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曲《记忆》作者:功高德厚 精神长存

 滕久明 柳 春

   滕代远是久翔和军队退休干部久光、久明、滕飞、久昕的父亲，也是还在中纪委工作的久明(笔名柳春)的伯父。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今逢党的九十华诞，抚今忆昔，我们分外怀念他。兄弟缅怀共撰此文，寄托日久弥深的思念。

    参与缔造指挥了人民军队

   1904年11月2日，滕代远生于湖南麻阳一个普通苗族农家。1923年，他在湖南省第二师范读书时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义无返顾地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滕代远组织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积极支援北伐军，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评价滕代远是“湖南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1926年12月初，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滕代远以代行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的身份主持大会，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出席了大会，两次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由滕代远、柳直荀陪同，考察了湖南六个市县的农民运动，撰写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滕代远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毛泽东，在和毛泽东并肩工作中，他们相互熟识、了解了彼此的风格思路和脾气性格。

    “四一二”事变后，白色恐怖肆虐。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对革命群众的屠杀，组织和发动湘粤赣粤边界的“秋收起义”。滕代远被湖南省委任命为“秋收起义”部队直辖二团的团长，成为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1928年7月，滕代远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与彭德怀、邓萍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任红五军党代表。12月，他和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上了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任红四军副党代表。此后，他坚持井冈山斗争，英勇作战，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1965年毛泽东重返井冈山时，曾深情地回忆说“当年井冈山的红军由四支部队组成。一支是我率领的秋收暴动起义部队，第二支是井冈山上原来的两支小的农民地方武装，第三支部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1928年12月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也来到永新、莲花、宁冈一带与我们会合。这样，井冈山的四支部队对外称红四军、红五军。”

    抗战爆发后，滕代远从苏联学习归来。1937年底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作为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滕代远对发展我军多兵种作战尤其重视，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多次建议“我军要自主建立炮兵团”。建议获得批准后，他日以继夜地组织谋划，选团、营、连领导骨干，从各地调集炮兵装备到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军各野战军、军区部队都建立起炮兵团，共装备野战山炮795门。滕代远特别重视情报工作，经周恩来副主席批准，他派人从香港购进近百台无线电台，大力组织对日军通信密码的破译工作，及时截获了日军企图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乘机视察部队的绝密情报。毛泽东主席听了非常高兴，在滕代远陪同下专门接见有功人员，并且欣然为他们题词：“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滕代远随后也为有功人员题词：“我们是中共优秀党员，抗战英勇的战士，困难二字，在我们面前是没有地位的。”

    尽心操办创新了延安抗大

    1940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滕代远出任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

    滕代远到抗大任职时，正值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滕代远率领全校师生把战场当课堂。当时，抗大总校许多连队距离战场只有一二公里，学员和日军仅仅隔着一个山包，头上盘旋着日本军用飞机，耳边响着枪炮声，滕代远和教员授课不慌不忙，在山洼里上大课、山坡上会操有条不紊，敌人来了该打就打，敌人走了又开始学习。许多在课堂上搞不明白的作战指挥要素和关节点，在战后总结讲评时教员稍一点拨，学员就心领神会了，而且会记住一辈子。“战斗就是学习，学习也是战斗”成了抗大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我军将领成长摇篮的独有风范。

    在抗大办学方向上，滕代远既着眼于部队目前作战需要，更把眼光放到未来我军的长远发展上。滕代远强调，“抗大培养出来的学员决不能只是懂得战争规律的理论家，学员个个都首先应该成为带兵打胜仗的作战指挥员。抗大的教学是否成功，要拿到真刀实枪的战场上去检验。你的作战对手——敌人恰恰会是我们抗大学员学习成绩的评分员。”

    自1940年到1942年，在滕代远担任主要领导的三年里，抗大总校培训出学员千余名，他们边学习、边战斗，被铸造成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成为我军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直到今天，许多在世的抗大的老领导、老教员，以及遍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曾在抗大总校学习、当过学员的同志，谈起老校长滕代远的严格要求、实事求是和深入细致的作风，无不动容，印象极为深刻。

    倾情奠基开拓了人民铁路

    全国解放前夕，中央决定滕代远从军事工作转作铁路工作，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时，他第一个发言，愉快地接受党的安排，表示愿做一辈子铁路工作，努力把铁路工作搞好。

    1949年夏，滕代远到哈尔滨铁路局检查工作，他对刚从部队转业的同志说，“我也是刚从军队里下来，才搞铁路，新的形势要求我们重新学习，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他带头夜以继日地学习铁路建设和管理知识，分析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指导经营管理和技术改造，使战争时期毁坏严重的铁路迅速得以恢复。

    铁道部建立伊始，为彻底改变旧中国铁路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的状况，滕代远带领铁道部班子，建立了分级管理、统一调度指挥的全国铁路管理新体制，并于1950年2月颁布《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使中国铁路有了统一的基本法规。 

    在迅速恢复原铁路干线运输的基础上，滕代远按照党中央决策，大力推动新线建设。自1950年到1952年铁道部先后动工新建了成渝、天兰、来镇、兰新、宝成、丰沙铁路，拉开了新中国铁路建设序幕。“一五”计划期间，铁道部又 陆续动工新建兰烟、包兰、黎湛、鹰厦、萧宁铁路，掀起了铁路建设的第一个高潮，随后，又建成了集铁路公路一体的武汉长江大桥，使“天堑变通途”，把京汉、粤汉铁路连为一体，构成纵贯南北的钢铁大动脉。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全国铁路营运里程已达到26708公里，客货换算周转量达到3174亿吨公里，使人民铁路真正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和“大动脉”。

    在修建长江第一桥即武汉长江大桥过程中，大桥的基础工程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方案?一度存在严重分歧。滕代远经过缜密调查与研究，顶住各方压力，挑战苏联政府派来的以苏运输部长为首的工程代表团的权威，否定了沿用了一百多年的“气压沉箱法”，坚决支持以西林为首的苏联驻铁道部专家组提出的具有创新思路的“管柱钻孔”方案，确保了大桥建设的顺利推进。2002年在大桥建成通车45周年之际，武汉长江大桥第一次进行了大修。经过中国科学院专家测评认为：“大桥的体检数据说明其设计、施工和养护都是一流的，其使用期限至少在一百年。”

    滕代远工作中，始终把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排忧解难，提高职工家属的生活水平放在重要的议事办事日程。当时铁道部的人都知道，“滕部长有一个老习惯，检查工作要看职工宿舍、医院、食堂。”有次，他去一个行车公寓时，进门就发现照明灯泡小，舍内光线不好，只能休息不能看书读报。他又问公寓管理员：“你们的被子多长时间洗一次?”管理员说一个月洗一次。滕代远打开司机、司炉盖的一床被子，发现个大虱子，非常生气地对管理员和一旁的分局局长说，“限一周时间将墙刷白，灯泡换大，室内要能看书读报；每次乘务员用过，被褥就要换洗，让乘务员休息好、开好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下个星期我来检查，做不到就撤你们的职。”一个星期后，滕代远又去检查了这个行车公寓。他看到室内墙壁粉刷一新，灯泡换大了，光线明亮，被褥也干净了，很满意。当即表扬了管理员，还说， “我上次来，对你们的批评严了些，态度也不好，请你们原谅。”

    鞠躬尽瘁后已于顺利时期

    1964年，滕代远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离开了工作15年的铁道部，他是党的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尽管身为革命的功臣，又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更不以权谋私，始终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1938年4月，滕代远的父亲得知已失去15年音讯的儿子的消息后，老人凑齐盘缠辗转到延安找儿子。父子相见，身居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自己掏钱叫警卫员买来一只母鸡款待父亲，按家乡习俗，将鸡头、鸡尾、鸡腿敬献长辈。“牙祭”后，滕代远便让父亲到大食堂吃饭。老人离开延安时，滕代远将身上仅有的4张5角纸币和一个红色锁口布袋送给老人家。毛泽东主席知道后，亲笔写信，托李富春请老人家吃顿便饭，代表自己送了10块光洋。

    1950年9月，未曾谋面的长子滕久翔因生活困难从老家来到北京探亲。见到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儿子，滕代远夫妇分外高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陪伴大儿子游览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浓浓的亲情使得久翔萌生了“在北京找个工作”的念头。他父亲沉思片刻后劝说久翔说：“按父子情分，我应该在北京为你找个事做。但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职权谋私利的权力，部长更不能例外。再说，你在老家上有祖母，下又有爱人和孩子，你不能把这副担子交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啊!你应该回去。”临行前，他还反复叮嘱久翔：“要安心在家乡搞建设，做好阳春，多打粮食，为国家抗美援朝出把力。家里有什么苦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要打我的牌子向政府要救济或提其他要求，给国家添麻烦。”滕代远将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用过的旧衣裤及一些家什赠送给久翔，希望儿子“像战士一样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1973年8月，久翔到北京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父亲。见父亲每餐还要吃一个窝窝头，心疼地劝道：“爸，这东西是粗杂粮做的，吃了不容易消化，等您病好后再吃不迟。”滕代远却执意地说，“我从l960年开始，已经吃了10多年了。”老人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久翔“今天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关心群众，体贴群众，不能只顾自己，要时时不忘旧社会的苦，才知今天新社会的甜。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你应该好好工作，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

    委曲求全坚守在厄运逆境

    滕代远在曲折多舛的人生经历中，无论革命处于逆境还是顺境、低潮还是高潮，他本人受到重用、还是遭到排挤，工作取得成绩还是有了失误，他都始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信念坚定，坚持真理，追求共产主义，服务中国人民，就是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也敢于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敢于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铁骨正气。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有人要把他往彭德怀死党上划，质问“滕代远一直和彭在一起，为什么不出来揭发彭?”他在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保持沉默，很少发言。回到家里，秘书问他，“彭总到底有什么问题?”他迟迟不答，最后长叹一声说， “彭老总就是脾气大些，容易得罪人。”除此之外，他一句话也不愿多说，至死也没有违心地说过彭总不实的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所谓揪“走资派”和“叛徒”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东北三大派群众组织先后九次找滕代远调查所谓宋任穷的“叛变”问题。他每次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反复负责任地写证明材料说“宋任穷是我党的好干部，忠于党、忠于人民，没有叛变问题。”有一次铁道部造反组织来人找到滕代远，要他交代吕正操在铁道部执行一长制的问题。滕代远听后告诉来者，“我是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我负主要责任。你们为了打倒吕正操，不能什么事情都强加给他。”直截了当地回绝了造反派的无理要求。造反派不甘心，竟说吕正操在党组会上反对过滕，滕代远很坦然地答：“在部党组会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应摆在桌面上来讨论清楚，弄清是非，才能做好工作。”他义正词严而光明磊落的回答，让造反派无功而返。在那个非常时期，滕代远不仅自己坚决抵制“四人帮”，要求身边的人也要坚持真理。“文革”开始后秘书汤树屏去看望滕代远，倾诉对运动的不满和疑惑，滕代远劝他，“风物长宜放眼量，没有工作做，就多看看书，加强学习，完善自我。造反派如果揪你，就硬着头皮顶住，千万不要胡说八道。对别人不要胡说八道，对自己的事也不要胡说八道。虽然现在许多事情都无法解释，但是我们是共产党人，总得牢牢记住共产主义信念。要相信真理能战胜一切，共产主义能战胜一切，千万不要丧失这个信念”。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我们敬仰的父辈滕代远离开我们30多年了，回忆往事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与父辈进行了一次心灵交流，他的形象在我们的脑海更加鲜活清晰，他的光辉业绩历历在目，他的崇高精神长在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