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康熙青花瓷:林彪叛逃的四大迷题

1971年“9·13”事件发生时，我正在空军专机师任师长兼驾驶员。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及其机组人员都属于我师。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我和一些战友一直在从空军飞行专业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9·13”问题。
“黑匣子”之谜“
黑匣子”是飞机飞行情况的整个记录系统，它主要 有两个部件：一个放在机尾，是飞机状态记录器：一个放在机头，是飞机语音记录器，记录飞机上人们的谈话和其他声响。但是，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温都 尔汗坠落后、我驻蒙使馆人员到达现场时，所有“黑匣子”都没有见到。究竟是人们没有找到它们、现在仍然抛弃荒野呢？还是被先我到达现场的外国人取走了？
以我们飞行专业的眼光判断，这些“黑匣子”一定还保存在某个地 方。其根据是：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机尾是全机中最大的一块没有燃烧爆炸的金属物，据此可断定：装在这里面的飞机状态记录器会完好无损且不会被抛出去。在 机头部位，盛着语音记录器的架子，也仍然完好无损，因此也可以断定：语音记录器“黑匣子”也不会损坏。
随着“黑匣子”这个“母谜”的出现，一些“子谜”也浮出了水面： 一、256号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军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被炸死后，先是作为林彪死党和叛徒追查的。后来，邓小平实事求是，将其定为“正常死亡”。那么，潘 景寅在空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企图把飞机开往别处？二、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子说了些什么？三、飞机上是否发生了争斗？四、林彪叛逃起飞 后，周恩来曾经通过航空联络系统对他喊话，希望他回来，林彪没有回话。那么，林彪是否听到了周恩来的喊话？如果听见了，他是怎样表示的？


林彪座机残骸
加油量之谜
飞机的加油量能明白地显示飞机要飞往哪个地方的哪个机场。加油量不能少，少了就达不到目的地；但加油量也不能多，多了还会影响飞行速度、高度和飞行时间，更会带来落地爆炸的危险。
林彪一家是在1971年的9月12日下午6点把256号三叉戟飞机从[url=javascript:;]北京[/url]调 往山海关的。在北京，要求机械师李平加油，加油量原定16吨而实际的加油量是15吨。飞机于当日下午6点半左右到达山海关机场，查看油量，还剩了12.5 吨。这时候，潘景寅又叫李平把油量加大到17吨。但是，油车上的加油设备和三叉戟飞机上的加油设备不配套，油加不进去。当时，李平向潘景寅说明了情况，并 请示是否采用别的办法加油。潘景寅思考了一下，说：不用了，明天早晨再说吧！
这一系列的加油量说明了256号三叉戟飞机不是飞回北京的。因 为，到山海关这样短的距离其来回根本用不了这样大的加油量；也不是飞往苏联的。飞往苏联的油量，至少需要20多吨；只有可能是飞广州。从山海关到广州比从 北京到广州稍远一点，所以加油量从16吨提高到17吨，中间不用落地加油。
第二天0点0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便开始了紧急行 动。潘景寅指示给飞机加油，但是，仍然加不进去。正在这时，林彪的轿车开过来了。只见林彪被飞机上面的人拉着、被飞机下面的人推着，好不容易地上了飞机。 之后，叶群急忙下令：马上起飞！还没等加油车完全离开，飞机就冲了出去。这时，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存油量仍然是12.5吨，这就向我们摆列出了一系列 的谜：
一、林彪一伙逃跑，究竟原想逃往哪里？二、潘景寅非常清楚：12.5吨的加油量，只是飞往苏联实际所需量的一半。但他还是向苏联飞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绕大圈之谜
飞机在空中飞行，航向是用“度”来标示的。按照顺时针方向，一周为360度。正北方向为0度(N)，正东方向为90度(E)，正南方向为180度S，正西方向为270度(W)。其他方向可参照这些正方向来确定。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按照正常的飞行程序，它必 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林彪外逃的航向，应该是325度)，然后再继续爬高，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再 改为平直飞行。完成这个过程，三叉戟飞机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然而，256号三叉戟飞机却用了20来分钟的时间：
第一阶段：飞机起飞的方向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为244度。 飞机在这个航向上稳定了四分钟左右；第二阶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又稳定了4分钟左右，这个航向，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第三 阶段：航向从290度越过叛逃航向325度而到达航向340度。第四阶段：飞机稳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了一个硕 大的问号。这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仅剩下12.5吨的油料，是飞到苏联实际 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那么，林彪叛逃去苏联，就得最大限度地节省油料作直线飞行。然而，飞机却在空中绕起了大圈，浪费油料。这是为什么？二、邓小平曾经结 论说：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员是“正常死亡”。那么，机组人员在空中是否与林彪一家保持了一致？三、林彪一伙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是否曾经想去广州？ 是否有人曾经想回北京？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四、飞机的航向曾经从290度越过叛逃的航向325度到达340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 怪航向？这是要干什么？
自行降落之谜
有人怀疑，256号三叉戟飞机的坠毁是被导弹击中的结果，其根据是：飞机上有一个孔洞。但“9·13”事件发生后不几天，根据我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拍摄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降落爆炸的现场[url=javascript:;]照片[/url]及他所掌握的现场情况，以及我所掌握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及飞行专业知识，我否定了这种说法。
我的根据是：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孔洞，直径约30厘米，且呈不规则形，这不是导弹的射径：二、孔洞在机翼下面，位于“[url=javascript:;]中国[/url]民 航”的“航”字旁。孔洞只在机翼下面有，而在机翼上面没有。如果是导弹击中，则上下两面都要有孔洞；三、导弹打下来的飞机，不会再滑行。而256号飞机在 地面上滑行了29米。既然飞机不是导弹打下来的，那么，只能是飞机自行降落的。可问题来了：根据我们的测算，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落地爆炸前，油箱里至少 还有2500公斤的存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飞了？为什么要在中途的蒙古国降落呢？这又是一个系列之谜：
一、难道是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闹翻了，他们自行降落的么？如果是 这样，那么，林彪一家在降落前把手表、鞋子都脱掉了(这是准备迫降的行为)，又怎么解释呢？二、难道是林彪一家要求飞机降落的么？飞机上还有存油，还能继 续前飞，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叛逃了呢？三、带着这么多的存油就要在野地里自行降落，明知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进行呢？难道有人要同归于尽么？四、飞机这种带油 降落而爆炸的结局，是林彪的主意么？ 许多有关“9·13”的谜还未解开。看来，林彪案件某些更深层面的东西，还有待于[url=javascript:;]历史[/url]来揭示。
机上飞行员奋起反抗导致林彪坠机
飞机坠毁前，机上有没有发生过搏斗?换句话说，是否有人向林彪开枪，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窝状弹孔，从而导致飞机不得不在旷野迫降?
　　中央专案组和空军专家，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对尸体照片进行的法医鉴定，对飞机机组人员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和上飞机的经过所进行的调查，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
　　这架专机的机组，原本由九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当时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员从机场调度室旁的招待所里，紧忙跑到停机坪时，飞机已滑向跑道一端，随即增速滑跑，腾空而起。
　　飞机起飞以后，机舱里情况怎么样，无从了解，如果发生搏斗，有人开枪，既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专车司机杨振刚和正在操纵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个机械师(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国外逃，铤而走险，来个鱼死网破。但是，对三个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审查表明，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开枪。
　　李平，空勤主管机械师，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是首批将“三叉戟”客机改装为专机的人员之一，技术精湛。张延奎，空勤机械师，二十六岁，刚结婚不久，中等个头，平时寡言少语，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专机任务。邰起良，空勤特设师，即负责机上雷达等特种设备，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三十多岁，身体高挑，精明强干；256号飞机强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发现机组人员没有到齐，主动拿起停机坪上电话，通知机场调度室主任喊机组其他人起床。在林彪一伙赶到机场登机时，邰还在机下等待，被持有手枪最后登机的林立果赶上了飞机，这时邰起良在扶梯上还频频回头观望。
以上三人，9月6日经团政委提名，师党委批准，成为林彪专机机组成员。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诉他们有任务，留场待命。12日下午7时40分，林立果乘这架专机去山海关，他们是下午5时临时得到通知的。到山海关后，林立果告诉他们明天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但并未说到哪里去。当时，潘景寅还向整个机组布置第二天早晨6时30分起床，7点吃饭，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飞机的去向。半夜1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执行任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我看了上述的结论，一个多年的谜团随之而解。可怜三位机械师，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之鬼。后来，令人宽慰的是，1980年前后，对三位机械师的组织结论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有关的证明书和应有的抚恤金。
　　机长潘景寅是否可能发难，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迫降时进行人为破坏，造成机毁人亡?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陆军选入空军学飞行的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在专机部队执行过许多重要专机任务。“文革”期间，武汉有名的“七二○”事件中，他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用伊尔-18飞机，从武汉两派群众斗争的混乱局面中，将毛主席等人紧急转移到上海一带。由于他多次圆满完成宋庆龄副主席的专机任务，有时宋出行时就指名要他担任机长。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就是由他代表中国的民用航空局进行谈判和接收的。此时他已是空军专机师副师长。后来，他又带领新组建的空地勤人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人员一起进行该批飞机的技术交接和改装与训练。不久，他的职务改为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在专机师的三叉戟机种里，无论从职务、资历，或者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据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第二副驾驶、飞行中队队长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对于林彪一伙要飞广州，可能事前空司副参谋长、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告诉过他，因此在研究航线和飞机加油方面有所准备。当然，知道要飞广州，不等于了解林彪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而对于林彪要出逃国外事前更是无法知晓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机械师之后，为什么不接着把机组其他人都叫起床?尽管他当时是有富裕时间的。估计是在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过电话要他准备飞机，要求上飞机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在林立果看来，要叛逃出国，机组人多碍事，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技术过硬、政治觉悟高，不会听他任意摆布。潘景寅在那种紧急状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有机械地执行命令。飞机朝南偏西方向起飞后，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即京广航线飞去。但不久，飞机在空中缓慢画了一个弧形，朝蒙古方向飞。可以想像，这个迟疑不爽快的转变航向的过程，可能是潘景寅在受威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前面提到的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没有发现人为破坏导致机毁人亡的痕迹。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的一个成员。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发给其家属盖有总政大印的证明书。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
　　亡”。专机师政治处确定“按师职或十三级以上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海淀区民政局据此发给潘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排除了外电关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谣传，那么机上人员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从尸体上的伤痕看，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陆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从林彪、林立果、张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卧状态下流出来的。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些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被烧的，这在叶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为明显。
　　对尸体现场位置的分布，专家组未做分析。我认为这似能说明他们生前在飞机上所处的部位。飞机尾部擦地着陆后失去平衡，右水平舵尖划地导致飞机左倾，左机翼先折断，接着飘浮的机身继续向左滚动，使右翼也折断到左边，之后两翼折断的机身可能肚皮朝天，呈圆筒状前冲起火爆炸，机上人员不排除是同步甩出机外。据此推测，1至3号尸体，生前是坐在机舱后部联装座椅上(死后他们距离最近一组座位架只有三十米)；4至7号尸体，生前像是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三个机械师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首长”的任务。说来也巧，九具尸体，林彪处于中央，死后仍然“以我为中心”。8、9号尸体，叶群死后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挥飞机降落(这同她在北戴河96号楼指挥夜逃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
林彪机毁人亡，确实如同人们所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本文前面所述，以及空军专家组的结论提到的以外，还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林彪使用的专机，原来是“子爵型”飞机，9月6日才确定以“三叉戟256号”取代，而“子爵型”飞机是一种飞行速度较慢(时速四百五十公里)的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必须进行野外迫降时，其危险性显然低于“三叉戟”喷气式飞机；他们夜半出逃伊尔库次克，既然机上没来得及带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在进入蒙古境内后，潘景寅本应该按照他过去驾专机飞莫斯科时，沿铁路线这一明显的目标飞行，一旦飞不到伊尔库次克也可中途在乌兰巴托降落(按：中苏之间的民航飞机就是沿这条航线飞行的)。然而，由于飞机是在对立国家上空飞行，林彪一伙清楚了解蒙古境内的防空部署，沿铁路线有好几处苏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不得不在铁路以东寻找航线，这就使得飞机燃料将尽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什么位置，而不得不贸然迫降。
　　如何解释这种偶然性呢?有人说这是“天意”，有人说这是“报应”，还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洪福齐天”……难道真是上帝或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的安排吗?应当寻找唯物主义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条原理：“事物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就是说，贯穿于所有种种偶然因素之中有一条主线，即是事物的必然性。林彪阴谋搞武装政变、暗害毛主席，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毛主席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这就迫使他们除了出逃别无选择。而在谋划出逃时，偏偏他自己的女儿林立衡认为叶群和林立果可能“劫持”林彪远走高飞，向
　8341部队做了报告，他们在8341部队派车追赶下，狼奔豕突，一切事前拨打的如意算盘，都吓得丢到九霄云外，于是，一系列的偶然性随之而生。他们在众多偶然因素的胡同里冲撞挣扎，沿着必然性的主线滑到了绝路--机毁人亡。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来华访问，周总理陪同他到上海参观。在上海，周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上海及华东的党政军负责人，讲话中谈到“九一三”事件的经过。周总理阐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道理。总理说，就他们所作所为来讲，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