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第二卷记述了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这段历史涉及多个敏感话题，也引起了诸多外媒关注。书中坦承这段历史时期中共犯了包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三大错误，并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否定，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在悄然改变。

　　党史第二卷出版的特殊背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后，连日来，与中共党史有关的讨论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占据了很大篇幅;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进行学习，将学习党史第二卷“纳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有关安排之中”。中共认为，学习党史第二卷“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党史第二卷的出版让人联想到半年前在大陆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这是中共第一次就党史工作专门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讲话。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会议上，习近平特别提出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杨凤城曾分析说，“这些讲话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针对的就是社会上，包括海外存在的不同程度上对中共历史的简单否定、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倾向和历史虚无主义。”

　　杨凤城说：“有一句话说，欲灭其国，必先毁其历史。如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做出准确、全面的解读，而做出歪曲的、否定性的描绘，那中共今后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受到很大的削弱甚至动摇。”

　　此前，中央曾专门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也经中共中央批准，校定重印。

　　在此背景下，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工作备受瞩目。

　　曾因对毛泽东的评价意见不统一而延迟出版

　　党史第二卷的写作从1994年启动，1995年写作方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此后16年编撰过程中，历经数十轮次修改，经由上百位党史专家学者反复审读修改，书稿多次报送中共中央，由中央组织专人审读，并广泛征求党的高级干部和多位党内元老的意见建议。最后定稿也经过中央高层亲自拍板。

　　“党史第二卷可以看作是中共的‘集体自传’，

　　反映的是党在目前这个阶段对自己历史的整体认识。”二卷编者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其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真正建立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文革”结束后不久，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同志提出，“必须重视党史研究，要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的党史公之于众。”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也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党史界与各行各业一样，开始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但中共党史研究有着它的特殊性，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撰文指出，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大陆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触动某些部门的神经，或者影响到某些在位者及其相关亲友的感情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现实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也就很难完全避免。

　　党史第二卷的出版过程即是上述说法的体现。曾主管该书编撰修改工作的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对媒体透露，之所以历时16年之久才成书，一个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中共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存在较多分歧。“最初的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

　　张启华说：“错误是不能回避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党史第二卷初稿在2000年左右完成，当时在征集意见的时候，尽管90%的意见都认为书稿编得不错，但却有一些非常对立的意见难住了他们。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二卷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同时却也有人认为二卷把毛个人的错误写得过于严重，在意见还很不一致的情况下，二卷一时难以出版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修改人员想出的办法是：把书加厚，嫌缺点不够就再多写缺点，说优点说少了就再添优点。也就是张启华所说的“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1月13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署名的文章，介绍了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在谈及“坚持实事求是记载这29年党的历史，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时，作者写道：“第一，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第二，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第三，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失误的;第四，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也发表文章称，“从《党史》二卷中还可以看到：这两次错误和曲折，不管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最后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起来纠正，并且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由任何其他力量来纠正的。”

　　对华国锋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

　　199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出版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曾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82年出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该书出版后不久，销量即达七百万册。

　　这部1990年代的党史代表作是第一部完整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虽由个人署名，实际由中共抽调党史学界的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如龚育之、金冲及、沙健孙、郑惠、王梦奎等集体撰写，胡乔木为此书的构思和写作提供了指导。因此，胡绳晚年编辑《胡绳全书》时并没有收入此书。

　　此后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则更加明确了是一种“组织行为”。

　　1991年党史上卷(修订本改称“一卷”)出版时，由于一些具体原因未写主编、仅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此后，这便成了最高规格，被认为是“反映党的看法”

　　“党史二卷的写作从一开始便是在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书稿修改定稿的最后阶段还普遍吸收了中央各部门和各地的意见。大大小小的意见加起来上万条都不止，最后采纳的都经过反复推敲。”章百家说。各部门和各地的意见中，有些是针对某个问题的提法，也有很多涉及史实细节，各部门和地方一般都希望把有关自己的工作写得更具体些。

　　因为要吸收和平衡中共内部各方面的意见，党史第二卷的厚度也不断增加。二卷的初稿约60万字，与第一卷第一版篇幅相当，但到最终出版时，已经扩充到近100万字。

　　与此同时，中共党史学界在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进展。章百家说“党史第二卷对1949年到1978年的历史做了一个最全面、最详尽的描述，这段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杨奎松也认为中共党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突出的成就就在于史实的挖掘。“几乎所有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史实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基本上弄清楚的。而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些深入的史实研究来推动的。”

　　在这一过程中，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在悄然改变。例如对于中共早期人物陈独秀，章百家告诉记者，现在官方对于他“在建党方面做出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他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错误，依据新史料作了细致的分析，哪些应由他负责，哪些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已基本清楚;对其错误的定性也力求客观，不再斥之为‘右倾投降主义’，而改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其一生总体采取惋惜的笔法来叙述”。与陈独秀相类似，很多的早期革命家，例如张闻天、李立三、博古等人，在党史研究中，也都获得重新评价。当然，在学术界仍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党史第二卷对华国锋的评价也更为客观。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五年，实际主政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以往对他的评价虽然肯定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功劳，但总体来说贬多于褒。而二卷根据史料研究发现，华国锋虽对“两个凡是”的提出负有责任，但他支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他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并为此作了辅垫，肯定了邓在1975年的整顿;在华主政期间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始，不过阻力不小。

　　图：1946年3月4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从重庆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欢迎。

　　对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未讨论

　　然而，更进一步的“突破”则显得不切实际。党史第二卷的多位编者都提到，这本书的编写“以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这也就意味着对许多重大事件和敏感问题的表述不可能有所突破。

　　有大陆媒体在报道党史第二卷出版时强调二卷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彻底否定——即称“文革”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其实党史第二卷对“文革”的论断并无创新，早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就有类似表述，“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某些媒体关于党史第二卷“首次披露三年灾害死亡权威统计”的宣传也不准确。因为早在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就已经有了二卷公布的这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两次表述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党史第二卷中所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人口损失，至于三年的死亡人口总数，二卷则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对于1959年到1961年大陆死亡人口的统计，海内学者的统计从1000多万到8000万不等。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墓碑——60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总数，结合出生率、死亡率，计算出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减少4770多万人。

　　“这个数字我们内部讨论了无数次，最后永远统一不了。没有一个真正权威的、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的数字，在这本书里引用任何一个新的说法都会引起争论。最后只能决定，还是按过去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表述。”

　　章百家说：“这部书的特点是权威性和全面性，它反映的是党对自身历史的总体认识和党史学界业已形成的主流观点。这本书尽可能地吸收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但前提是史料确凿，观点经住了一定的时间检验。对历史真相的复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部书并没有刻意寻求多方面的新突破。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一时仍难以弄清的问题，以及个别仍比较敏感的问题，都没有写进这部书里。”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一些党史学界的前沿问题尽管非常关键，但仍难以纳入书中。对于1953年至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历来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存在较多意见分歧的问题之一。如当年曾把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看作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而20多年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实行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这一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的标准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中国大陆究竟何时进入社会主义，而其标志又应是什么?这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在书中并未讨论。

党史二卷坦承三大错误

2011年1月17日

    最初写错误太多审查没过

    二卷分上下册，全书98.8万字，在16年编撰过程中，经过了中央的几次审查，众多专家学者反复修改。反复斟酌的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最初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

    “不说清楚以前，就说不清楚以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他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历史闹成一个个人因素，比如认为就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如何品质不好如何整人，写历史是不能这样写的。党的历史上犯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主要领导人。但同时要看到，我们党是一个领导集体。”他表示，错误不可避免，对前人不能苛求，同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问题。

    “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二卷归纳29年里中国共产党犯过的错误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包括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都作了详细叙述。

    书中对“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称其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曾经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一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披露三年灾害死亡人数

    二卷还披露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国死亡人口数据为1000多万。张启华对此解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就是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也有差异，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二卷数据“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张启华说，现在网上有人炒作，有说4000多万的，还有说7000多万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当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死亡比例不一样，各个省的情况也不同，当时有6个省死亡人口最多，比如河南、贵州、安徽、甘肃、青海、四川，把这六个省死亡情况说成全国都这样，这是不对的。（文/王全宝  王迪）

2011年07月08日 08:53
来源：时代周报

核心提示：一部分人认为书中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同时也有人认为书中把毛个人的错误写得过于严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修改人员只能把书增厚。嫌问题没说透就分析得更深入一些，说成绩说少了就再添些积极方面。

2011年6月26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上海美术馆承办的“咱们共产党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展”在沪举办。（来源：时代周报）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第136期，作者：喻盈，原题：《党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的集体自传》

1998年3、4月间，北京春意正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批研究人员此时正集中在京郊昌平小汤山中直机关培训中心里，埋首对1995年初启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书稿做修改。这一次集中历时数月，稿件每修改出一部分，胡绳（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都亲自审阅、批改，并加以讲解。直至1999年初，这一轮修改基本完成，党史第二卷的第一个送审稿成型。

当时，这部著作的编纂者们虽然想到，这样的修改只是开始，但很难料想从这一稿到最终定稿，党史第二卷还将走过长达12年的反复讨论、审读之路。

这期间，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会经过了四届领导班子的更迭，直到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才终于在迎接建党9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与1999年60多万字的第一稿相比，它的字数增加了将近一半，达到近百万字的篇幅。

前后历时16年编纂的审慎、中央高层亲自拍板的“官修”党史身份，都使得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备受关注。它所记述的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重大失误。其中涉及“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多个敏感话题，历来争议颇多。中共中央如何看待曾经的历史曲折，如何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都可从党史第二卷的行文中得到反映。

书中坦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犯了包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三方面错误，并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否定。同时书中也强调，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党并不回避自己的错误，能够自己发现、并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失误，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

经过反复修改，这部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自传”，党史第二卷“反映的是党在目前这个阶段对自己历史的整体认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语）。

时代周报采访多位曾参与二卷编纂的党史研究者，试图探寻这本“权威性”著作的成书过程、写作难点。在复杂的历史面前，“共识”如何形成？与此前出版的党史书籍对这段历史的表述相比，党史第二卷有哪些“新意”与“突破”？还有哪些争议被暂时搁置、留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

（194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阅读有关南京解放的报道。）

最大公约数

“党史二卷既不是个人著作，也不是一般的集体著作，不是党史研究室写一本书就代表党史研究室自己，它是要代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党史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实际上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党史二卷执笔者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寻找“最大公约数”意味着吸收和平衡党内各方面的意见，也意味着漫长的磨合过程。因此党史第二卷历时16年之久才成书就变得很容易理解。

对于一些比较重大、党史学界长期存有不同看法，一时仍难以形成共识，但书中又必须涉及的问题，最终还是按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历史决议》）的精神来处理。比如书中的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叙述的是1949年10月到1956年9月七年间党的历史，在初稿中这一编原本被分为两编来写，即所谓“前三后四”。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为代表的党史学界部分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和后四年在主要任务、指导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确有不同特点，以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界，能比较客观地描绘出两个时期的历史原貌。头三年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实施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历史；后四年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参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应以前七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理由是新民主主义本来就带有过渡性质，从新中国一建立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后，党史第二卷沿袭了《历史决议》的方式，将前七年作为同一个阶段立编。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次“官修”党史的书写，都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样经过了范围如此大的意见征求过程。

比如同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修订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1991年最初出版时，审读范围就要集中得多。“那时候情况跟现在很不一样，中央有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邓力群、胡绳等组成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这些老同志都是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了解的，都是过来人，胡乔木、胡绳可以说是党史大家，所以当时的书稿只要党史领导小组说行了，基本就行了。”章百家介绍。

纠结经验与教训

有一种说法认为，“最初的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这是最初的书稿不得不进行修改的重要原因。章百家认为，出现这种看法是因为对当时的情况并不很了解。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实践过程中，正确的想法和错误的想法常常是混在一起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纠结”，要经过一段时间沉淀，有所反思，才能看清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从写历史的角度看，要把这个纠结的过程写清楚也很不容易。如何处理正确与错误、成就与失误，是二卷最费斟酌的地方，也是最难把握好的地方。

章百家说：“原来的书稿中很想强调的一点是，党为什么会犯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它又积累了哪些经验，哪些方面是对的，哪些方面又错了，然后在纠正过程中又为什么再次犯错。这种写法，可能会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把失误写得多了，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点去写失误，而是想突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多复杂，过程有多艰难。”实际上，最后形成的书稿并没有减少多少初稿中的内容，“整个修改过程基本上是不停的往上加。结果是，成就成绩增加了一些，对错误批评的尖锐的话也增加了一些。”

典型的例子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据《凤凰周刊》报道，二卷初稿在征集意见时，一部分人认为书中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同时也有人认为书中把毛个人的错误写得过于严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修改人员只能把书增厚。嫌问题没说透就分析得更深入一些，说成绩说少了就再添些积极方面。

这也就是2003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主管党史二卷编写与修改工作的张启华所说的“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重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部对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有过完整论述的权威性、高规格党史著作，还要追溯到20年前。那就是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下文简称《七十年》）。该书由胡绳主编，胡乔木为其构思并为写作提供了指导。其中涉及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部分大约20万字。

党史二卷最初的编写工作也由胡绳主持，“他的基本思想是，把写《七十年》的时候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写细的问题展开来写。”章百家说。其中，感到很有必要加强的一个方面是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胡绳认为，党的许多重大决策，如果只看国内的因素还不能说清楚，必须加上党对整个国际形势的估量。”

编写《七十年》的时候，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二卷在启动之初就提出要加强对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论述。正因为此，原本在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中外关系的章百家，才于1995年被调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

与此前的党史著作更强调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相比，二卷对外部因素影响的记述要详细得多。

“外交一般是政府行为，但在中国，党对国际形势怎么看，对外交政策影响特别大。”章百家说，“现在我国外交的中心工作很明确，就是配合国家的建设，为国家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工作还面临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怎么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当时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对革命你支持不支持，当支持革命跟本国建设发生矛盾时怎么办？这中间又牵扯到中国与苏联、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美苏关系是紧张还是缓和。”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在《七十年》中对此的说法很简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七十年》242页）

而《党史》第二卷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党史》第二卷上册71页）

早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就亲自草拟了一份长电报回复斯大林前一天的来电，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

然而，由于当天下午的书记处会议对出兵的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所以拟好的电报被搁置下来。会后，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暂不出兵。

10月4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最后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苏联原来约定出动空军支援，但却临时取消的问题，党史二卷还专门介绍了10月8日周恩来赶赴莫斯科会谈的情况。

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做好准备，要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才能出动。”但当“苏联方面得知中共中央已决定立即出兵后，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并同意派遣苏联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苏联空军不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党史》第二卷上册73-74页）。

另外，参加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决策，对台湾政策的调整，苏共二十大以后党中央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看法，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中苏分裂的过程等等这些原来的党史书里没有系统写过的内容，二卷中都可以读到。

细节的“突破”

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曾撰文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影响到某些现实的情感和利益。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党史》第二卷这样权威性的、代表党的集体认识的著作而言，每一个表述上的细节调整也就都显得殊为不易，非常值得关注。

“虽然总体上维持在《历史决议》的基本框架之内，但是一些具体的历史叙述有变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党史研究者韩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留意到了由细节构成的两点“突破”，并认为这是整个党史二卷中最突出的“新意”：

第一点是有关林彪事件的叙述。比如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按照过去中共中央的定性，被说成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很长时间以来，党史都按照这个结论叙述这桩事情。党史二卷却有了变化：它也提到了“一号命令”，却没有再作“篡党夺权预演”的定性。

再比如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等人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一直被官方认定是“反革命政变的纲领”。这次党史二卷的表述与以往不同，具体说法如下：“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与会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一部分人主要从国家以往政治体制及现代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设置的考虑出发，仍主张设国家主席。”（《党史》第二卷第835-836页）韩钢教授认为这句话可圈可点，表明该事件的性质为党内正常争论，与所谓政治阴谋没有关系。他还注意到，党史二卷对“九一三事件”之前的“政变阴谋”，比较强调林立果在其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侧重叙述林立果的“小舰队”活动，没有涉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细节变化。

第二点则是对华国锋主政两年历史的叙述。党史二卷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没有重复过去的结论，一个是说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一个是说华“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以往的党史著述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拖延和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党史二卷不再沿袭旧说，而是称：“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党史》第二卷下册第991页）二卷还肯定了华国锋对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的支持，并承认华国锋同意解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问题，指示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

历史复原是渐进的过程

章百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党史二卷这些细节上的变化。

他表示党史二卷尽可能地吸收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但前提是史料确凿、观点经住了一定的时间检验。“现在只要掌握材料证明以前的说法不对，只要你拿出的研究成果能让人觉得证据充分，审读者也是认可的。”

另外他也提到，相对于学者个人的研究，“官修”党史对资料的选择和引用还是谨慎得多，比如一些个人回忆就很少采用，即便使用也需要有其他资料作旁证。

“（我们）主要还是依靠档案、文件。我们国家的档案开放程度还不够高，特别是政治类的档案。一方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档案比以前多得多，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档案看不到。党史二卷里凡是有新意的地方，实际都与档案开放密切相关；凡是新意不足或说法比较笼统的，基本是档案开放不充分或者研究不充分。”章百家说。

在最基本的方面，从《历史决议》到《七十年》到《党史》第二卷，依然保持了一脉相承。

比如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已经确定了基调：“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发生的原因也基本依照《历史决议》，没有更多的新推断。再比如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的数量，《党史》第二卷也延用了《七十年》中的数据“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对于另外两年人口的变化、三年死亡的总人数都没有提及。

章百家认为，对历史真相的复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党史》第二卷不会刻意求新，而是更看重权威性与全面性，只将目前最靠得住的观点集中在一起，告诉给读者。“一段历史是会完结的，但对一段历史的认识却会不断深化。党史的研究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党史二卷中的表述，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历史的认知与评价。我们随同社会前进，当回过头来再观察这段历史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还会受到新的启迪。”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谈到《党史》第二卷的出版时也说，这本书对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29年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并非说这本书的出现，就是终结这段历史的研究”，学术上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并不意味着不能超出（本书）”。

这一切都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历史重视与逐渐开放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必然对其未来的执政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部分内容参考徐进《〈新党史〉突破了什么》、李光《党史二卷出版：凝聚集体共识，难担突破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