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笔尖卡纸:走过风雨的刘源如何化解历史恩怨？

走过风雨的刘源如何化解历史恩怨？

                     蔡慎坤2011-07-16

    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运动蔓延全国，批判、斗争刘少奇的趋势愈演愈烈。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愿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人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尽管在8月份的时候刘再次给毛写信，但王光美在9月时仍然被逮捕，子女们被赶出中南海，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

    作为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竟连自己的申辩权也被剥夺了。经历了抄家、软禁、批斗后，刘少奇在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含冤死去。

    刘源出生于1951年，几乎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13岁进中南海警卫部队当兵。1967年9月，刘源和他的兄妹们一起被赶出了中南海。

    1968年，毛泽东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刘源报了名。他后来回忆：“当时，我脑中既无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无走向充满艰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可以说，当时我处于一种半麻痹状态，周围的一切对我都无所谓，说不定偏远的乡村倒能让我躲开喧嚣狂暴的环境与无法忍受的压力。”就这样，刘源到了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开始了7年的农村劳作生活。
　
    这是刘源第一次来到农村，但是他不怕苦。白天卖力干活，晚上只要不开批判会，他就学习到深夜，从马恩列毛著作，到各种文化知识。他自学了针灸，给农民看病，还帮农民盖房，上梁扣瓦。“刘源身上就是有这么一股倔劲儿，不管再苦再累，他不自暴自弃，他能挺过来。”和刘源相识20多年的刘少奇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研究员如是评价。

    1972年，刘源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见爸爸妈妈。8月16日、17日，中央专案组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条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

    “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拚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3年了。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切齿的仇恨。”这对于当时的刘源来说，是真实的内心写照。刘源不愿回忆这些。他说：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想像和理解，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尽管过去了40多年，但是对他来说刻骨铭心。“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一段时期，我负责给父亲端饭。有一次，我父亲吃完饭，我给他洗毛巾，他走到我身边问：你妈妈在哪儿？当时有人在旁边监视，我只好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我父亲站了大概有1分多钟，又问了一遍：你妈妈在哪儿？我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说着指指后墙。我母亲被关在后院。当时我想，我不说，还能见到你，我要说了可能就见不到你了。我没有明白地告诉他母亲在什么地方。我要知道后来事情发展成那样，我应该告诉他”。

    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刘源作为最后一名北京知识青年离开了白坊村。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铆工。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刘源报名以“超龄”为由被退回。“实际上还是出身问题，只是不便说。”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当时，邓复出不久，主抓科技和教育。刘源在信中表达了参加高考的愿望。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准予参加考试。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随着父亲的平反，刘源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黑帮子女”变成了高干子弟。后来，刘源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他说，比如他刚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还没平反，同学们对他都很好。但是父亲平反后，情况就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只好自己调整了。

    大学毕业后，刘源决心重新回到农村去。“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1980年11月，在北京师范学院就读的刘源，对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曾作过淋漓尽致的描述和愤怒的控诉： 　　　　　　　　　　

    “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开拓——北大学运文选》

    1982年，刘源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乡)报到。从公社的第十七把手做起，做到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当选郑州市副市长。又在36岁那年，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被人大代表联名推举为副省长。这在全国是首例。他说，只有尽力去干。事实上，刘源干得不错。在他任内，将河南省的工业交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这个工作变动也似与邓小平有关。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

    走之前，刘源完成了两件心事：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铭；二是联络当年和他一起在山西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业家，捐资80万，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王光美亲笔题写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学”的校名。

    刘源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八年后晋升中将警衔。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将军衔。2005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7月20日晋升上将军衔。2011年1月19日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多年来，刘源写了大量关于刘少奇的文章，很多都是试图解答少年时代的困惑：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中，刘源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完的刘少奇。他将两人共同演出的历史大戏归结为三幕：第一幕是“政治大革命”，即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第二幕是“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第三幕是“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

    刘源说，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的大悲剧而告终。刘源也整理了父亲的错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刘源说，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原谅他了。”

    2007年9月，刘源在军事科学院党委会议上与大家谈心，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四人帮”被判刑后，王光美听说了李讷身患重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消息，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身体仍很虚弱的她却又带着老保姆，经常去李讷家中帮助料理，并把李讷七八岁的儿子小芝芝带出去玩。黄峥说，刘源很注意使刘家与毛家保持很好的关系。几年前有报道说，王光美主动把毛家的人，和刘家的几个子女召集在一起，吃饭、聊天。“其实，这个事情的主导是刘源。”

    2008年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各地都有一些纪念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刘源邀请了李讷的儿子王效芝和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一起参加。“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黄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