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行剧透结局: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hantangs 历史上的岳飞并非愚忠！——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从岳飞之“忠”看宋朝士人的政治取向）
 
　　
    提起岳飞，很多人立即就会联想到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就会想到一个忠臣义士形象。尽管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流传甚广的民间演义小说演义小说却虚构杜撰出岳飞的“愚忠”形象！但是，自明清以来，岳飞却成了统治阶级宣扬“忠君至上”的典范。解放以来，现代史林诸贤，曾屡屡为评价岳飞之忠而操笔伐戈，仅从五十年代关于岳飞是否“愚忠”的大辩论至今，见诸报章刊头的专文，已逾数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评史兼论及岳飞之忠者，更是无以尽计。然纵观诸家之说，大约可分为两派：其一是所谓“愚忠”说，认为岳飞之忠，是绝对忠君，其所作所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驱使下干的。甚至直到临刑前，“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飞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业，”铸成千古奇冤，使岳飞“却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惨杀了”。1985年2月，黄 君萍氏在《晋阳学刊》上又大论《岳飞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论述了这写观点。其二，是承认岳飞之忠里包含有忠君思想，但决不是对皇帝无限忠诚。如王曾瑜先生所说：“岳飞确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如后世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得忠君”。而龚延明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在抗金斗争和反对赵 构、秦桧妥协投降政策上，岳飞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岳飞确有忠君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争论数十年，却始终没有哪方能“大获全胜 ”。    由此看来，仅仅对岳飞忠君与否进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对此公案，笔者学疏识浅，本无发言之权，但因近年留意于宋代社会伦理思想，对岳飞之“忠”曾尝试着进行了一些“质”的分析，偶有一点浅见，现陈述于后，以就教于诸贤。    一、宋代“忠”的内涵    “忠”，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它不仅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人身上体现时，还有着不同的内涵。评说岳飞之忠，不可不分析宋代“忠”的具体内涵。    本来，在先秦时期，“忠”是表示各种人际关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内涵。自秦汉封建专制形成之后，“忠”便成为君王对臣民的单向绝对要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再用“忠”来表述 相互情感和关系，“忠”的内涵，被强制的唯一地释为“忠君”。可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间，“君权天授”的迷信，被农民起义和统制阶级内部的激烈倾轧所粉碎。兵强马壮的军阀武夫，只需挟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弑帝，自称孤寡。如大臣冯道几易新朝，却全无不忠不义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强兵逼君“禅让”而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才重新宣扬“忠君”。如欧阳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为褒贬。宋真宗时，太子喻德鲁宗道私入酒肆饮宴宾亲，被纠察抓获，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为夸赞，誉为忠于君而不敢隐己私的典范。    但是，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谁会痴信“忠君”之行为天经地义呢，所以，尽管宋王朝皇帝费尽心思，一直没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对鲁宗道的小题大做，正是当时社会欠缺“忠君”风范的反证。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扬“忠君”的啦啦队，但却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念，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时刻“为江山社稷计”。如理学创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为君尽君道亦天理 也，”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尽忠。王安石则更尖锐地指出：    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易也。然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    不难看出，这些大宋臣民已没有多少“愚忠”的意识，竟然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开宣称：若君王多行不义，臣民不仅不必忠其君，甚至“ 放”（赶跑）、“弑”（杀掉）之，也是理所当然！注意，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却对此说得满不在乎。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并不仅仅在理论上反对“愚忠”，在实践中走得更远。到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整个汉民族被推到危亡关头，而腐败的宋王朝统治者，却在金贵族的屠刀下乞求哀怜，甘心出卖中原民族的利益，无耻地背叛了汉民族国家。放弃了组织宋朝人民反抗民族压迫、拯救民族危亡的起码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宋朝人民包括一大批文武官兵，马上无情地唾弃了卖国之君，公开发出以“忠于社稷，忠于国家”为忠的“忠义”怒吼，“忠”的概念再次升华，把仅有的一层名义上“忠君”的薄纱也彻底撕破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当宋钦宗为求和而罢免抗战派官僚李纲时，汴京城里立即爆发了以陈东为首的数十万军民大示威，他们杀主降官、杀宫使，随时准备冲入皇宫，旗帜鲜明地把矛头对准卖国皇帝，逼着宋钦宗立即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让他们率众抗金。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这种行动，是“以忠义挟天子”！这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次由臣民强迫皇帝去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利益！也是宋人第一次公开突破以“忠君”为忠的思想藩篱，给“忠 ”这一传统伦理概念赋于新的内涵。    随后，当宋钦宗一意孤行，与金兵订立城下之盟，下诏割让河间、太原、中山三镇以求和时，两河人民不仅不对换皇帝“愚忠”，反而焚毁诏书，杀掉钦差割地使！“抉其目而脔之”。用“城自为战，人自为战”，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壮烈行动，表达对皇帝极度轻蔑，对国家的无限忠城！    到南宋初年，忠于国家，已成宋人最光荣最基本的职责，也成为社会检验某种行为是否“忠义”的主要尺度。于是，当人们并不知宋高宗逃亡何处时，却始终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国斗争：北方蜂拥兴起无数“忠义民兵”，接连又出现了壮烈的陕州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楚州保卫战……就连曾与宋王朝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 各路农民、渔民、士兵起义军，也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金兵，而与宋朝抗金军民站到了一起。    正是因为社会以国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决心抗金更难。曾几何时，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打着“尽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宫而卖国投降时，朝野之间不仅不对皇帝惟命是从，相反，各阶层人士都强烈表示反对和愤慨。小小的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两日之间，坊刻万千，传遍天下。在历数秦桧误国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臣僚范如圭则警告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有听陛下北面而为仇敌之臣哉！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 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这“意外之患”是什么？为何“不可胜言”，宋高宗心里也很清楚：显然是指天下“六军万姓”要愤而唾弃皇帝！决不会是百姓对他的 “无限忠诚”！    从“以忠义挟天子”，到范如圭不可胜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忠”的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社稷。    顺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虽然南宋小朝廷亦极力宣扬以“忠君”为忠，却和北宋一样收效甚微。就连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的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许弟子们绝对“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爱民如子，使臣以礼”，然后才可决定是否“事君以忠”。并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尽礼而臣子仍尽忠，必将“致君臣不以善终”，这不是忠君，而是“贼其君者也”。可见，在宋代这样的社会里，岳飞之忠，是不会象后世宣传的那样“愚忠”的。    二、岳飞之忠，志在民族国家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正好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时代里。他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他所“忠”的对象是什么？宋高宗奖给他“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赵构本人吗？    许多人一再撰文强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主、祖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岳飞当然也不会分辨清楚的。因而“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可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赵构秦桧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尊师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这种现象曾作了精辟论述，先生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    1、当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宰相何粟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2、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其中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过御史方廷实，当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    “…………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请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 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臣，岳飞不能象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象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可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他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地热爱和对宋高宗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仇视。    让我们略举几例：    ——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他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当金兵猛攻建康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想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率众连战两日， 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建康失守后，当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一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下海后，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却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朝。在这种时候，“忠于皇帝” 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以忠义报国”。绝不应“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在及其坚难的情况下，他一直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准备相机收复建康，连续多次重创金兵。当他率师移驻宜兴时，他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    “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当绍兴八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求和时，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人大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当 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吓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继而又复奏道：    “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朝要求定了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    “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为粉饰丑行，对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    “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 “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金兵叛盟，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介（王旁）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奇（金旁）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刘光世率部进攻和州，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武昌），传旨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 “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坚决不从，宁可违抗皇帝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郾城大捷，才能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三、“愚忠”之论，可以休矣！    既然宋人“忠”之概念如此，岳飞之“忠心报国”又如此，为何史学界许多人一直要说其“愚忠”呢！这里倒并非是谁人有意贬低岳飞，而是对一些史实缺乏分析而产生的误解。笔者既要论岳飞之忠，自然亦要对此试条析一二。    我们应该注意，宋朝毕竟是封建时代，尽管宋人在“忠”内涵上有了创新，但仍是以朝廷为国家的合法代表，宋人可以不忠于皇帝，但却要忠于代表自己民族的赵宋王朝，可以说，在宋朝人看来，为国尽忠，只有通过支持宋王朝，才能表现出来。试想，如果宋人没有赵宋王朝这一旗帜和纽带，那与一盘散沙有何区别？毫无疑问，在阶级关系上，宋王朝是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反动政权，但在民族关系方面，宋王朝却是汉民族赖以存在的依托物，所谓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总是有类似宋王朝这样具体的地理上政体上的依托物，因此，宋人关于国家、民族的意识，一般是通过对赵宋王朝的支持与否来反映。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譬如被宋钦宗抛弃的三镇军民，是为自己的家乡本土而战，是为自己是汉人而战，再如北方沦陷区的忠义军，也是如此，其中的石（赤页），在山西文水县屡败金兵，粘罕以酷刑劝降，他厉声回答：爷是汉人，宁死不降。正是因为他们失去朝廷之后，才会想到高于朝廷之上的民族。而岳飞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的民族意识，只能依托于宋朝朝廷。所以，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宋朝人一样，岳飞必须承认朝廷是宋朝人的代表，必须承认皇帝是统治者，谁都能想象得出，如果当时有人敢公开称自己不服从皇帝，会招来什么麻烦。毕竟皇帝还是国家的合法代表，在岳飞的奏札言词中，言必称臣子，国必称朝廷，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据此并不足以说明岳飞是对皇帝无限忠城的。我们应该看到：当宋高宗不得以而抗金时，他成为捍卫民族利益的旗帜，岳飞的“忠于国家”、“忠于朝廷”，和“忠于皇帝”名义上是相统一的，或者说是一致的。这时的“忠君”，只是一种“忠于国家”的表现形式。当宋高宗对金乞和投降时，岳飞立即就与其进行斗争。这时的“忠”，就与“忠君”完全格格 不入了。岳飞之“忠”的实质，也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其实，就连宋高宗也不承认岳飞忠君，恰恰相反，宋高宗正是认为岳飞不忠君，认为岳飞是叛臣，认为“必杀飞始可和，”才伙同秦桧杀害岳飞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岳飞之“忠”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为国还是为君，才能看到其真实思想本质。    最为“岳飞愚忠”论者津津乐道的，大致有三点：一是岳飞镇压杨幺等农民起义军，二是岳飞面对十二道金牌，不该班师，三是当宋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时，他不该再对宋高宗抱有幻想。    其实，岳飞镇压起义军问题，近年来史家论述不少，依笔者陋见，并不是因为他的忠君思想，而是他的抗金立场所致。    究竟杨幺是否真的“连结李成”，勾结伪齐，目前史界还有分歧。但有一点诸家都同意：即岳飞认为杨幺是肯定与伪齐和匪兵李成有勾结的。这在许多史籍中都言之凿凿。如绍兴四年他上奏请出兵收复襄阳六郡时，曾提到：“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幺之窃发，俱为大患，上轸宸襟，然以臣观之，杨幺虽近为腹心之 忧，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岳飞受命出征杨幺时，又提到“臣契勘湖贼先与伪贼结连…….”所以，就岳飞主观愿望来说，杨幺造反朝廷，尚且不为大过，唯其“勾结李成”和“与伪齐结连”，则是直接危害民族国家利益的弥天大罪，也是岳飞所以“忠实地”执行宋高宗“剿平杨幺”的主要原因。所以，以此为据 来说岳飞“忠君”，显然是只看表面，未见本因。    其二，人们指责岳飞因“忠君”而不敢违抗十二道金牌，其咎亦未必应当。众所周知，岳飞这次大举北伐，出师便是违诏的，当岳飞连获大捷时，忽然接到班师诏令，并没有“忠实地”执行，而是立即上奏道：    “今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谋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发出这一“抗诏”之奏之后，岳飞不仅没有“班师”，反而乘胜进军，逼进朱仙镇。这时，宋高宗、秦桧“知飞锐不可回”，便采用“釜底抽薪”之术，先下令张俊、杨沂中等部后撤，严令刘奇（金旁）、韩世忠等部不得轻进，同时连下十二道金字牌班师诏，在这种形势之下，岳飞感到自己无力实现恢复中原的夙愿，且前有负隅之金兵，后有奸相之钳制。岳家军正处于危势，若坚持进击，虽可再获大捷，但却会断绝粮草军需供应之源，又失去牵制金军力量之左右翼，孤军深入，纵能支持亦不可长久，绍兴六年秋，岳飞亦曾孤军挺进陕洛，因军粮无继，士卒有饥饿而死者，那种惨境，岳飞还记忆犹新。况金兵见岳飞军孤势窘，必然会集重兵来围攻。其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岳飞忍痛班师而不再“违诏”，决不是因为“忠君”或“愚忠”，而是迫不得已。任何明智的军事家，都不会因自己的义愤而置千百万士兵的生命于不顾的。只要我们为岳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都不会怪罪岳飞班师的，更不会因此说岳飞“因愚忠而葬送抗金事业”。    至于说岳飞遭冤时，仍对宋高宗表示忠诚，抱有幻想，这种说法，其实主要是来自历代统治阶级故意虚构渲染岳飞忠君至上（譬如清朝乾隆皇帝）以及《说岳全传》之类的演义小说！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岳飞，从一被诏到临安，就对宋高宗的不义带有戒心，虽然相信“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但又预感到“万一不幸，亦何所逃”！待到狱中遭刑讯逼供时，岳飞悲愤地说：“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一直到临刑前，岳飞只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皇帝抱有幻想”的只言片语，倘若岳飞对宋高宗存有幻想，他为何不请求皇帝为他主持正义呢，他把自己的冤屈全对“天日”倾诉，不正是因为他看透宋高宗狼心狗肺了吗？他哪里“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洞察他的耿耿忠心”呢？
 
     明朝时期，人们推崇岳飞的忠义，但是更强调岳飞坚决抵抗外侮，抗击外族侵略者的事迹。而清朝乾隆皇帝充分肯定岳飞，多次写诗赞扬岳飞，还巡视了岳飞故里，并到岳庙岳坟祭拜。但是，乾隆比历史上的其他人又多做了一些事，他别有用心地把岳飞描绘渲染成一个绝对忠君的形象，特别突出强调了“君臣之义”。乾隆对岳飞形象的这一加工，成为后世很多人批评岳飞“愚忠”的源头，以至于清朝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所供奉的主要是关羽，却不愿供奉“愚忠”的岳飞。直到清朝末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才改变了民间秘密结社的方式，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下，把岳飞当成了反抗满清统治的旗帜。　　
    事实上，岳飞生前为了抗金、为了恢复旧山河，曾多次抗旨，很多历史学家指出，把岳飞视为“愚忠”，至少是不准确的。我认为，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岳飞的确有一点“愚忠”的痕迹。但是，抛开皇权专制制度，那么岳飞对于国家、对于自己民族、对于先进文明的忠诚，是无可指责的。也就是说，岳飞的忠诚里面，既有特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朝廷的忠诚，也有千古不变的，对于人间正义的忠诚。仅仅把岳飞描绘成一个“愚忠”形象，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岳飞的爱国与忠君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的力作《岳飞新传》中有一段精辟分析，现在附在下面：
 
『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大致是自秦汉以来，由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长期形成的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岳飞所处的时代，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保卫赵宋家天下、忠君思想融合为一。须知祖国、国家和君主，乃是现代人的不同概念。但是，忠君思想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愚忠。
后世人对岳飞“愚忠”的印象，其实并非真正得自于准确的历史记载。岳珂编写祖父岳飞的传记，即《鄂国金佗稡编》的《鄂王行实编年》，固然竭力讳避和抹煞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但强调、渲染和虚构岳飞的“愚忠”形象，还是更晚的事。
 
清朝乾隆皇帝为使臣僚对自己尽忠，有意将岳飞虚构渲染成对皇帝“愚忠”的楷模。乾隆皇帝别有用心地称赞岳飞“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
 
事实上，乾隆皇帝的此段评论并不符合史实，须知岳飞为抗金成功，并未回避久握军权之嫌，绍兴十年班师时，岳飞也未料想会遭秦桧的毒手。当然，给人印象最探者，还是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戏曲之类的艺术虚构。如清朝人钱彩的《说岳全传》，无视史实，虚构杜撰出岳飞死到临头，仍对宋高宗感恩戴德，忠心不二，他亲自捆缚企图造反的岳云和张宪，引颈受戮。其实，宋人尽管一般都肯定岳飞，但是却并未将他作为忠君道德的楷模，更无人认为他有今人所谓的“愚忠”思想。
 
理学集大成人物朱熹在肯定岳飞“忠勇”的同时，又认为岳飞“有些毛病”。“毛病”之一是“骄横”，“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毛病”之二，是“恃才不自晦”，锋芒毕露，不行韬晦保身之计。如今看来，朱熹的一些指责，倒恰好是岳飞的一些优点。例如岳飞在绍兴七年愤慨辞职，绍兴十年违诏出师，说明他对皇帝并非是绝对服从，而毫无怨尤。研究问题忌带表面性，若仅从今存宋高宗手诏和岳飞奏议着眼，总不免有表面应酬的官样文章。人们摘引此类文词，说明君爱臣，臣忠君，自然并不困难，却不足以说明实质性的问题。如果进行由表及里的探究，就不难发现，绍兴七年是宋高宗和岳飞君臣关系发生转折的一年。自绍兴元年到七年初，宋高宗需要擢用良将，安内攘外，以保全皇位。岳飞升迁最快，后来居上，一时成为宋高宗最器重的武将，甚至准备授以全国大部兵力的指挥权。岳飞在上奏中非常感激皇帝的破格提拔，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但是，自宋高宗取消兼统淮西行营左护军的成命，岳飞愤而辞职以后，围绕着设立皇储，要求增兵，对金和战等问题，君臣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宋高宗最后使用屠刀，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须忠君，事实上两者不可兼得。他在生前最后几年中，既对皇帝愈来愈不满，却又不能摆脱忠君道德的束缚。最后则是宋高宗对这个根本没有野心的将帅下毒手。人们不能苛求岳飞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却反而不容于世，成为专制腐败政治的典型牺牲品。在中华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巾，对后世子孙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为数并不多，而岳飞则是其中的—位。岳飞“尽忠报国”的精神，岳飞的高风亮节，不仅为表率于宋代，也激励着后世。残酷的宋金战争早已成为历史陈迹，金朝的女真人逐渐融合在汉族之中，其后裔也已成为汉人的一部分，仅有少量留在东北的女真人，成为后来满族的祖先。然而岳飞的崇高爱国精神，却长久地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神魂，砥砺着我们民族的志节。岳飞的不朽词作《满江红》，也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