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龟子的身高是多少:古人座次的尊卑和堂室制度——从鸿门宴的座次谈起

   我们在京剧里常常看到这样的场面：皇帝或者国君面南背北地端坐在龙案后，大臣们按尊卑次序出场，面朝北一字排开，遥向君主施礼，之后才文东武西两旁侍立。
    大臣们北面朝君，一定是以东为上，就是说按官位高低从东往西站定，这样一来，当然总是官位较高的在右，较低的在左，在右也就是在上了，所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上说，蔺相如当了上卿，“位在廉颇之右”。为此，廉颇很不服气。
    这种形式，人们都比较熟悉，所以看到古书里写的“北面称臣”一类的文字，也容易理解。
    可是看到《史记·项羽本纪》写的鸿门宴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就不太好懂了。怎么回事呢？范增面南背北地坐着，难道他的座位最尊吗？刘邦朝北而坐，好象还不如张良呢。总之，这跟人们从戏里和从故宫金銮殿上得来的印象，对不上号。
    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通过不少史料，归纳出这么一个结论：“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根据顾炎武的说法，我们大致明白了鸿门宴座次的意思。项王东向而坐，以尊者自居，让刘邦北向坐，不把他看成与自己地位匹敌的宾客。司马迁之所以不惜笔墨，一一写出每个人的座次，就是通过项羽对座次的安排，突出表现项羽藐视刘邦，以长自居的骄傲心理。
    不过，只理解到这个程度，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戏台上和故宫金銮殿上表示的是面南背北为尊，怎么又说“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呢？到底是南面为尊，还是东面为尊呢？
我觉得要想把座次尊卑搞清楚，完全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首先应该对古代的堂室制度有个粗略的了解。
    我们阅读《仪礼》，可以知道：古代贵族（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不论住的寝也好，还是祭祀用的庙也好，一般都是堂室结构，也就是说，这种建筑有堂有室。堂和室同建在一个堂基上，堂基根据主人地位的尊卑，有高低的不同，从而台阶多少也有差异。堂和室上面同为一个房顶所覆盖。堂在前，室在后，堂大于室。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属堂上，墙里属室内。这堵墙，靠西边有窗（牖），靠东边有户（室门），所谓升堂入室，就是从这户进去。堂东、北、西三面有墙，东墙叫东序，西墙叫西序，南边临廷（院落）大开，形式仿佛今天的戏台。堂的中间，一般有两个大明柱（楹）。荆轲行刺秦王，秦王绕柱逃避，就是这种堂间大柱。堂上不住人，是贵族们议事、行礼、交际的所在。室，长方形，东西长而南北窄，面积也不小。寝室住人，庙室祭祖。一般平民百姓不但没有庙，连住室也不是堂室结构，因而他们接待宾客在寝室，祭祀也在寝室，所谓庶人祭于寝，就指的这种情况说的。
    在堂室中举行礼节活动，大致有两种范围。一种是在室内，一种是在堂上。
    先谈第一种。在室内礼节性的座次，最尊的座位是：在西墙前铺席，坐在席上面向东，即所谓东向坐。其次是在北墙前铺张席，面向南而坐。再其次是南墙前席上面向北而坐。最卑的位置是东边面朝西的席位。清代学者凌廷堪在他的礼学名著《礼经释例》就更为确切地提出“室中以东向为尊”的说法。由此可以看出，鸿门宴座次的形式，就属于这种室内礼节活动的形式。项羽、项伯朝东而坐，最尊（项伯是项羽的叔父，项羽不能让叔父坐在低于自己的位置上）；范增朝南而坐，仅次于项氏叔侄的位置；刘邦朝北而坐，又卑于范增；张良面朝西的位置，是在场人中最卑的了。
    这种“室中以东向为尊”的方式，在贵族的祭祀活动中，表现尤为明显。
    拿天子的庙堂来说，我们根据东汉学者郑玄的《褅袷志》上记载简述如下：
    天子祭祖活动是在太祖庙的太室中举行的。神主的位次是太祖，东向，最尊；第二代神主位于太祖东北即左前方，南向；第三代神主位于太祖东南，即右前方，北向，与第二代神主相对；第四代神主位于第二代之东，南向；第五代神主位于第三代之东，北向，与第四代神主相对；第六代神位在第四代神主之东，北向；第七代神主在第五代之东，南向，与第六代神主相对。主人在东边面向西跪拜。（诸侯五庙，祭祖时神主的排法同上）。太祖居中，太祖左边这列叫昭，右边这列叫穆，这就是所谓昭穆之制。
显然，知道了这种昭穆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鸿门宴上座次的尊卑。
    此外，我们从《仪礼》中的《少牢馈食礼》和《特牲馈食礼》这两篇记载里，还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这两篇礼文分别记录了古代大夫和士在家庙中祭祀祖祢的具体礼节。祭祀也在室中举行。大夫和士不能象天子诸侯那样供奉神主，等级森严，不许他们有神主，他们行祭的对象是“尸”。这个尸不是尸体的意思，而含有“主”的意思。什么是尸主呢？孝子祭祀时，不见亡亲的形象，哀慕的心情无所寄托，于是就以兄弟一人为尸主，也就是用他来代表死者的形象，作为行祭施敬的目标。后世用画像代替了“尸”。这两篇礼文里，尸的位置都是在室内西墙前，东向。由此可见，“室内以东向为尊”，无论是对活人，对死者（神主），还是对暂充死者的活人（尸），都是同样有效的。
    以东向为尊，在史书中有充分的反映。比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上说，井陉口之战，韩信俘获广武君李左车，请他东向坐，韩信对面施礼求教。《史记·周勃世家》上说，周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自居东向的座位，很不客气的跟儒生们谈话。《史记·武安侯列传》上说，田蚡“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田蚡认为自己是丞相，不可因为哥哥在场而申私敬，免得屈辱了丞相之尊。《汉书·王陵传》上说，项羽取王陵母置军中，王陵的使者来，项羽让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打算用对王母的这种礼遇来招降王陵。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认为，即使有的东向坐的场所，不是在堂室结构的室中，而在别的什么房子里，或者军帐中，只要不是在堂上，其实这一般都是属于“室中以东向为尊”的类型。看来，这种形式不但来源很古，而且普及于社会各个阶层。
    可以设想，上古的一般平民百姓，当然没有经济力量兴建那种堂室结构的住宅，他们只能盖面积较小的房屋。尽管如此，他们的婚丧、祭祀、交际等等方面也一定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传统仪式。．由于居住条件的制约，这种“以东向为尊”的形式，在民间更易于广泛而持久的流传。因而，即使象周勃那样出身于以编织蚕薄为生的贫苦劳动者，一旦当上了大官，也自然而然地知道“东向为尊”，这想必是他自小习见，长期受风俗熏染的缘故。
    就这种礼俗形式的广泛性来讲，可以肯定顾炎武归结为“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的确是一项很有意思的概括，它帮助人们理解了一些历史上的礼俗现象。不过，我们认为凌廷堪的“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的提法，是比较更为概括、更为全面的。

底下就略谈一下堂上的礼节活动，来说明一下我们的看法。
    关于堂上进行礼节活动的形式，在《仪礼》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我们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堂上举行的各种礼节，就其座次来说，就不是“以东向为尊”了。堂上东向坐的席位，当然是个受尊敬的位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南向位、西向位往往比东向位更尊。比如《乡饮酒礼》中的堂上的席位，主人在东序前西向而坐，宾席在户牖间，宾南向而坐，介（介者副也。宾是正宾，介是副宾，好比今天我们请客人，还请来陪客的，以显示对客人的尊重。）席则在西序前，介东向坐。实际上主人和宾的座次都比介的座次为尊。再如《大射礼》中堂上的席位，西向坐的公，南向坐的宾，以至东南方北向坐的诸公，都比东向坐的大夫尊。公的座位是主位，其尊是不待言的了。堂上东向位是客位，可是这位置在客位当中也不是最尊的，最尊的是户牖间的南向而设的宾席。所以凌廷堪的“堂上南向为尊”的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还有，在《少牢馈食礼》中说，作为主人的大夫，在庙堂的室内行祭之后，接着就在堂上对刚当过“尸”的人行三献之礼，尸的座席在户牖之间的墙下，尸南向而坐。而侑则在西序前东向而坐。侑是什么人呢？侑是主人从异姓来宾中选定的陪尸受礼的人。陪“尸”受礼，东向而坐，虽也受礼敬，到底是个陪衬，他的座次，既不能说尊于尸的南向座，更不能说尊于主人的西向座。
    由此可知，堂上的礼节活动的座次，就不能说“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似乎说“堂上以南向为尊”也还不是十分准确的。应该说“堂上宾位的座次以南向为尊”更周到些。只有一国之主或一家之主面南背北地坐在堂上，才能说他的座位比在场的其他位置都尊，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那种戏台上常见的情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