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麟外传之龙游浅水:国民党将领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国民党将领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组图）

2011-07-13 00: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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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叫“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说的是他自己，而这个辞修，指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
　
　　陈诚，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陈诚主政台湾期间，对稳定国民党在台统治作用甚大。陈诚是蒋中正的亲信，也是自黄埔成立后蒋中正执政的心腹之一，有“小委员长”之称。国民革命军内部由陈诚领导的派系亦有土木系之称。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一败再败。这一年，蒋介石将陈诚派到东北战场，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意图夺取整个东北。
　　陈诚在东北连吃败仗，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元气大伤。那时，国民党内的舆论一致声讨陈诚的败绩，甚至有人提出应该“杀陈诚以谢天下”。在被迫离开东北之时，陈诚已经是贫病交加。
　　1948年10月，陈诚去往台湾。1948年年底，陈诚接到“台湾省主席”的任命。

1949年3月，在台北的陈诚
　

　　经营台湾

　　入境管制和戒严令虽能防范于一时，却不能根本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为此，陈诚就职之初就提出了“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施政纲领。民生第一，就是要优先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陈诚首先决定从农村入手，通过土地改革解决农民问题。

　　早在1931年“围剿”红军时，陈诚就仔细研究过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他对苏区农民分得土地后迸发的生产热情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陈诚担任湖北省主席期间曾按照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实行“二五减租”。此举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缓解了地主与农民的尖锐对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所谓“二五减租”指的是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陈诚主政台湾后，同样推行这一制度，只不过把名称改成了“三七五减租”。

　　事实上，“三七五减租”政策一推出便遭到了台湾地方士绅和省级参议院的公开反对。这些人大多都是台湾本省的地主。

　　为了顺利推行“三七五减租”，陈诚召集这些地主开会，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向他们说明，一方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后，粮食产量会有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陈诚计划将国营水泥、工矿、造纸、农林四大公司转为民营，通过发行公司股票，作为向地主收购土地的代价，鼓励地主投资工业。他形象地比较说，农业利润只不过是数学级数（大陆称为算术级数），而工业利润却是几何级数。

　　地主们最终接受了陈诚的“和平土改”方案，“三七五减租”得以顺利推行，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1949年，台湾粮食总产量达到120万吨，比上年增产21万吨。

　　“三七五减租”确实给农民特别是佃农带来了巨大的实惠。据彰化县大桥村的统计数据，全村200户中，140户为佃农。减租后，佃农新盖房屋者7户，休整土地者20户，购买耕地者4户，购买耕牛者40户，娶妇完婚者25户。当时，台湾农村称刚过门的新娘子为“三七五新娘”，足见“三七五减租”的巨大社会功效。

　　一年后，陈诚改任“行政院院长”，但仍倾注全力推进土地改革。台湾土地改革通过和平赎买的手段，成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将地主的农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台湾60年代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陈诚去世，大批农民自发前往台北市殡仪馆为其送行。据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回忆：“送葬那天，好多从中南部来的老农民跪在地上哭，哭了不走。”直到今天，台湾农民仍然很亲切的称其为“陈诚伯”。

　　陈诚接掌台湾时，国民党在大陆滥发金圆券，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当时的台币采取了与金圆券挂钩的政策，受其连累，台币也随之急剧贬值。

　　与此同时，大批机关和国民党军队迁台，所有费用都由省政府垫支，造成省财政的巨大亏空，台湾银行不得不增发纸币弥补亏空，结果台币进一步贬值，整个台湾金融陷入恐慌状态。

　　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完全打乱了台湾正常的经济秩序，陈诚不得不进行币制改革。从1月到5月，经过陈诚不断地申请，国民党中央同意台湾进行币制改革。为配合币制改革，政府做出了三项承诺：

　　一，中央军费和公款开支允许用中央存台物资与黄金折算偿还；二，中央在台生产事业悉归台湾省政府统一管理；三，中央借80万两黄金作为改革币制基金。

　　6月15日，一切准备就绪，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2亿元，旧台币40000元兑换新台币1元。由于准备金充足，允许自由兑换黄金和外汇，同时脱离和大陆金圆券的联系，新台币很快便取得了公众的信任，台湾的财政金融危机迎刃而解，经济秩序也迅速恢复正常。

　　在台湾省府任上，陈诚曾组织地方自治研究会，历时4个多月完成了“本省调整地方行政区域案”、“台湾省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草案”、“台湾省县市长选举罢免规程草案”，成为日后制定台湾地方自治法规的基本依据。

　　此外，陈诚大力推行计划教育，扩大办学规模，帮助学生尽快就业，同时强化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控制了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为未来台湾的经济起飞准备了人才。
　

1959年2月，在台北的陈诚
　

1959年2月，台北，考察玉米地的陈诚
　

1959年2月，台湾，陈诚
　

1961年9月，台湾，阳明山会议上的陈诚（左）与蒋介石
　

1961年9月，台湾，阳明山会议上的陈诚
　

陈诚
　
　　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人们的印象中，陈诚始终被人们视为蒋介石的股肱和心腹。但从2006—2007年台北出版的陈诚的《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以下简称《函电》)和陈诚的《家书》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日记》等史料来看，陈蒋关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亲密，而是有时也冲突得厉害。
　
　　1931年下半年发生的邓演达(字择生)被杀事件，一度就使陈诚萌生过离开蒋介石的念头。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四·一二政变”后，一直坚持反蒋。1931年8月17日，邓在上海被捕。翌日，蒋在日记中有云：“邓演达昨在上海被捕，天网恢恢，终难幸免也。”5天后，陈诚闻讯，迅即从江西前线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回电表示“准从宽大处理”(《函电》第63页)，陈诚也“深信总座之伟大，决不我欺”(《家书》第127页)。但到12月中旬,陈诚却得知邓演达被判处死刑，遂于19、20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继先总理之宽大”，不要处死邓演达，并表白自己此举“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但蒋不为所动。邓被处死后，陈诚公然对蒋表示“人亡国瘁，病彻肺腑。……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要求蒋改任朱培德主持江西军事，自己则“决即日离职赴京请罪”。蒋在复电中严厉斥责陈“因私害公，因友忘党，有负职责”(《函电》第63页)。
　
　　此后，陈诚对于辞职一事虽未再提，但对邓演达仍给予高度评价，而对当权辱国者和蒋介石加以激烈批评，称“现在卖国自荣和弃职辱国者，均逍遥自在，独择生兄抱憾以死，为革命而死，死何足惜”。他还抬出孙中山以批评蒋介石，“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言论自由，而择生兄死于言论攻击政府之黑暗，然则言论实为死由矣。……今后不言革命则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总理之主义，而仅挂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实，我敢断(其)不会成功也”(《家书》第131、134页)。这至少表明，在30年代之初，蒋介石的地位还很不稳固，陈诚对蒋介石也不够信服和“忠诚”。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对陈诚越来越倚重。1942年12月，蒋介石指示陈诚担任“远征军总司令或司令长官”，前往云南，准备“明春能如期反攻，不致贻误大局，为外人所蔑视”(《函电》第539页)。陈诚鉴于同年3至8月间中国远征军的首次赴缅作战，完全成了掩护驻缅英军的撤退行动且远征军伤亡惨重，因此明确反对短期内再次赴缅作战。他在是年12月31日的特急电呈中,分析英美“各顾其根本”,即都把自己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函电》第537—539页)。但陈诚迫于蒋命，还是在1943年3月6日与史迪威同飞昆明。
　
　　1943年8月间，陈诚鉴于“今日部队实际情况，确属难言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遂在9月6日致书蒋介石，称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瞻念前途，陨越堪虞。为免贻误戎机，重视责任起见，谨恳钧座赐准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行派员接充”(《函电》第554页)。蒋介石迟至9月15日才回函，严斥陈诚：“你近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省，我不得不对你作最后之规谏。……这种跋扈恣睢之形态，除非政府已倒国家将亡，纪律纲维荡然无存时，乃始有此。”(《函电》第555页)同日，蒋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蒋介石日记》1943年9月15日)这也可见两人言辞冲突之激烈。17日，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迅速回函表示“不胜警痛”，“负罪实深”，但仍然力陈“今日国家莫大之隐忧，普遍之危机”以及反攻缅甸可能面对的困难。为了表白心迹，缓和蒋对自己的不满，陈诚在当年的双十节向蒋进呈了近万言的《〈贞观政要〉读后摘要》，其中虽不乏“敢云仰酬高厚，庶几竭尽愚忠。以钧座之英明神武，必能远迈汉唐而上之也”等谀词(《函电》第558页),但引退之心未有稍减。到11月底，陈诚以严重胃溃疡为由回重庆治疗，蒋遂改命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蒋介石的文胆武将－陈布雷(左)和陈诚(右)
　
　　陈诚对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屡有批评，主张“根本改革党政”；对许多政府官员、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事例，甚至点名道姓的批评，因此引起蒋的不满。蒋责备陈诚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说“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并警告陈诚要“切思而自反”(《函电》第77页)。蒋不仅多次批评“辞修器量狭窄”，在1947年3月的日记中甚至写有非常激愤之语，如“所可痛心者不仅外人以冷眼观吾国，即战高级将领如辞修者，亦莫不对政府经济政治各种重大之政策，动辄猜疑与诽谤，其失却自信心类皆如此者，不胜痛愤”(《蒋介石日记》1947年3月28日)。但陈诚依然故我,同年8月他以参谋总长身份接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主持东北“剿共”，实际悲观至极，《家书》中多次坦陈其时局观，称“以现在中央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如不改革，只有同归于尽”(《家书》第554、557页)。甚至说“无怪一般咸认为，欲中国有办法，非推翻现政府不可”，并且再次萌发脱身而去之念，“决心已定，决先辞参谋总长，再辞东北行辕，总期脱离政治与军事”(《家书》第556—557页)。巧合的是，同年底陈诚胃疾复发，翌年2月初得辞本兼各职，手术后赴台湾疗养，年底担任台湾省主席。
　
　　陈诚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属于比较具有政治头脑的人，办事思虑细密，也相对洁身自爱。他确实自视甚高，屡把非中央系的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何健、韩复榘等称为“封建势力”，与孔祥熙、宋子文也有矛盾，对把持国民党组织系统和党务工作的陈果夫、陈立夫非常不满，对蒋介石倚重的特务系统屡加批评，与汤恩伯、胡宗南也存在矛盾。因此，在派系林立的权力网络中，陈诚除了顺从和依靠凌驾于权力网络之上的蒋介石之外，几乎难有立足之地。故陈诚在一些事情的见解上虽然与蒋介石相左，言词上也有顶撞，但绝对少不了向蒋表白，他与蒋“名虽部属，恩深骨肉”(《函电》第572页)，称“蒋先生之爱我望我，虽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家书》第186页)。所以陈诚虽然多次想“脱离军事与政治”，甚至离开蒋介石，但有多少次辞职和“病休”，随后就有多少次再作冯妇，直至熬到白头。
原文来自：国民党将领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