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泫雅谁让我当红音译:《党史》第二卷如何处理对毛泽东评价的问题？ 2

2011年07月08日 08:53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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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比较重大、党史学界长期存有不同看法，一时仍难以形成共识，但书中又必须涉及的问题，最终还是按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历史决议》）的精神来处理。比如书中的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叙述的是1949年10月到1956年9月七年间党的历史，在初稿中这一编原本被分为两编来写，即所谓“前三后四”。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为代表的党史学界部分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和后四年在主要任务、指导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确有不同特点，以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界，能比较客观地描绘出两个时期的历史原貌。头三年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实施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历史；后四年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参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应以前七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理由是新民主主义本来就带有过渡性质，从新中国一建立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后，党史第二卷沿袭了《历史决议》的方式，将前七年作为同一个阶段立编。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次“官修”党史的书写，都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样经过了范围如此大的意见征求过程。

比如同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修订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1991年最初出版时，审读范围就要集中得多。“那时候情况跟现在很不一样，中央有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邓力群、胡绳等组成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这些老同志都是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了解的，都是过来人，胡乔木、胡绳可以说是党史大家，所以当时的书稿只要党史领导小组说行了，基本就行了。”章百家介绍。

纠结经验与教训

有一种说法认为，“最初的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这是最初的书稿不得不进行修改的重要原因。章百家认为，出现这种看法是因为对当时的情况并不很了解。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实践过程中，正确的想法和错误的想法常常是混在一起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纠结”，要经过一段时间沉淀，有所反思，才能看清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从写历史的角度看，要把这个纠结的过程写清楚也很不容易。如何处理正确与错误、成就与失误，是二卷最费斟酌的地方，也是最难把握好的地方。

章百家说：“原来的书稿中很想强调的一点是，党为什么会犯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它又积累了哪些经验，哪些方面是对的，哪些方面又错了，然后在纠正过程中又为什么再次犯错。这种写法，可能会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把失误写得多了，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点去写失误，而是想突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多复杂，过程有多艰难。”实际上，最后形成的书稿并没有减少多少初稿中的内容，“整个修改过程基本上是不停的往上加。结果是，成就成绩增加了一些，对错误批评的尖锐的话也增加了一些。”

典型的例子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据《凤凰周刊》报道，二卷初稿在征集意见时，一部分人认为书中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同时也有人认为书中把毛个人的错误写得过于严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修改人员只能把书增厚。嫌问题没说透就分析得更深入一些，说成绩说少了就再添些积极方面。

这也就是2003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主管党史二卷编写与修改工作的张启华所说的“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重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部对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有过完整论述的权威性、高规格党史著作，还要追溯到20年前。那就是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下文简称《七十年》）。该书由胡绳主编，胡乔木为其构思并为写作提供了指导。其中涉及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部分大约20万字。

党史二卷最初的编写工作也由胡绳主持，“他的基本思想是，把写《七十年》的时候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写细的问题展开来写。”章百家说。其中，感到很有必要加强的一个方面是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胡绳认为，党的许多重大决策，如果只看国内的因素还不能说清楚，必须加上党对整个国际形势的估量。”

编写《七十年》的时候，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二卷在启动之初就提出要加强对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论述。正因为此，原本在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中外关系的章百家，才于1995年被调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

与此前的党史著作更强调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相比，二卷对外部因素影响的记述要详细得多。

“外交一般是政府行为，但在中国，党对国际形势怎么看，对外交政策影响特别大。”章百家说，“现在我国外交的中心工作很明确，就是配合国家的建设，为国家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工作还面临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怎么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当时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对革命你支持不支持，当支持革命跟本国建设发生矛盾时怎么办？这中间又牵扯到中国与苏联、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美苏关系是紧张还是缓和。”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在《七十年》中对此的说法很简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七十年》242页）

而《党史》第二卷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党史》第二卷上册71页）

早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就亲自草拟了一份长电报回复斯大林前一天的来电，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

然而，由于当天下午的书记处会议对出兵的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所以拟好的电报被搁置下来。会后，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暂不出兵。

10月4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最后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苏联原来约定出动空军支援，但却临时取消的问题，党史二卷还专门介绍了10月8日周恩来赶赴莫斯科会谈的情况。

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做好准备，要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才能出动。”但当“苏联方面得知中共中央已决定立即出兵后，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并同意派遣苏联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苏联空军不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党史》第二卷上册73-74页）。

另外，参加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决策，对台湾政策的调整，苏共二十大以后党中央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看法，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中苏分裂的过程等等这些原来的党史书里没有系统写过的内容，二卷中都可以读到。

“中美关系整个的大线索写得比较清楚，中苏关系反而写得不是太深入，这既因为有些档案还看不到，也因为中苏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章百家回顾说，“其实，不仅是外交问题，对经济方面的重大决策，二卷也写得非常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