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钓鱼任务霜火岭怎么去:李希贵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01:40:52
李希贵
现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历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评估中心主任、高密四中语文教师、班主任、副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高密一中校长，高密市教委主任,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兼任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山东省中语会副会长。
李希贵一路走来，总是改革的先锋：当老师，他改变教学方式，给学生权利和时间；当校长，他要让孩子自由呼吸、自主成长；当局长，他给学校
李希贵有三个三：
三个角色——教师、校长、局长
三个关键词——读书、思考、改革
三个教育追求——学生潜能的唤醒与主体性的彰显，让学生“自由呼吸”；
教师主体性的尊崇与张扬，让教师“自由呼吸”；
实现学校的个性化发展，让学校“自由呼吸”。
李希贵的教育思想的确有点与众不同，主要是新的课程理念让人受益匪浅，他作为一个市的教育局长，表现出的那种研究的素质，他把行政工作当作一种文化去研究，不浮在理论的层面上，而是狠抓落实，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听课，始终把教学研究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始终立足课堂。
这也许就是他只所以能成为国家督学、博士生导师的主要原因吧，一个教育界的行政领导，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发通知、高高在上地指挥，而是本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态度，让自己始终扎根于一线，这才是教育的希望!
李希贵精彩语言辑录
1、当学校把教师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教师也会把学生放在第一位。
2、敢于在一些地方认输，不是真的输了，说到底还是为了赢。有所不为，是为了大有作为。
3、改革者要有“大船”意识，其中既要有“艄公不努力，耽误一船人”的紧迫感，更要有“万人划船唱大风”的团队文化。
4、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好，就是不简单。
5、没有仓库的学校是一种理想，它其实是想告诉人们，学校里不应该有库存起来的资源。
6、世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位置的财富。一个聪明领导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去寻找那些放错了位置的财富。
7、牛同马去赛跑，当然是牛输了，但牛的失败并不证明牛的无能，倒证明让牛和马去赛跑的人的无知。
8、不要像一般的人一样生活，否则你只能成为一般的人。
9、管理者应当借鉴裁缝的做法：量体裁衣。
10、跳出教育看教育，需要擦亮我们的第三只眼睛。
李希贵主张：教师的职业是塑造人，但只有“用幸福才能塑造幸福，用美好才能塑造美好”。教育管理者须摆正心态，把教师放在第一位，要致力于培养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管理者运用“学生第二”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促使教师实现“学生第一”，促进学生主体的发展。
李希贵建议：教师的幸福感包括职业幸福感、生活幸福感等多方面，教育管理者也要从多方面入手，如培育教师的职业自豪感、提供提升个人素质的机会、提高教师生活水平等等，要让教师真正觉得当教师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管理也好，做其他的事情也好，绕到了死角走不出去的时候，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打开自己的视野，不局限于一方天地，常能豁然开朗。教育领域引入市场因素能帮助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教育管理者可以视需要在校园里创造市场，但应注意，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用市场来解决的，一定要对症下药。
李希贵强调：尊重学生。无论教育管理者还是教师，都应秉持这种态度。有充分尊重学生的心，才会全情投入于教育事业。也唯有尊重学生，才可能细致周到地为学生着想，真正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多一个李希贵，多一些“平民思维”，多一些“一线思维”，我们的教育的路子就会越走越宽。
为了成长，为了发展，为了改进
——访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
池春燕
1．多出的“尺子”从何而来
本刊记者：李校长，您在1980年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担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您能否回忆一下那时候“好学生”的标准是怎样的？
李希贵：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这个时候教育的学校目标、家庭目标和国家目标基本上都是混在一块的，其核心就是把孩子送入大学。为家庭和个人实现目标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样一个过程在广泛地区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教育方针的落实，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在很多学校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空气在全社会弥漫，能考高分的学生理所当然地就是“好学生”。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在一所高中学校做班主任，期末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特别简单，把期中、期末成绩汇总起来，按分数排出学生名次，按20％的比例选出名列前茅的学生，就是“三好学生”。什么德育、体育全都抛在脑后。有个班级，还闹过一个笑话，把一位体育课上吊儿郎当，连体育考试都得零分，只是文化课分数名列前茅的学生选为“三好学生”，有学生对此提出异议，竟被教师呛了回去。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而且大家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把尺子，使我们当教师的十分为难，每次评来评去，先进、优秀基本都是那几个学习好的学生，把孩子们自然分成了好和不好两个阵营，工作起来特别困难。
本刊记者：在《素质教育观念学习提要》中有这样一句话，“多一把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这句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学生评价理念经典概括的话，据说当初是由您提出来的，能否讲讲当时的情况？
李希贵：这句话是当时我们在学生评价实践中的真切感受，与90年代学生评价理念的转变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比较领先的学校开始了对学生全面评价的探索。
1989年，青岛嘉峪关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感受到当时千人一面、空洞说教、缺乏个性的评语模式已经不能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于是大胆尝试用亲切、平等的“心灵对话”形式与学生沟通的评语改革，这样一项看上去很简单的改革为当时学校教育工作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可以摘一则他们当时很典型的评语：
教师忘不了你·悄悄写的那首小诗——《我要当世界冠军!》字字句句，浸透着你的真情、你的汗水。当伙伴们还在熟睡时，你已跃进泳池，开始了新的一天。队友们完成训练任务，爬上台时，你还在不知疲倦地加练；而当队友们嬉闹休息时，你却趴在桌上埋头补课。多么刻苦，多么有毅力的小姑娘呀!教师相信，有了这样的个性品质，什么困难，都不能难倒你，教师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去实现那个美丽的冠军梦!
青岛嘉峪关学校开始的评语改革，走出了单一的分数评价模式，“操行评语”、“学科评语”、“即时评语”、“作业评语”的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评价的鼓励功能和导向功能。后来这一评价实验在全国推广，许多学校对评语的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和转换，评价范围从“教育”到“教学”，增设了“学科评语”、“即时评语”和“作业评语”；评价人员由班主任扩大到任课教师，评价形式也由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结合，操行评价与教学评价互补，使评价进入了更广阔的教育教学领域，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为素质教育的扎实推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我们今天探索更为全面的综合性的教育评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3年，《人民教育》在第9期刊发了刘堂江采写的长篇报道《跨世纪教育工程》，其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上海建平中学冯恩洪校长提出的“合格+特长=建平人”。这一提法，今天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在教育系统甚至全社会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教育应该关注学生个性，学校应该塑造学生特长，只要基本素质合格了，有特长的学生就可以被视为优秀学生。这在当时，确实很难被大多数人包括从事教育的人们所认可。但是，建平中学的成功，如同一股旋风，如同不及掩耳之迅雷，它来了，发生了，而且成就了辉煌，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罢，反正这对一个希望研究教育的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那几年里，有许多中学校长涌进了建平的校园。我也不例外。
我从建平中学回到学校之后，首先就在学校里成立了“特长教育办公室”，开始着力建设学校课程，并设立一大批奖项，用来评比各有特长的学生。不仅如此，我还规定，学生只要自己认为某些方面确属优秀，就可以在学校设立的奖项之外，自己申请奖励。这样一来，还真是出现了一大批各显神通的的好学生。尺子越多，好学生越多，多一把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这是我们在实践中的真切感受。后来，教育部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让我参与了《素质教育观念学习提要》的编写工作，我就把这句话写入了《提要》。在讨论草案时，时任基础教育司司长的李连宁同志对这句话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于是就作为其中的一个题目被保留了下来。
本刊记者：现在这些“尺子”已经广为人知了。那么，实施新课改以来，您认为学生评价较之前叉发生了哪些变’IL？您在实践中又是如何构建有效的学生评价方式的？
李希贵：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学生评价更显多元化、多样化，也更显人性化。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明确要求将学生的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素质列入对学生的评价范畴。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已经登堂人室，进入了国家的课程文件。各地的高中、大学招生录取工作，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将考生的综合素质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
评价是为了促进发展。于是。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划定比例，评选三好、优秀的老规矩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发展的积极性，因为，无论你如何努力。总是逃不脱比例的限制。这确实不符合学生发展的现状。那么，怎样创造“新规矩”呢？我认为学分管理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学生评价方式。来到十一学校后，我们开展了学生素质评价学分管理的探索。
我们规定，每个学生在学校里都要获得一定的学分，除了国家规定的144个学分之外，学校还有其他学分规定，比如必须掌握一项熟练的体育技能和艺术技能。我们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志向培养、情商培养，我们有名家大讲坛，有学生影院，规定学生每个学期必须看多少部电影。我们还规定不同领域的学分不能相互代替，目的就是为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学习管理最大的好处是上不封顶，达到一定学分即可毕业。另外，我们还以获取学分的多少，作为评选优秀学生、卓越学生和特长学生的依据。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按比例评优秀的问题，给学生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2．从“九十度”到“三百六十度”
本刊记者：您曾提出一个观点：班主任的最高级别是“辅导员”，如何理解它的内涵？您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
李希责：这是上世纪90年代我担任校长之后，在教师评价方面提出的一个理念，这也反映了当时教师评价理念的变化。
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相当一个时期，各地对教学质量空前重视，大部分学校特别关注“文革”期间受到重创的教学常规的恢复。在备课、课堂教学、作业布置与批改、辅导、考试等“教学五环节”上狠下功夫，当然，这些也成了学校考查考核教师的重要内容。那个时候，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简单地说，就是五个教学环节认真规范，再加一个好的考试分数。特别是分数，是完全可以“一俊遮百丑”的，即使作业多一点、态度差一些，也同样可以被学校和家长理解，甚至还有不少人觉得这是对孩子“负责”。
这个时期，对教师的评价，基本上是由上对下的评价。我们并不关注学生的感受。学生在教师评价问题上是没有话语权的。我记得当时有一所学校推出了一位模范教师，在学生宿舍和学生一起吃饭、睡觉，盯着学生做作业，学生不能按时按量完成作业就不让睡觉，不许回家休息，以致最后与学生发生冲撞，于是学校出面“镇压”学生，以表彰这位教师的敬业精神。这在今天显得不可想象的事情，当时，家长、社会公众甚至教师们却特别能够理解和同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地区和学校在教师评价中开始关注学生的感受，这可以看作是教师评价上“以生为本”的开始。1985年，我在教导处工作的时候，就在学生中进行了“老师，您听我说……”的征文活动。如此一件小事，在学校里竟引起了很大的波澜。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学生是我们的教育对象，他们怎么敢对教师的教学指手划脚，甚至说三道四？担任校长以后，我首先在学生中开展了“我最爱戴的教师”评选活动。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学生的话语权，而且，教师们也在这一活动中被学生感动。师生的平等交流，心与心的对话，前所未有地震撼了教师们，大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学生的可爱。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提出将班主任的最高级别定为“辅导员”。就是说，只有在班级管理中，班级所有事情的最终决定权从教师手上转到学生手上的时候，这样的班主任才能被评为“辅导员”。这是我们对班主任的最高水平的奖赏，其实也是为了引导教师们改变传统的教育方法。
本刊记者：新课程改革之后，在您看来，教师评价的关注点、评价主旨、评价主体等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曾经说过“聘任是对教师最好的评价”，这一观点影响很大。您能具体谈谈吗？
李希贵：新一轮课程改革，给教师评价带来了百花烂漫的春天，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成为大家的普遍关注。成就教师们的职业幸福感和成就感，也成为一些学校特别关心的事情。山东潍坊广文中学赵桂霞校长，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围绕塑造幸福教师，将评价方案进行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山东东营市胜利四小高峰校长的幸福学校建设，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科学的评价，造就幸福教师，以此为突破口，塑造幸福学生，营造幸福学校氛围。他们的探索尽管刚刚起步，但是却诠释了评价的重要价值。这些实践，使我们慢慢摆脱了过去单纯地从认定甄别、区分优劣的角度操作评价、运用评价的现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改进而非审判或者找出受责备的对象，并且运用正确的评价方法。那么评价的真正效力就会得以展现。
现在十一学校的教师评价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业绩，指表现在学生身上的成长，这个成长包括德、智、体、美诸方面，每一位教师必须通过自己的学生成长来证明自己的业绩。我们的学生学分管理办法，规定学生必须在德、智、体、美各个方面均达到规定学分才能毕业，而学生的学分即教师的业绩。第二个方面是教师的学术素养，这是教师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个是由学术学分积累来认定。但是，业绩和学术素养是不能够简单相加的，它只是代表了一位教师的两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就是每学年一次的岗位聘任。
我们评价教师的基本原则是简单化，抓大放小，要正确．而不是精确。我们认为聘任是对教师最好的最重要的评价。我们每年对教师都有一个岗位聘任。教师和每个年级双向选择，有一个比较长的双向沟通过程，明确每个岗位职责的要求和各自的优势和问题，年级组负责人和教师在双向沟通、讨论能否被聘任到相应理想职位的过程就是对教师全面评价的过程。
教师这个行业需要空间，需要创造性，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现在许多学校存在着管理过度、评价过头的问题。有些学校实行所谓全覆盖无缝隙管理，对教师的各个环节所有过程都做了相应规定，教师自主空间很小，做了大量的无用工作，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如果能从管理学的角度，把管理环节简化，领导帮教师一块确定愿景，从激励、评估的角度来做教师评价的话，效果就会更好。
这个时期的教师评价改革，我们把它称为从平面到立体，从九十度到三百六十度，从甄别到诊断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关注点上，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关注教师的教学成绩，也就是学生的分数，而是把目光扩大到教师们既教书又育人更广大的范畴，所以说是立体化了；从评价的目的来说，从过去仅仅为认定甄别、区分优劣，走向了更多地是为了促进教师的成长；从评价的主体上，改变了过去自上而下单一的评价通道，从学生、社会、学校到家长，都成为评价的主体，所以说是三百六十度的全方位的评价。
比如我们强调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在指标的设定上，我们引导学生从正面评价教师而不是挑老师的毛病，评价的内容包括：(1)我觉得教师穿着得体，举止大方；(2)我觉得教师风趣、幽默，平易近人，亦师亦友；(3)我觉得教师讲课清晰，语言简练，精神饱满；(4)我学到了很多分析问题的方法；(5)教师善于发现我的优点，及时鼓励，增强了我的学习信心；(6)课下我能及时得到教师的指导和帮助；(7)教师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我；(8)教师教我如何做人、做事；(9)在课堂上，我收获大，学习效果好。
各项指标不设分数权重，均以等级呈现。我们这样做，一是在乎教师们的感受，二是评价教师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我们不赞成过于引导学生从反面给教师挑刺。当然，我们从汇总的结果里，还是很清楚地能够发现教师们在不同指标的不同表现，便于促进教师们的发展。(未完)(摘自《基础教育课程》2009年第1期)
李校长从“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将舞台归还给孩子”、“成功是成功之母”、“尊重学生的年龄特点”、“教教材还是用教材”、“知识既是目的，更应该成为获取新知识的工具”、“课程目标：从平面到立体”、“解决问题还是创设问题情景”、“活动与实践体验”、“从闪光的地方开始打造”十个方面进行了见微知著的解读和剖析。李校长短短的一个多小时讲座，处处给人清新自如的感受，每一部分都从细小具体的案例，给老师们以教育智慧的启迪。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育人模式改革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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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站在今天，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起点上，您想到了什么？”这位优秀的教师、校长、教育学者的思绪回到了１９９９年。那是一个火热的教育之夏，教育界的人们都在争先恐后地做事情，许多改革的摊子已经铺开，６月，举世瞩目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李希贵作为山东省中学界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安排的是自助餐，所有会议代表，包括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同一个大餐厅就餐，会前的晚餐，李希贵恰好与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同志坐在一起。席间，陈至立向李希贵了解基层的一些情况，要他谈一谈对会议有关材料的看法，李希贵的回答是“上下呼应，如坐春风”。
李希贵回忆，会议之后的教育改革如火如荼。会后，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的李连宁来到了他所在的高密市，李连宁用了一天的时间，全面考察了高密一中和高密教育，并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肯定了高密市课程教学领域的改革。
２００１年，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启动，高密包括后来的潍坊也如愿以偿，成为国家课程改革的先行军，得到了许多专家领导的指导和厚爱，从课程教材开发到综合实践基地建设，从自主互助课堂到朝阳读书计划，从教育综合督导到校长职级制，作为教委主任的李希贵见证了高密和潍坊的教育改革一路跋涉、一路欢歌。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３日，人民大会堂三层小礼堂，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主会场，作为北京市基础教育的代表，李希贵又一次感受到了总书记和总理对教育的一往情深和殷切期望。会后，当许多朋友让李希贵描述一下感受的时候，他又想起了１９９９年那个晚餐，想起了曾经回答陈至立同志的那句话“上下呼应，如坐春风”。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李希贵调任北京十一中学校长，迄今，已近三年，其间，李希贵和他的同事们在学校里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与探索，有成功的欢乐，有失败的烦恼，但更多的还是体制的无奈。
李希贵说，“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第一次被放在了所有教育改革的首位，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成为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站在新起点上，李希贵有感而发：“经验告诉我们，要把这些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还会出现某些曲折，但是，毕竟我们还是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我们正在进行的学生自主研修制度必须深化，个性化课程建设与开发使命需要我们担当。每一位学生都是一个生动发展的个体，他们有权利获得适合自己的不一样的教育；我们已经出台的书院课程必须丰富调整，培养富有个性的杰出人才，也许要从人们习惯称为‘偏才、怪才’的孩子开始抓起；我们的科学实验班已经启动，回应钱学森之问，培养创新人才，老师们已经自觉地担当起国家和民族赋予的历史重任。”
李希贵说：“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感受到了肩上的分量，躬逢其盛，当竭力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