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炼ed闪闪惹人爱:中国的富人移民，个税折射贫富，中国劳工价值最贱

 
富人移民探源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招行及贝恩公司昨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今年内地富人将增至59万人，他们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18万亿元，调查发现，他们热衷投资境外市场及投资移民境外，境外资产规模近年以成倍速度增长，尤其是重点投资香港，一半境外资产集中在香港。随着内地富人财富的日渐增长，给香港股市、楼市、投资移民等带来巨大机遇。报告指出，当前境外投资已成为内地富人的一大投资热点，他们2008-2010年的境外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00%。其中，作为中国个人境外投资主要目的地的香港，2008-2010年来大陆的个人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70%，资产规模占中国个人境外资产的一半。2011年，随着中国富人进一步全球化资产配置与投资移民的需要，预期境外投资将进一步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向境外投资移民的人数出现快速增长。以美国为例，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某些移民国甚至迫于中国移民人数大增的压力而提高了投资移民门槛，例如加拿大在去年就提高投资移民门槛，净资产下限由80万加元增加到160万加元。在调查中，近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都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这一行为在越富有的人群，如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占比也高达47%。这情形是不是有些像陀翁笔下十九世纪的俄罗斯？

为此，经济分析学家仲大军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过去3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于发展经济，现在这些社会精英们却想要带着大笔财富离开。这笔损失的财富甚至可能超过我们所吸引的外国投资。这好比在丰收季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水果都到了别人的篮子里。”为什么我们的“水果”都跑到了“别人”的篮子里？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首先是缺乏安全感。这安全感主要表现在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此外，全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引起的仇富心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增加，无形中也在加剧包括财富阶层在内所有人的不安全感。是剥夺富人，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实现“均贫富”，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增长红利，实现共同富裕，舆论包括一些政策选择传递的信号，也在将财富阶层推向更远处。

其次，则是为了子女教育。在中国，在应试和素质之间折腾了几十年的中国教育改革，至今仍然陷在看不到边际的危机四伏的沼泽地里而令人迷茫迷魂乃至迷失！失范的幼儿教育失衡的义务教育失质的大学教育失落的职业教育使人目登口呆，失管的民办教育失真的成人教育失态的社会教育使人耳晕目炫，高昂的学费豪华的校园超额的校债搀假的学术使人不可思议，僵化的模式低效的教学无效的检查使人郁闷长叹，灰色童年的可怜彩色青年的浮华毕业低薪的无奈上学返贫的窘迫使人心酸失望。今天的大学、中学、小学与学前，因为一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把老师、家长、孩子绑架上了滚滚战车。剥夺了孩子充足的睡眠和美好童年，让每一个有良知的校长内疚不已。政策、法令、偏方接踵而至，可学生的负担只增不减，教辅市场蓬勃发展，培训机构生意兴隆，校长们戴着镣铐作画，绑着手脚跳舞，一切似乎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学术造假，言行不端，权力至上，金钱至上，让今天的教育人斯文扫地。自主招生，放，则权钱交易横行，收，则争抢生源，拔苗助长。如此教育环境，促使那些有经济能力的富人们纷纷出国，为孩子寻觅优质教育资源。

我们看到，美国的发展史是一部吸引世界各国精英人才共同创造与发展的历史，至少有一个开放的让私有产权和财富安全的、能够明确的得到充分保障的法律；有人们可以充分地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发挥个人的才能并发家致富的制度体系；有一个能让人拥有梦想并可能通过努力去实现梦想的机会。社会从不争论什么主义，只要从现象就可以判断出社会对制度的选择。当年也许是穷并且吃不饱，人们只为了混一碗饭而跨越了世界。而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已取得了全世界不得不称赞的经济飞跃，整个中国跨入了世界GDP前几位，温饱的问题早已解决了，社会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初的万元户已变成了百万元、千万元和亿万元的争夺，绝大部分人早已不再为穿衣吃饭而发愁了。但为什么恰恰是那些先富起来的精英人群却成了主动的自由的申请境外他国护照的先锋。没有富起来的时候人们想的是吃饱、穿暖，而富起来之后，人们则更多的考虑的是财产权利的保护、人身权利的保护、选择权利的保护、言论权利的保护等等。否则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和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呢？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最有才能的人放心的安家立业，仍有着让人们无法放心的不确定性，那么当人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国籍时，就会出现大量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一群能人向其他的非母国转移。这也许是比一部反映中国人自豪而骄傲的影片中有大量的外籍人士更可悲的事情。这将永远的影响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影响着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

实际上，由于富人的移民，直接导致了社会总财富的减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辛辛苦苦，不惜以低工资和环境的巨大污染与破坏为代价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国内富人群体或移民或向国外转移的财富，可能远超于引进外资总额。如果我们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都因为富人的移民而去了国外，所谓“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画饼充饥——只有“旅店”的国家不可能是强大的国家。  从个税看中国贫富差距有多大？

蔡慎坤      近日，财政部表示，个税法修改后，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有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税，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此前，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获得通过，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从9月1日起施行。     有网友迅速发布微博称，财政部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中国只有8,400万人的工资在2,000元以上，二是中国只有2,400万人的工资在3,500元以上。按照8,400万人工资超过2,000元计算，这个数量仅占全国人口比例的大约6%。

这个数据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极大，庞大的社会财富被极少数人所掠夺所占有，绝大部分人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财政部关于纳税人口数据的权威说法大体上能够反映中国人的收入结构状况，按13.39亿人口计算，全中国仅有约1.8%的人工资每月在3500元以上，这说明绝大多数人收入很低，收入高的只是极少数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富人的挥金如土和奢侈无度！如果把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数字计算起来，中国无疑已是世界头号奢侈品消费大国，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正扎堆瞄准中国富人，世界上最顶级的豪宅也逐一成为中国人追逐的目标！前不久，招商银行报告显示，中国可投资千万元的人口有60万人，中国富人可以用于投资的资产高达72万亿！

在中国，工资并不能反映一些人的真实收入，一些权贵的灰色收入占比很高，这些都是构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中国今天面临的贫富差距，从本质上看，也折射了中国畸形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官民之间，都存在着非常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收入分配不均也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在富人疯狂消费的同时，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还有上亿人经常为一日三餐发愁，许多贫困家庭一年的支出不到100美元！中国一直到2009年才将最低收入标准提高到年人均150美元，这个新标准在中国还不够解决温饱。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公认的每人每天1.25美元最低生活标准来参照，中国的实际贫困人口至少在3亿以上。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对贫富问题做过比较多的量化研究。他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已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警戒线。这种判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结论是一致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入户调查，并与2004年初完成了调查报告，其结论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

《中国财政》曾经披露过一组统计数据：2000年，中国高收入家庭仅占2%，中等收入家庭占18%，而低收入家庭占80%。这说明，中国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只有极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量财富，大多数人却处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之中。

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而目前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存在大量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中国真实的收入差距比这样的数据还要更高。

中国的贫富数据来自不同的民间机构和国际组织，讫今没有任何官方的权威部门发布相关的权威数据。此次财政部不小心透露了一点真相，让国人清楚知道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如果一个政府对全体国民的贫富现状都没有清晰的数据统计或分析，又岂能制定符合大众利益的基本国策呢？

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

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国贫富差别太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当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权贵们就越霸道。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贫富差距悬殊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抗争。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的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中国的社会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富起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中国的发展又将会很快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中国劳工工资最贱 　　中国制造能在全球崛起主要靠着劳动力比较优势。简单说，就是中国工人工资接近最低，且占职工队伍半壁江山的1.5亿左右农民工与数以百万计的下岗职工，还经常面临着国家福利不健全、超时加班、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的窘境。

　　好消息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今年GDP有望PK掉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国家财政越来越充裕——增速远远将居民收入落在身后。

　　如果仅仅是由于中国产业在全球分工处于最低端带来的必然结果，似乎学会尊重职工、并向他们习惯性致敬应该能抚平他们受伤的心灵——他们向来有着伟大品格，是时代的先锋队。

　　问题没这么简单。因为在这个体制剧烈转轨期，随着社会分化和贫富加剧，职工队伍也在剧烈嬗变，多数成为低收入的分母，少数成为高收入的分子——尽管都号称工人。

　　5月17日晚，位于广州的本田零部件公司停工的帖子出现在各大网站上。虽然本田零部件公司5月24日公布了对员工停工事宜的解决方案，但员工对公司制定的提薪方案过程提出异议。

　　一位本田零部件公司员工还晒出了工资清单：南海本田I级工资=基本工资(675元)+职能工资 (340元)+全勤补贴(100元)+生活补贴 (65元)+住房补贴(250元)+交通补贴(80元)=1510元，扣除养老保险(132元)、医疗保险(41元)、住房公积金(126元)，到手的工资为1211元。若每月除去房租250元、吃饭300元、电话费100元、日用品100元、工会费5元，每月仅剩456元。

　　这张工资条其实是广大中国工人薪酬状况的缩影。但明显要好于已经十一连跳的富士康——基本薪酬不足千元，要想多劳多得必须超负荷地“自愿加班”。

　　而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本田公司一个20多岁的日本支援者曾自称每月工资有5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令人艳羡的补贴和福利。以部长为例，每月收入可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样的悬殊也同样存在于富士康。当然日本人也别牛，他们的援外部长也仅仅和美国汽车产业普通产业工人的收入相当——爆发金融危机后，通用等公司由于经营困难想裁减，但受到工会的激烈反对而作罢。

　　这样触目惊心的跨国差距经常会被一些貌似学识渊博的人以中国特殊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为由化解。

　　那好，咱们将目光锁定国内企业——倒在整体患寡的同时更患不均。中国工资最高与工资最低行业职工工资差距是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当前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这说明，的确有部分国有公司的职工的收入福利率先在与国际接轨。但往往是“屁股决定腰包”。在垄断甚至是权力的主导下，如果您有幸到占政策、资金、资源优势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工作，或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往往就能脱离传统的工人阶级，成为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的新贵，率先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也同时加剧社会分配体制性不公和激发公众阶层对立。有专家指出，垄断、土地、资源、资本、户籍、身份、腐败等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真正推手,是中国工人劳动价值全球最贱的根本诱因。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发展是硬道理，强调效率至上，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都存在诸多问题。一次分配上，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从53 .4%下降到39 .74%;企业盈余占G D 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二次分配上，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被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经济参考报》记者的调查表明，由于目前的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一个明证是;工薪族缴纳了整个个税总额的六成。三次分配上，由于法治的不健全和管理的行政化色彩浓厚，导致社会慈善中介始终未获充分发育，加上中国富豪的总体质量堪忧，回馈社会、平抑贫富的脚步相当迟缓——中国企业的捐赠额年年都落后于普通公众，哪怕是汶川地震期间。

　　作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的主体力量——中小民营企业，面临一个悖论：不将中国工人劳动价值压到全球最贱，竟然难以生存和发展，这其实也严重阻碍了其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并为愈演愈烈的劳资纠纷埋下了严重隐患，成为诱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温床。同时这也变相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健康成长——国外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企业数平均为50多家，中等发达国家也有20余家，而中国只有12家。

　　从这个角度上考量，本田集体停工事件只是一个信号。

　　在这个商业时代，有钱不一定有尊严，但没钱一定没有。

　　现在是考虑提升劳动价值、重塑劳动尊严的时候了。不妨从给广大一线工人加薪开始。                                                                                                                                                                                             石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