“徐则林”（反过来念就是林则徐），“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其喑呜废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康有为《挽徐树铮》），可他在其鸿文《平报周年纪念日感言》中，竟放言杀人有理。徐树铮的高论如下：
余军人也，军人之天职在保民，在卫国，而保民之良法在去暴，卫国之能事在却敌，然则军人者杀人之人耳。夫彼人祖宗数十世延传之祀续，而我以利刃斩之，彼人数十寒暑艰苦化生以有其身，而我以顷刻死之，然则天下至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杀人哉？而余顾悍然为之，然则余殆不平之人耳。虽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惩一劝百，杀以止杀，非圣人之所谓“仁术”者乎？……暴之不除，良何由安？故欲平国民不平之气，非余辈保国卫民之军人杀人不可。欲杀人而仍不失人心之平，非扶持正论之记者倾注余辈军人杀人之目，参仿余辈军人杀人之腕，以着笔著述，鼓吹杀人之事业不可。
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儿童仿制“断头机”为玩具——真正“以杀人为儿戏”，但这些孩子仅有意念上的残忍，并不见血。徐树铮公然鼓吹杀人，视之为“事业”，却绝非虚声恫吓，而是真戏真唱。他钢牙铁嘴说硬话，而且口口声声讲明杀人的道理，是很有些不吉祥的。若套用“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的语式，就该是“且看杀人者，人亦杀其身”。1925年12月29日午夜，徐树铮乘专车南下，被冯玉祥部第五师师长张之江的手枪队截杀于廊坊车站。死前，他说：“我徐某做事，向来了彻生死。”也许他认为自己死于非命算得上“以身殉道”吧。
强调“保国卫民”四个字，徐树铮的理论已足够堂皇，似乎无懈可击。然而，稍稍深究一下，摘掉大帽子，掀开长袍子，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另外藏有不能见光的算盘，这一点暂且搁下不论；最令人质疑的是，这样的猛士到底杀了多少该杀的恶人、奸人和坏人？到底杀了多少无辜百姓？随便翻一翻陈年老簿子，翻一翻军事档案，我们就会惊出通身冷汗来，大量的士卒变成炮灰，大量的平民沦为冤鬼，你能说他们死得其所？当世间流血漂杵时，正义也将被裹挟而去。
古代的战将杀人，讲得漂亮，是“止戈为武”；说得坦白，是“以暴易暴”。历史上，掌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强梁鲜有不升格为魔君的。俞万春的《荡寇志》的结子为四句歌谣，其中透露出了若干信息：
天遣魔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
不平又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
这样胡砍乱斫，人间公义早已化作刀下的一堆西瓜。黑旋风李逵在浔阳城中劫法场，两把板斧“排头砍去”，痛快固然痛快，但他砍死了多少无辜者？像这样的“天杀星”真若助其宋公明哥哥“杀入东京，夺了鸟位”，那两把嗜血如渴的板斧能不能束之高阁，颐养天年？恐怕是个未知数。靠杀人过瘾的武夫，你根本别指望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他所有的快乐都寄托在那把削铁如泥的屠刀上，他若放下了屠刀，纵然变成佛菩萨，口里也会“淡出鸟来”，难保不因心痒手痒技痒而重堕魔道。
曾国荃说自己一生得力处有二，其一是“杀人如麻”，这口吻声气与屠夫何异？他在战场上杀人就不必太过追究了，那样的杀法，自英雄、伟人而至于嗜血魔王，并无二致。但曾国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作为胜利者，肆意杀降屠城。这档子事，楚霸王项羽也曾干得甚欢，他在河南新安下令坑杀过秦朝大将章邯所部的二十余万士兵，进入咸阳城后，还放了一价冲天大火，焚毁了“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阿房宫，直折腾得乌烟瘴气，在其英雄本色上留下了老大不小的污点。可见英雄也好，非英雄也好，古代的战将都把“杀人放火”看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干得越出色，无辜百姓就越遭殃。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所部的湘军吉字营攻下了太平军的重要堡垒――安徽安庆，一时间，降兵降将过万数。曾国荃苦思善后之计而不可得，他紧皱眉头，忧心忡忡地询问其麾下猛将朱洪章：“悍贼这么多，你认为如何处分才可杜绝后患？”后者倒是胸有成竹，应声而答：“惟有尽数铲除才能安枕无忧！”曾国荃说：“降匪扎堆，一有风吹草动，恐怕哗变，就算是杀，也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朱洪章立刻献计：“我们只须缓开营门，诓称发放遣散川资，每次唤进十名逆匪，如此一来，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半天就可砍完。”他还作了个挥刀斫颈的动作。曾国荃听了朱洪章的毒招，心知可行，却不愿临场，他扮起了活菩萨，轻描淡写地说：“大斩大戮，我于心不忍，这事就交给你办了。”事后，曾国荃写信给大哥，说自己杀人太多，自觉罪孽深重，懊悔不已。曾国藩这位典型的儒家完人当即回信诃责：“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大意是：你统军打仗，杀贼是你的使命，杀多了有什么好懊悔的！此前，曾国藩还叮嘱过九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曾国荃在安庆斩杀太平军俘虏太多，尸积如山，因处置不当，后来还引发了瘟疫，不少湘军士兵染病而亡。
应该说，曾国藩起先对杀人如麻也有过深度的不安，但他很快就找到了解脱的办法，咸丰十年六月初十，他写信给九弟，道是：“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也。”为捍卫名教而杀人，为忠君爱民而杀人，这使他具有足敷所用的道德勇气。曾氏兄弟视生命如草芥，这种行径令人六月天里也忍不住打寒噤。“只要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曾国荃在安庆杀降犹如剁瓜刈草，一次就屠戮了万余名已经缴械的太平军将士，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他因此遭到了舆论的猛烈抨击。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还特意致函湘军大帅曾国藩，建议他大义灭亲，以息神人之共愤。对曾老九的此等辣手，当时，湘军的其他大将也不以为然，丝毫不表示赞赏。
经过两年多的围困，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荃所部二万精兵终于攻克江宁（南京）。试想，一群饿虎冲进了羊圈，一帮穷汉闯入了宝山，岂肯空手而归？太平天国的大小府库（尤其是天王府）均遭到剽掠和洗劫，用《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的原话说，便是“江宁镃货尽入军中”。曾国荃的部队围攻金陵，费时两年多，旷日持久，吃足了苦头，受尽了嘲弄，憋屈得太厉害了，急于宣泄。他身为主将，不仅不严明军纪，约束队伍，还顺水推舟，任由部下烧杀淫掠，七昼夜不停，使这座历史名城骤然间变成了人间地狱，美女、金银、珠宝尽皆落入湘军的欲壑之中。大戏压轴时，为了向京城的老佛爷作个“明明白白”的交待，曾国荃的部将肖孚泗脑袋瓜子里灵光一闪，请出了天地间最耐不住寂寞的祝融大帝，湘军四处纵火，将好端端的六朝金粉地焚为半城死尸半城瓦砾，同时也从根本上将湘军的种种罪恶消弭至无迹可寻。
作为湘人，谭嗣同在《仁学》中不仅不为湘军讳恶，而且还痛下手术刀似地批判道：“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曾国荃这样的屠伯是奉旨杀人，杀得江水红透了，他的顶子也就红透了，做大官发大财，从来都是他和手下那帮丘八的最高理想。
有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不庸讳言，那就是湘军将领几乎个个肥得流油。王闿运在《湘军志·筹饷篇》中揭秘：“……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他还捺着急性子，在《湘军志·营制篇》中替那些将领算了一笔明细帐，最终得出结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金，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廉洁奉公的将领尚且能得到这样高的灰色收入，其他贪墨徇私的将领年收入之丰厚就自然是个天文数字，足以令人惊吐出一尺长的舌头。湘军养敌自资，难怪裨将王明山会谩骂飞骑传递捷报的士兵：“你们这些蠢东西，想急着消灭长毛回去饿死啊！”曾国荃攻下金陵后，湘江中运送财物回乡的船只络绎不绝，达三个月之久，可见大家捞到的好处何等惊人。当时，江、浙士绅讽之为“东南财富大搬迁”，似乎那些金银珠宝并未更换主子，而仅仅只是换个藏身之处。此时，满清王朝正要湘军为它卖死命，效全力，因而对这种公然的剽掠行为，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清末之前，湖南是个典型的穷省；清末之后，湖南则百废俱兴，一时人才激涌如潮，难怪有人大为感叹，“湖南一省之幸运，即是全国诸省之不幸”，其言意味深长。
曾国藩一向标榜“做官以不爱钱为本”，但他在家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曾老大独善其身，曾老九则大发战争财，将金银珠宝奇货珍玩一兵船一兵船地运回老家，他兴之所至，命人将岳阳到衡阳数百年沿江码头上药铺里的高丽参采购一空。回到湘乡，曾国荃强买良田万顷，还构筑了奢华壮丽的大夫第。记性好的后人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文正（曾国藩）闻而令毁之。”最末一句有点夸张，不过，曾国藩在咸丰九年致诸弟的信中确有这方面的批评之词：“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由此可见，曾氏兄弟的性情大不相同，老大主张“谨慎”和“韬光养晦”，老九则主张“潇洒”和“及时行乐”。曾国荃竭尽所能地捞钱，捞足了，便挥金似土，对此不仅曾国藩不以为然，外界也多有非议，倒是许多年后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尝试为她的九叔作了一点辩解：“忠襄公（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所谓“自晦”就是向外界表明他没有政治野心，以免当国者猜忌。这一点很难站住脚，因为遭帝后猜忌的首选对象理应是老大，还轮不到他老九。何况曾国荃对咸丰皇帝的两位遗孀不肯践履先帝“打下金陵者封王”的允诺而一直耿耿于怀，闷闷不乐。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家书中写道：“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我想，曾国荃读这封信时，必喷茶一笑，林则徐啊林则徐，你咋傻到了这份上？当了那么多年省级以上的大官，还清贫得近乎寒酸，这官岂不是白当了？你两腿一蹬，才留下这么点散碎银钱，寒冬腊月，害得三个儿子眼看就要猛喝西北风，你能说自己尽到了作父亲的责任？大哥也真是的，这样的傻瓜蛋，有什么好效仿的！曾国藩肯向林则徐看齐，并不是故意装假，他既有思想上的冲动，还有行为上的表现，但收效就没那么理想了。曾国荃奉行实用主义，他只认得钱多的好处，则连思想上的瞬间冲动也不会有。曾老大与曾老九，一个是道学先生，一个是学道先生，都远远不及林则徐清廉，这就说明，有些事是很难猪鼻子里插根葱——装象那样装得“十全十美”的。
人毕竟是个矛盾的统一体，予智予雄的曾国荃除了会打仗，会捞钱，其他方面并非一无可取。他出任山西巡抚时，正值三晋大旱，赤地千里，前任巡抚只顾保全红顶子，哪管老百姓的死活？捂着消息不让上峰和外界知道。曾国荃到任后，当即向朝廷飞章请命，力行公私赈贷，“集金粟至无算，晋民始苏”。大学者王闿运日记中称，曾国荃还曾祷雨，初次未灵验，便下了狠心，“藏火药，炷香其上，密誓自焚”。你别说，他这一招还真行，老天爷都被他唬住了，届时，澍雨果然滂沱而至。用现代唯物主义者的眼光去看，显然事有凑巧，并非其诚意感动上苍。我倒是觉得，他装神弄鬼，就算演戏吧，真个次日无雨，他要自燔，肯定会有人死命拦住他，此举也仍然值得称道，说明他的戏演得有水平，戏分够足，剧情也够好。中国的老百姓就爱吃这样的“迷信套餐”，连韩愈老夫子都写过《祭鳄鱼文》，你说，这算不算顺应民心？
曾国荃晚岁荣任其大哥视为美职的两江总督。先在战场较量许多年，后又在官场打拼许多年，他总算弄明白了，清朝内忧暂除，但外患日深，上至老佛爷，下迄地方官，再怎么旰食宵衣，也救治不了膏肓之疾。于是，他干脆清静无为，图个省事省心，对外自称“卧治”，常以衰老为借口，托病不见来访的客人，就算会晤一些不便拒之门外的老朋友吧，他也只著便装。惟国家庆典不敢草率从事，这样子，一年才穿几次官服。外界舆论讥讽他尸位素餐，政府方面则念他是“中兴名将”，曾立过汗马功劳，凭其宿望，足以雍容坐镇江南，因此并不苛求他能有上佳政绩。其实，曾国荃平日并没闲着，他爱好微服出行，有时几天都不回衙署。他身边总跟着几个亲信，这几个亲信可不简单，经他保举，一个个本来可做总兵和副将，却放着师级、团级军官不上任，宁愿做戈什哈（亲兵），依然跟随老上司，鞍前马后，奔走效劳。“你道为甚么呢？只因这位大帅，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言听计从的了，所以他们死命跟着，好仗着这个势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以上这段引文出自清末吴沃尧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是小说家言，却也有几分真实可信。
当时，大臣文廷式看不惯曾国荃的所作所为，他在《知过轩随录》中写道：“曾沅甫（曾国荃字沅甫）晚年为江督，贿赂公行，女眷用事。一营之兵，不过百五十人，分栈一差，应酬督署干修，每年万二千两。昏德如此，而日事鬼神。吾以高骈比之，闻者皆深以为允。”高骈是唐末的淮南节度使（辖区也在两江之地），曾镇压黄巢起义，后坐镇扬州，妄图割据一方，其部下多为不法之徒。文廷式与曾氏素不相能，他的话未免溢恶。不过，这至少说明一点，曾国荃驭下十分宽厚，随他们贪赃受贿，的确过于纵容。有人则认为，曾国荃身为封疆大吏，晚年不能勤理庶政，虽难脱失职之讥，但比起满朝文武禄蠹来，还算小事颟顸，大事不糊涂。
在当时的廷臣中，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曾国荃评价极高，他的《日记》像个政务活动家的会客厅，对当朝重要人物罕有挂漏，笔触便多次涉及到这位宣称“挥金似土，杀人如麻”的曾九帅，可谓字字皆赞语。比如“其学有根柢，再见而益信畏友也。吾弗如远甚”，“沅甫之学，老庄也。然依于孔孟，其言曰‘抱一守中’，又曰‘止念息心’，又曰‘收视反听，是为聪明’，其养生曰‘神水华池，时时致念’，其为政曰‘顺民心’，其处世曰‘恕’，其临事曰‘简’，其用兵皆依乎此而已”，“其人似偏于柔，其学则贯彻汉、宋，侪辈中无此人也”。从翁同龢推崇备至的描写来看，曾国荃并非穷凶极恶之徒，倒是一个于学问、政治和军事都颇有心得的盖世高手，若套用当今的程式，像这样赫赫扬扬的大角色死了，悼词上理应称其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还要外加一条“苦心孤诣的学者”，才算对得起他曾九大人的在天之灵。
有个疑问总像浓厚的疑云压在我的头顶，曾国荃“挥金似土，杀人如麻”，这样的官员能顺应民心吗？能贯彻老庄之学，皈依孔孟之门吗？王闿运著《湘军志》，为了给后世留下一部信史，揭了曾国荃的一些不便见人的疮疤，曾九先生便吹胡子瞪眼睛，老大不开心，色于室而怒于市，只差没对王闿运猛挥擂钵大的老拳了。当此关头，老庄和孔孟之学统统被他扔到了爪哇国里去。这就说明，祖宗的学问其实只能用来遮羞，当然也可用作装修门面的上等材料，金箔之类，珠帘之类，外表堂皇美丽得很，内里却是另一番气象。
惟有一件事情，曾国荃算是做得既漂亮又遗泽后世，不能一笔抹煞，那就是他与其兄曾国藩出资刻印王船山的著作。据王闿运《邗江王氏族谱序》所记：“曾文正夙喜顾（炎武）学，以姜斋（王船山）多新说，甚为称扬。其弟国荃亦喜诵之，犹以未尽刻为憾。会兵兴，湘潭刻板散失，而国荃克江南，文正总督两江。国荃出二万金，开局江陵，尽搜船山遗书，除有避忌者，悉刻之，于是王学大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氏兄弟的确有学问，有眼光，换了那些穿草鞋的土包子，哪肯自掏二万金这么大的数目刊刻旧籍，为传统文化做点功德？就算他们肯干，也两眼一抹黑，只能瞎猫去逮死老鼠，仍识不得王船山学问的真实价值。曾国荃“挥金似土”，如果全是这样挥在惠泽传统文化的实处，倒是很值得称道的。
英国大学者培根在《论荣华与名誉》一文中说：“臣民的荣誉应分级如下：第一是‘为主分忧之臣’，即那些主上倚之以负重举大的人，我们所谓的‘人君之右手’者是也。其次是‘统兵大将’，即伟大的军人领袖，例如人君的辅佐和在军事上有大功者是也。第三是‘亲幸之臣’，如能得君心而不扰民者是也。第四是‘能臣’，就是居高位而能尽职，能办大事的人。”如此说来，曾国荃于以上四点样样沾边，他长享富贵就是必然，而骂名却怎么也洗不去，倒也不算太冤枉。他杀人如麻，而且屠城杀降，确属人面兽心，伤天害理，学佛也好，学老庄也好，学孔孟也罢，学得再怎么精纯，再怎么深有心得，那黑底还是洗不白。做过一些大恶事、大坏事、大丑事的人，另外做几桩大善事、大好事、大美事，也无补于失，用时髦一点的话说，这就叫“资不抵债”。
[本文首发于《东方文化》2003年5期，已收入王开林历史人物随笔集《敢为天下先——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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