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钢管的应变: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6 23:16:56
人物小传
胡正先 (1918年- )安徽六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红军总部通讯学校学习。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央军委二局报务员、电台台长、股长，东北军区二局科长。参加了辽沈、平津、广东、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后，任中南军区二局办公室主任、广州军区三局副局长。1964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历任总参谋部三部局长、参谋长、副部长、顾问。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记者 李放/摄
从小跟着部队 十几岁开始学习无线电技术
我老家是安徽六安县石板冲，那个时候我生活在白区，帮人放牛。当时有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找到我，让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我只有12岁，一个放牛娃，也不识字，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共青团，只是听着好，就入了团。那时候我的任务就是给组织送信，党的地下组织开会的时候我放哨等，做一些外围的事情。
我刚参军的时候，是在地方上的特务连。特务连的工作主要是筹款、找武器、搜集信息，所以经常在白区活动。我那个时候年龄太小，无法单独活动，到白区太危险，就把我调回了独山县保卫局看守连，负责看守犯人。后来因为要转移，把保卫局改编到野战部队，还是因为年龄太小，野战部队不要我们这些小娃娃，就动员我们都回家。我当时坚持不回，就跟着部队走，部队走到哪，我就跟到哪，你不要我，我也跟着走。当时有一部分小娃娃回家了，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回家，一直跟着部队。
后来，部队改编，我在红九军指挥部呆了有大概一年。在打到云山这个地方，政治部的共青团书记找我谈话，问我读没读过书，识不识字，我说不怎么识字。于是他拿了张纸给我，让我把认识的字都写到纸上。我磕磕巴巴的写了不到400字，说就这些了。他说还可以，就把我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去学无线电。
我们1934年4月份开始学无线电，学了差不多有七八个月。训练班上的老师就只有一个教员，是高中生，他懂无线电，但是没实际操作过。比如说，他知道无线电是用点符号组成的，如何通报也懂，但是好多简语他就不懂了。所以我们以后到了电台不能工作。
后来，快毕业的时候，电台要通讯员，我就过去了。电台台长听说我是专门学无线电的毕业生，就让我上机器见习去。敌人叫个符号，我能听懂，敌人一发“简语”，我就不懂了。电台台长说，你们怎么搞的，电报都没学过。我说电报学过了，但是不懂简语，这些都没教。所以，我那会就没有做电台的工作，在电台当了通讯员。
后来在四川天全这个地方，总部又办无线电培训班。台长就把我又送到无线电培训班上去了，我就只好又开始学习无线电技术。这个时候教员是内行，是从国民党那边俘虏过来的。这一期十七八个学生毕业了，毕业考试的时候，我的电码收报考试不及格，所以别的学生都毕业走了，我没有走了，跟着第二批学习班继续学习。就这样一直学到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准备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之一部（资料图片）
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 伤病员遍野
会师以后，当时中央考虑到，陕北这个地方很小，解决不了吃的，没有人员补给，没有装备，好多问题解决不了，不适合做根据地，再加上国民党调了几十万大军围攻，所以中央考虑分出一部分部队执行“宁夏计划”，从宁夏经过“内蒙”到“外蒙”，从“外蒙”与苏联取得联系，以便获取苏联方面的战略物资。
所以，当时就让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中央红军的第五军团，马上西渡黄河。但是当后续部队准备过河的时候，被国民党给堵了。我们过了河之后只有两万多人，于是继续西行。没想到一过黄河，就与西北军阀马步青的一个师碰了头。当时我们将马家军围在一个土围子里，为免事端，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就是借路，不消灭他们，我们就用“过路”这个说法一直用到了凉州城（今武威），基本没有怎么打仗。
但是过了凉州之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当时考虑，让西路军在永昌这个地方先不要走，停下来。所以我们就留在永昌和凉州之间开辟新的根据地。西路军的留下，让马步青感到了威胁。此后40余天双方磨擦不断，青海的马步芳也调集部队一起围攻西路军。打了40多天的仗，打得很辛苦，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已经是寒冬，西路军缺衣少食，人困马乏，伤病又多，西路军损失超过6000人。后来，等到西安事变解决以后，中央又来电说继续往西走，不要到宁夏去了，顺着甘肃这条路到新疆去，从新疆接通国际关系。那时候，同苏联已经联络通了，要给一批武器。所以让西路军到新疆去。
离高台不远的地方，有个倪家营子，倪家营子是甘肃到新疆公路边一处大沙洲，由四十多个围子组成，四周都是沙漠。五军住在高台,三十军、九军、总部都住在倪家营子。我们部队就在这里面待下了。在这个地方，爆发了高台战役。我们在这停了40多天，天天跟马步芳、马步青打仗。人家是骑兵，有后援，资源充足，我们却没有吃的，连水都喝不上，天气又很冷，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子弹。当时按照配备，三十军每支枪是25发子弹，九军每支枪是20发子弹，五军每支枪是5发子弹，而且没有重武器，只有步枪。一过了黄河，就一直打，没停，所以子弹都基本上打完了。敌人来了以后，我们都拿起战刀跟敌人拼。还有把敌人的耳朵、鼻子都咬掉的，也不松口。在倪家营子，我们最后守不住了，这个时候，传来消息说中央派了援西军来支援我们，叫我们边打边往东返。于是我们就从倪家营子出发，大概往回走了1天，打了个胜仗，消灭了马家军1000多人。
这个时候西路军有的人脑子有点“热”，说我们能够继续前进，不用等援军，所以我们又返回了倪家营子等待援军，但是最终也没能盼到援西军。总部只得下令撤离，往条件更加恶劣的祁连山而去。 撤离当晚，敌人把我们围住了。突围时候，战斗异常激烈，伤病员躺得满地都是。天又冷，我们医护人员就在病员周围烧了一些草来取暖，但也不顶用。后来有的伤病员就说，“你们快走，不用管我们了，我们是不能走的人，你们在这等着也走不了。”伤病员都劝我们赶快离开，我们做了最后告别，大家都流着眼泪。但是没办法，带不了他们，只得把他们留在原地，后来，“马家军”将这些受伤将士悉数杀害。
兵败祁连山 悲壮西路军
我们步行走了1天1夜，走到靠近祁连山的梨园口，敌人当时也到了这里，结果又战斗。我们九军2个团都被敌人打败了，以后三十军又伤了2个团，虽然人员不多，但损失也不小。到了天黑我们到了康龙寺，敌人也追到康龙寺，我们就上了康龙寺的山，山并不大，也不陡，但因为是晚上，敌人也不敢冲，我们也准备了所有的力量来“迎接”他们，准备应战。
这个山上有个石窝子，西路军的首长在这个地方召开了干部会议，商量怎么办。我们现在剩下三四千人，如果我们绑到一起，会生活困难，吃的也没有，又这么冷，又没有子弹。所以商量的结果是分散。叫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因为他们跟着部队的话目标会比较大。
然后我们分成3个支队，一个左支队，一个右支队，一个中支队。每个支队大概800-1000人，左支队往西，右支队往东南，中支队就地打游击，当时这3个支队就分散活动了。中支队里，都是老的、小的、妇女，就是这些人组成的支队，有1000多人，也有几支枪，一支枪一颗子弹。敌人来了就是掩护其他支队好离开。中支队后来叫敌人给冲散了，右支队也给冲散了。
敌人知道有个左支队，但一直没找到我们，我们在祁连山里面走，敌人不知道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我们一边走，一边防。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部电台，专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可以看到敌人部队派人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们搞的很清楚。我们在祁连山里面走了40多天，山里面没有人烟，都是雪山，我们40多天没有吃过一口粮食。这个地方天气恶劣，海拔都是4000米左右，冰天雪地的，我们很多人穿的都是单衣，这在40多天里面，我们也有不少减员，都走不动了。
我们在这里的确是比较困难，有的同志也不想走，想脱队到延安。那个时候太苦了，就连我当时的思想都是只要能够吃一顿饱饭，睡一夜好觉，死了也可以。病号不能走了怎么办，也不能抬，自己都饿的走不动了，就只好在那里就地安置了。虽然人走不动了，但是还没有死，没有死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剥的羊皮的什么东西给他盖上，他就躺在那里就休息，也可能以后他慢慢的好了，也可能就那么走了。
快出山的时候，到了一个叫石堡城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个当地的好人，给我们弄了点粮食，捐助了一点牛羊肉，我们在这里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到了安西。当地群众特别好，我们还没到安西的时候，就有老百姓骑着毛驴来送信，说安西城里有敌人一个团，还有骑兵，不让我们打。但我们也搞不清这个消息的准确性，我们自己了解的是一个排，怎么会是一个团呢？后来我们就打了，一打，结果发现敌人是一个团。安西我们没有打下来，还受了一些损失，后来部队就马上撤下来了，就住在了安西的西边。我们一住下，敌人就把我们给堵住了。我们打开门突围，到了白屯子，刚准备在这休息，敌人的骑兵就追到了，我们在这跟敌人一直战斗到天黑，敌人就攻上来了，我们抵挡不住了，部队就散了。
我们当时被打散的战士，有的在南边山上，有的在北边山上，都在山里隐蔽起来。我们在的这个山是石头山，沟里面的石窝窝还有雨水，我们三十多人那一天都喝上了水。而我们对面那个山都是沙丘没有水，他们只好喝自己的尿，尿一点喝一点，最后都尿不出来了。
天黑以后，我们都下山了，但当时也害怕，结果对面山上的人把我们当敌人，我们也把对面的人当成了敌人，大家一惊又散了。散了以后，感觉不像是敌人，也没开枪，以后慢慢就试着喊话，一通消息说都是自己人，这下集合到一起了。后来我们都三五成群的顺着这个大路往新疆走。
到了星星峡（河西走廊入东疆的必经之处，素有新疆东大门“第一咽喉重镇”之称），陈云、滕代远他们在那等我们，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党代表，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大概400人，算是回到了家了。
“甘肃的群众非常好”
西路军的这些伤员，有不少都被马家军杀了。但是也有些伤员被当地群众收养了。我知道有一位同志，当时在战场上头上被砍了3刀，就昏过去了。到了晚上醒过来之后，发现头上身上都是血，他一直爬爬到一个老百姓家里去，老百姓把他收留了。后来送到山上的洞里去，天天给送饭，给治病。老百姓家里的孩子知道以后，从外面买来了药，给治疗。这种情况不止一两个，这个人调养好了之后，到了兰州办事处，我从新疆回来到兰州办事处遇到他，见他头上三道缝，每道缝都能大到把指头塞进去，命大。这种情况很多，我们好多当时被打散的伤病员都被老百姓收留了。
有一年我到青海去参加一个活动，当时青海甘肃就有好多被打散的人员去见我们。都是老百姓把他们掩藏下来，然后治好，在当地扎根。
甘肃的群众非常好，那个时候，那么困难，他们还给我们找吃的。那时候甘肃很穷，想象不到，十七八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我们当时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问老百姓，怎么看不见你家姑娘出来玩？老百姓说，不瞒你们说，我们家就一条裤子，我们穿了，姑娘就没的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掩护我们的人。
前几年我又回去，碰到好多老百姓，他们说，当时甘肃穷啊，现在好了，现在我们的生活比当时好多少倍。
胡正先 (1918年- )安徽六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红军总部通讯学校学习。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央军委二局报务员、电台台长、股长，东北军区二局科长。参加了辽沈、平津、广东、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后，任中南军区二局办公室主任、广州军区三局副局长。1964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历任总参谋部三部局长、参谋长、副部长、顾问。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记者 李放/摄 从小跟着部队 十几岁开始学习无线电技术
我老家是安徽六安县石板冲，那个时候我生活在白区，帮人放牛。当时有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找到我，让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我只有12岁，一个放牛娃，也不识字，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共青团，只是听着好，就入了团。那时候我的任务就是给组织送信，党的地下组织开会的时候我放哨等，做一些外围的事情。
我刚参军的时候，是在地方上的特务连。特务连的工作主要是筹款、找武器、搜集信息，所以经常在白区活动。我那个时候年龄太小，无法单独活动，到白区太危险，就把我调回了独山县保卫局看守连，负责看守犯人。后来因为要转移，把保卫局改编到野战部队，还是因为年龄太小，野战部队不要我们这些小娃娃，就动员我们都回家。我当时坚持不回，就跟着部队走，部队走到哪，我就跟到哪，你不要我，我也跟着走。当时有一部分小娃娃回家了，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回家，一直跟着部队。
后来，部队改编，我在红九军指挥部呆了有大概一年。在打到云山这个地方，政治部的共青团书记找我谈话，问我读没读过书，识不识字，我说不怎么识字。于是他拿了张纸给我，让我把认识的字都写到纸上。我磕磕巴巴的写了不到400字，说就这些了。他说还可以，就把我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去学无线电。
我们1934年4月份开始学无线电，学了差不多有七八个月。训练班上的老师就只有一个教员，是高中生，他懂无线电，但是没实际操作过。比如说，他知道无线电是用点符号组成的，如何通报也懂，但是好多简语他就不懂了。所以我们以后到了电台不能工作。
后来，快毕业的时候，电台要通讯员，我就过去了。电台台长听说我是专门学无线电的毕业生，就让我上机器见习去。敌人叫个符号，我能听懂，敌人一发“简语”，我就不懂了。电台台长说，你们怎么搞的，电报都没学过。我说电报学过了，但是不懂简语，这些都没教。所以，我那会就没有做电台的工作，在电台当了通讯员。
后来在四川天全这个地方，总部又办无线电培训班。台长就把我又送到无线电培训班上去了，我就只好又开始学习无线电技术。这个时候教员是内行，是从国民党那边俘虏过来的。这一期十七八个学生毕业了，毕业考试的时候，我的电码收报考试不及格，所以别的学生都毕业走了，我没有走了，跟着第二批学习班继续学习。就这样一直学到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准备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之一部（资料图片） 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 伤病员遍野
会师以后，当时中央考虑到，陕北这个地方很小，解决不了吃的，没有人员补给，没有装备，好多问题解决不了，不适合做根据地，再加上国民党调了几十万大军围攻，所以中央考虑分出一部分部队执行“宁夏计划”，从宁夏经过“内蒙”到“外蒙”，从“外蒙”与苏联取得联系，以便获取苏联方面的战略物资。
所以，当时就让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中央红军的第五军团，马上西渡黄河。但是当后续部队准备过河的时候，被国民党给堵了。我们过了河之后只有两万多人，于是继续西行。没想到一过黄河，就与西北军阀马步青的一个师碰了头。当时我们将马家军围在一个土围子里，为免事端，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就是借路，不消灭他们，我们就用“过路”这个说法一直用到了凉州城（今武威），基本没有怎么打仗。
但是过了凉州之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当时考虑，让西路军在永昌这个地方先不要走，停下来。所以我们就留在永昌和凉州之间开辟新的根据地。西路军的留下，让马步青感到了威胁。此后40余天双方磨擦不断，青海的马步芳也调集部队一起围攻西路军。打了40多天的仗，打得很辛苦，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已经是寒冬，西路军缺衣少食，人困马乏，伤病又多，西路军损失超过6000人。后来，等到西安事变解决以后，中央又来电说继续往西走，不要到宁夏去了，顺着甘肃这条路到新疆去，从新疆接通国际关系。那时候，同苏联已经联络通了，要给一批武器。所以让西路军到新疆去。
离高台不远的地方，有个倪家营子，倪家营子是甘肃到新疆公路边一处大沙洲，由四十多个围子组成，四周都是沙漠。五军住在高台,三十军、九军、总部都住在倪家营子。我们部队就在这里面待下了。在这个地方，爆发了高台战役。我们在这停了40多天，天天跟马步芳、马步青打仗。人家是骑兵，有后援，资源充足，我们却没有吃的，连水都喝不上，天气又很冷，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子弹。当时按照配备，三十军每支枪是25发子弹，九军每支枪是20发子弹，五军每支枪是5发子弹，而且没有重武器，只有步枪。一过了黄河，就一直打，没停，所以子弹都基本上打完了。敌人来了以后，我们都拿起战刀跟敌人拼。还有把敌人的耳朵、鼻子都咬掉的，也不松口。在倪家营子，我们最后守不住了，这个时候，传来消息说中央派了援西军来支援我们，叫我们边打边往东返。于是我们就从倪家营子出发，大概往回走了1天，打了个胜仗，消灭了马家军1000多人。
这个时候西路军有的人脑子有点“热”，说我们能够继续前进，不用等援军，所以我们又返回了倪家营子等待援军，但是最终也没能盼到援西军。总部只得下令撤离，往条件更加恶劣的祁连山而去。 撤离当晚，敌人把我们围住了。突围时候，战斗异常激烈，伤病员躺得满地都是。天又冷，我们医护人员就在病员周围烧了一些草来取暖，但也不顶用。后来有的伤病员就说，“你们快走，不用管我们了，我们是不能走的人，你们在这等着也走不了。”伤病员都劝我们赶快离开，我们做了最后告别，大家都流着眼泪。但是没办法，带不了他们，只得把他们留在原地，后来，“马家军”将这些受伤将士悉数杀害。
兵败祁连山 悲壮西路军
我们步行走了1天1夜，走到靠近祁连山的梨园口，敌人当时也到了这里，结果又战斗。我们九军2个团都被敌人打败了，以后三十军又伤了2个团，虽然人员不多，但损失也不小。到了天黑我们到了康龙寺，敌人也追到康龙寺，我们就上了康龙寺的山，山并不大，也不陡，但因为是晚上，敌人也不敢冲，我们也准备了所有的力量来“迎接”他们，准备应战。
这个山上有个石窝子，西路军的首长在这个地方召开了干部会议，商量怎么办。我们现在剩下三四千人，如果我们绑到一起，会生活困难，吃的也没有，又这么冷，又没有子弹。所以商量的结果是分散。叫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因为他们跟着部队的话目标会比较大。
然后我们分成3个支队，一个左支队，一个右支队，一个中支队。每个支队大概800-1000人，左支队往西，右支队往东南，中支队就地打游击，当时这3个支队就分散活动了。中支队里，都是老的、小的、妇女，就是这些人组成的支队，有1000多人，也有几支枪，一支枪一颗子弹。敌人来了就是掩护其他支队好离开。中支队后来叫敌人给冲散了，右支队也给冲散了。
敌人知道有个左支队，但一直没找到我们，我们在祁连山里面走，敌人不知道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我们一边走，一边防。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部电台，专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可以看到敌人部队派人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们搞的很清楚。我们在祁连山里面走了40多天，山里面没有人烟，都是雪山，我们40多天没有吃过一口粮食。这个地方天气恶劣，海拔都是4000米左右，冰天雪地的，我们很多人穿的都是单衣，这在40多天里面，我们也有不少减员，都走不动了。
我们在这里的确是比较困难，有的同志也不想走，想脱队到延安。那个时候太苦了，就连我当时的思想都是只要能够吃一顿饱饭，睡一夜好觉，死了也可以。病号不能走了怎么办，也不能抬，自己都饿的走不动了，就只好在那里就地安置了。虽然人走不动了，但是还没有死，没有死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剥的羊皮的什么东西给他盖上，他就躺在那里就休息，也可能以后他慢慢的好了，也可能就那么走了。
快出山的时候，到了一个叫石堡城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个当地的好人，给我们弄了点粮食，捐助了一点牛羊肉，我们在这里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到了安西。当地群众特别好，我们还没到安西的时候，就有老百姓骑着毛驴来送信，说安西城里有敌人一个团，还有骑兵，不让我们打。但我们也搞不清这个消息的准确性，我们自己了解的是一个排，怎么会是一个团呢？后来我们就打了，一打，结果发现敌人是一个团。安西我们没有打下来，还受了一些损失，后来部队就马上撤下来了，就住在了安西的西边。我们一住下，敌人就把我们给堵住了。我们打开门突围，到了白屯子，刚准备在这休息，敌人的骑兵就追到了，我们在这跟敌人一直战斗到天黑，敌人就攻上来了，我们抵挡不住了，部队就散了。
我们当时被打散的战士，有的在南边山上，有的在北边山上，都在山里隐蔽起来。我们在的这个山是石头山，沟里面的石窝窝还有雨水，我们三十多人那一天都喝上了水。而我们对面那个山都是沙丘没有水，他们只好喝自己的尿，尿一点喝一点，最后都尿不出来了。
天黑以后，我们都下山了，但当时也害怕，结果对面山上的人把我们当敌人，我们也把对面的人当成了敌人，大家一惊又散了。散了以后，感觉不像是敌人，也没开枪，以后慢慢就试着喊话，一通消息说都是自己人，这下集合到一起了。后来我们都三五成群的顺着这个大路往新疆走。
到了星星峡（河西走廊入东疆的必经之处，素有新疆东大门“第一咽喉重镇”之称），陈云、滕代远他们在那等我们，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党代表，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大概400人，算是回到了家了。
“甘肃的群众非常好”
西路军的这些伤员，有不少都被马家军杀了。但是也有些伤员被当地群众收养了。我知道有一位同志，当时在战场上头上被砍了3刀，就昏过去了。到了晚上醒过来之后，发现头上身上都是血，他一直爬爬到一个老百姓家里去，老百姓把他收留了。后来送到山上的洞里去，天天给送饭，给治病。老百姓家里的孩子知道以后，从外面买来了药，给治疗。这种情况不止一两个，这个人调养好了之后，到了兰州办事处，我从新疆回来到兰州办事处遇到他，见他头上三道缝，每道缝都能大到把指头塞进去，命大。这种情况很多，我们好多当时被打散的伤病员都被老百姓收留了。
有一年我到青海去参加一个活动，当时青海甘肃就有好多被打散的人员去见我们。都是老百姓把他们掩藏下来，然后治好，在当地扎根。
甘肃的群众非常好，那个时候，那么困难，他们还给我们找吃的。那时候甘肃很穷，想象不到，十七八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我们当时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问老百姓，怎么看不见你家姑娘出来玩？老百姓说，不瞒你们说，我们家就一条裤子，我们穿了，姑娘就没的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掩护我们的人。
前几年我又回去，碰到好多老百姓，他们说，当时甘肃穷啊，现在好了，现在我们的生活比当时好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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