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雀花:思想大家、平叛高手……王阳明(转贴)

〔按〕最近看书，说是古人成就“三不朽”者，我国历史仅有2人，其中之一就是王阳明，好奇其作为，特搜到一篇文章，发现其人果然厉害，呵呵。明朝以降的历史果然值得俺们学习。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晚年居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他的学说——王学（阳明学）——也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

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先生著《王守仁》，说他是明代学者的重镇、宋明理学的高峰。钱穆还曾说：“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即使在明朝人看来，王阳明的个人魅力也确实非凡。明末崇祯时期的学者黄景昉说：“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等，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亦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这种豪杰之气，使王守仁几乎很难得到“醇儒”的赞誉。然而，他在生前却确实以近乎诡辨的睿智和显赫的军功征服了世人。

当代学者陈来先生曾说，王阳明身上最典型的精神气质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豪雄、神秘。对于王守仁的一生来说，作为政治家，其豪雄之气无与伦比；作为文学家，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作为思想家，他是一个提倡神秘主义的牧师，影响深远。

政治家：坎坷之途（1）

王守仁的一生，几乎体验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科举、任官、谏诤、廷杖、贬谪、平叛、晋爵、受诬、辞官、病老等。其中正德十四年（1519）在江西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视为王守仁的不世奇功，而新建伯的爵位也由此获得。

然而，王守仁的政治生涯却体现为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政治声望不断升高，另一方面却是仕途日趋坎坷。平定宁王叛乱，无疑代表着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在此之前，王守仁恪守着一个官员兢兢业业的本分，却从未受到重用；在此之后，王守仁一定是想起了功成身退的古训，所以借着为父亲守丧的名义居家不出，但却拗不住朝廷的征用，最终死于军旅劳累。

王守仁出身于浙江余姚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幼年的王守仁，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因此拥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据王守仁门人钱德洪所编定的《年谱》，王守仁的先世可以追溯到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那里，甚至更早。从王守仁的六世祖王纲开始，余姚王氏就以文学知名。王纲曾受到刘基的赏识，出任广东参议。王守仁的高祖王与准，精通《周易》、《礼记》诸经。后来，王阳明以《周易》中第，正体现了他的家学渊源。王守仁的曾祖王世杰，曾贡入太学，也有著作行世。祖父王天叙，虽然在功名上没有什么成就，但却被后人描述成陶渊明、林逋这样的隐士。从六世祖到祖父，王守仁的家世似乎正在逐渐没落。不过，家学的渊源和积累，最终在他父亲王华那里得到了体现。

成化十七年（1481），父亲王华中状元。这一年，王守仁仅十岁。次年，王守仁即随着其父来到北京。在北京的岁月里，王守仁表现出一般少年不易有的豪迈。例如，他十二岁时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有眼如天，真是气魄不凡。他在十五岁时练习骑射，甚至还想向皇帝上书，提出一些建议。他这样的举动，在父亲王华看来，自然非常诧异。王华屡次责骂他“狂妄”。在明代重文轻武的风气里，王华的这种态度是很正常的。

王守仁心有旁骛，科举自然不顺利。尽管他天资聪颖，并且在弘治五年（1492）就中了举人，但是此后两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大受打击。一直到弘治十二年（1499），王守仁才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此后，忤刘瑾、平宁王之叛、征思田二州，王守仁一路走去，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许多标志性的事件。

忤刘瑾一事，《明史》的记载非常简单：“正德元年（1506）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

事情始于刘瑾的擅权。正德初年，尚在武宗做太子时就小心侍奉的太监刘瑾等人，得到了武宗的宠信，号称“八党”，引起老臣刘健的不满。刘健、谢迁等内阁大臣连疏攻刘瑾。最初，武宗虽袒护宦官，但对刘健等人还算客气，对他们说：“天下事难道都是内官所坏？朝臣坏事的，十个里面常常有六七个。”然而，谢迁、刘健坚持要诛除刘瑾等人。刘健面对一日数次奉命前来为刘瑾等人求情的太监，推案而起，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以付大事。今陵土未干，却让太监们将朝政败坏至此，死后以何面目再见先帝？”刘瑾等人吓得整夜围着武宗哭泣。武宗最后不仅不怪罪刘瑾等人，反而将参与攻击刘瑾的一些小臣逮捕，并授刘瑾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刘健等人只得请求致仕，归乡养老。

这一事件，最后的结果显然是刘瑾大获全胜，因此也便引起了言官们的不满。南京科道官戴铣（ｘｉǎｎ）等人上疏进谏，请求驱逐太监苗逵、高凤等人，抚慰刘健等人，以安其位。但是，武宗见疏大怒，命令将戴铣等人逮系诏狱，施以廷杖，而后除名。当时，王守仁任兵部主事，对武宗过度宠信刘瑾、迫害言官的举动，深感不平。他便向武宗上了一个奏疏。疏中说：“我听说君仁则臣善，像大舜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能隐恶扬善。戴铣等人居谏官之职，以言为责。他们的话如果是对的，自然应当嘉纳；如果不对，也宜包容。”这篇后来在文集中标名为《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的奏疏，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之气，而是一篇委婉劝谏的文字。然而，即便如此，这一奏疏仍是引起了刘瑾和武宗的震怒。于是，三十五岁的王守仁被投入诏狱。不久，王守仁被廷杖四十，贬到贵州龙场驿（约在今贵州省修文县境内）做一个驿丞的小官。这是他出仕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北京，调任南京吏部尚书。

在蛮烟瘴雨的荒山绝域，王守仁艰难地度过了三年岁月。正德五年（1510）初，王守仁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做了吏部验封清吏司的主事。此后，王守仁按着官场规则有条不紊地升迁。此时，兵部尚书王琼很赏识王守仁的军事才能。正德十一年（1516），在王琼的荐举下，他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这样的任命，原意是要王守仁去镇压赣南闽北山区的农民起义，不过却偏偏成就了王守仁在江西的一次更伟大的军事行动。

据说，当正德十四年分封于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震惊不已，只有王琼却十分自信地说：“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在十六世纪初，杨一清、王守仁、王琼都是懂得军事的文臣。王琼和王守仁还被人称作“二王”。“二王”一主内，一主外，迅速地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堪称最佳搭档。

政治家：坎坷之途（2）

宁王之乱始于该年的六月。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平定那里的叛乱。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平叛就会有困难。所以，他发布檄文，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两城，逼近安庆。而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当时有人建议王守仁往救安庆，他不肯，分析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我们腹背受敌；而我们直捣南昌，南昌守备空虚，我们的军队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宁王必定回救，到时我们迎头痛击，肯定会取胜。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所料。

最终，叛军与王守仁军在鄱阳湖相遇，展开激战。王守仁的军队在战役中获胜，生擒朱宸濠。从叛乱发生，到平定叛乱，前后仅三十五天。对于用兵之术，王守仁曾经总结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仅从这一番话，可见王守仁在平叛中的镇定。然而，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武宗身边的佞倖之臣，平时与宁王交往密切，心态极端复杂。一些佞倖之臣希望王守仁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让已经南巡的武宗亲自“擒获”朱宸濠，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以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所以，终武宗一朝，王守仁平叛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的大功才重新翻起，加官晋爵。

然而，正德十六年（1521）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也就是说，世宗本人对于王守仁的态度，有从最初的欣赏到最后的疏远这么一个转变过程。转变的原因无从得知。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许他推辞，稍后又特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不久，加封王守仁为新建伯，世袭。嘉靖元年（1522），父亲王华去世，王守仁回乡守制。之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引起世宗的注意。

在朝中，推荐王守仁的上疏接二连三，但所有这些举荐都被驳回或不予理睬。直到思、田二州的土目叛乱，眼看着总督姚镆等人无法收拾，世宗才在嘉靖六年（1527）六月同意廷臣的会推，命王守仁代替姚镆总督两广兼巡抚。当时的议礼宠臣桂萼也请召用王琼、王守仁“以济时艰”。于是，当初在平定宸濠之变中建功的两位文武全才——王琼与王守仁，先后出现在三边和两广，一御外侮，一平内乱。

思、田二州的叛乱，涉及到土官、流官及民族关系，问题较为复杂。后来，王守仁在征伐的同时，重点采取招安的手段，并且提出恢复土官的建议。作为最能戡乱的文臣，在思、田二州的平叛中，王阳明多次受到皇帝褒奖。思、田二州平定之后，王守仁顺便平定了断藤峡诸寨的苗民起义。随后，王守仁向朝廷报捷。捷报中说：“永除百余年来两广心腹之患，花费不及一次大规模军事征讨所费的十分之一，而成功则是它的好几倍。”这一段话，刺激了世宗。皇帝不满地说：“这份捷报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桂萼也因他事对王守仁不满，遂借机攻击王守仁“征抚交失，赏格不行”。这样，有大功于朝廷的王守仁再次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这时，王守仁因常年的军旅生活病倒了，便上疏辞官。也许是心灰意冷的缘故，他推荐了一个人接替自己的职位，竟然不等皇帝的旨意就回乡了，不幸于途中去世。由于王守仁是擅自离职，所以，世宗没有给王守仁恤典，甚至连爵位都不让他的子孙继承。虽然王守仁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但人们不会忘记他。据记载，在他的丧车经过江西时，军民无不痛哭送行。

作为政治家的王守仁，尽管有非凡的政治与军事才能，却始终没有得到正德、嘉靖两朝皇帝的赏识，最终还落得死后差点削去爵位的下场。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世宗还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在世宗看来，王守仁肆意传播自己的学说所造成的后果，远不是他的军功所能抵消的。那么，王守仁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呢？

思想家：有无之境（1）

作为思想家的王阳明，远比作为政治家的王守仁要有名得多。他创立的学说，影响了明代中后期数代学者，也一直影响到近代学者，并且远播朝鲜、日本等国，成为与宋儒朱熹的学说齐名的理论体系。说“齐名”，其实是一种“对立”。在十六世纪初朱熹学说一统天下的情形下，王守仁的学说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日益死寂的思想界，而王守仁也因此遭到许多朱子学学者的攻击，被他们视为“异端”。但是，在整个明代中后期，王守仁的学说流传于大江南北，并且深入影响到最基层的庶民群体中。我们今天来看王守仁的学说，首先要了解王守仁的学说是对朱熹学说的继承和突破；其次，要了解王守仁的学说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无善无恶心之体”等重要命题。

像大多数当时的士子一样，青年时代的王守仁也信奉流行的朱子学说。他认真研读程朱理学的书，对宋儒朱熹所提倡的格物穷理的道理深信不疑，相信“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他在二十一岁时，突发奇想，想从父亲庭院里的竹子一“物”里格出“理”来。于是，在接下来的七天七夜里，他面对竹子苦思冥想，结果不但没有悟道，反而病倒了。这样的例子，在明代学者中并非少见。后来一位名叫罗汝芳的学者，曾想面对一盆水静思“心平如水”的至理，结果也病倒了。

这件事情，对于王守仁的打击极大。但是，王守仁是一个自小就立志成圣成贤的人。据说，他十二岁时问塾师：“人生第一等大事是什么？”塾师回答说：“读书登第。”当时，王守仁就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受到格竹致病的打击之后，王守仁继续寻找成圣的道路。二十七岁时，他相信朱熹的读书之法，按着朱熹所提倡的读书法去做，但是却导致旧病复发。随后的岁月，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举考试之中，并且在一年之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这时，对王守仁来说，成圣成贤的欲望肯定在短期内被成为一名优秀官员的想法压倒。

王守仁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迷恋于佛、道之学，但是，到弘治十五年（1502）他也渐渐感觉出佛、道之学的不对。那一年，他在杭州虎跑寺见到一位禅僧。他对禅僧说：“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正在打坐的僧人睁眼起身。王守仁再问：“有家吗？”和尚说：“有母亲在。”王守仁说：“想念她吗？”和尚说：“不能不起念！”王守仁对和尚说：“爱亲，是人的本性。”僧人流着泪向王守仁道谢，第二天就还俗了。看得出来，到十六世纪初，当初驰骋于古文、沉溺于佛道的王守仁，已经渐渐与这些学问决裂了，而朱子学又不能满足王守仁成圣成贤的要求，那么，王守仁只有通过自己的悟道，才有可能进入新的境界。他的思想的真正转折点，发生在他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的那一段时间。

正德三年（1508）春，王守仁来到贵州龙场驿。龙场在贵阳西北万山丛棘之中，环境极为艰苦。当地居住的人多半是苗人，说的话王守仁根本就听不懂。能与他交谈的，也不过是从中原地区流放或亡命于此的人。王守仁刚去的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他便教土人们夯（ｈāｎɡ）土架木，建造住所。由于他具有渊博的知识，附近的土人渐渐依附于他，向他学习。他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处所，用以教育当地土人。

当然，王守仁在龙场的最大成就是“龙场悟道”。王守仁在龙场驿，带着不少随从。王守仁是一名学者，自有在艰苦环境中坦然处之的涵养。但是，他的随从们却一个个病倒了。王守仁被迫自己打柴担水，做稀饭给随从们吃。他又担心他们心情抑郁，便和他们一起朗诵诗歌，唱唱家乡的曲子。惟有这样，随从们才能稍稍忘记当时的处境。然而，王守仁却始终在想：“如果是圣人，面对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办法呢？”昼夜苦思的王守仁，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也就是说，王守仁认识到朱熹所强调的在外物中寻找至理的方法是不适合自己的，每个人应当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理”。这非常接近王守仁后来提出的“心即理”之说了。这一年，王守仁仅三十七岁。

次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并以此教学。“知行合一”的命题是针对当时常见的“知而不行”的社会现象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一命题刚刚提出，就受到普遍怀疑。后来他的学生王栋也说：“阳明老先生初讲知行合一，辩者纷纷；后讲良知，听者唯唯。”虽然如此，“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仍是后来王守仁“良知”说的理论前提。正德七年（1512），王守仁正式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命题。

正德十四年王守仁平定宁王之叛，对他的学说的传播带来巨大的转机。据说，此前学者们都认定王守仁所讲的学说只是由禅宗里变化出来的，但是，“王守仁在极短时间内平定了数十年作乱的山贼大寇和宁王的公开叛乱，这时人们才开始佩服他的才能了”。王守仁的语录《传习录》已在弟子徐爱的资助下出版发行，流行起来。王守仁的思想发展也进入了成熟期。

正德十五年（1520），他在赣州讲学的时候，正式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从此以这三个字作为自己讲学的宗旨。这三个字，揉合了儒家经典《孟子》中的“良知”与《大学》中的“致知”概念。到这个时候，王阳明已经完全将重点由“格物”转向了“致知”。王守仁所讲的“良知”，是认识的根源、是非的标准。合乎自己良知的，便是正确的。因此，“良知”之外的知识，都是狂妄；“致良知”之外的学说，都是异端。

思想家：有无之境（2）

据说，有一次有人请王守仁去讲学，便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要他讲些良知之外的话头，不要老抱着“致良知”不放。但是，王守仁的回答是：“除了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就是这样坚持着对自己学说的信念。尽管在朝廷上有许多官员说他提倡的学说是“邪说”、“伪学”，甚至科举考试中的出题也“以心学为问”，影射王守仁，但是，王守仁对此不予辩驳。他的弟子陆澄想要上疏为王守仁辩解。王守仁对陆澄说：“四方英杰，讲学异同，议论纷纷，能辩得过来吗？”他的泰然自若，进一步影响了他的门人。他的门人徐珊参加会试，面对影射王阳明学说的策论试题，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来了。从嘉靖元年到嘉靖六年（1522—1527），王守仁一直在绍兴讲学，培养了众多的弟子。从学的门人中除了当地的学者外，江西、湖广、南直隶等地的学者也往往不远千里而至。

嘉靖六年九月，被闲置在绍兴六年之久的王守仁终于被朝廷征召，去镇压思、田二州的叛乱。临行前，王守仁将钱德洪、王畿两大弟子召到一起，在天泉桥上进行了一次讨论。这便是明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当时，王守仁说了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弟子王畿则充分发挥了“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说法，提出“四无说”，认为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因此，到了晚明，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成为众多学者乐于讨论的主题。一些学者表示赞成，但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反对。例如，曾经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强烈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性善”才是儒家的正宗，而“性无善无恶”其实只是借用了禅宗的说法而已。一位名叫冯从吾的学者也说：“既然知是良的，为什么性不是善的呢？”他们认为，主张“性无善无恶”将导致人们的行为似乎再不需要道德的约束，可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

在今天看来，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其实并不是强调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而是强调“有”或者“无”的。当人性推到极限，推到超出善恶的“无”的境界时，人的本体便不仅不体现为“恶”，甚至也不体现为“善”。在这位哲学家的冥想中，人的本体是一个恍恍惚惚、无声无臭的存在，所以是“无善无恶”的。这是一种境界，而不是一个定义。这种境界无疑揉合了传统儒学与佛、道的精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来先生以“有无之境”四字来概括王守仁的哲学精神。“无善无恶”，正是一种“无我”之境。

文学家：文人之雄

中国古代绝少有职业的文学家。士人自幼读书，首先成为儒家学者，以成为圣贤为标的；通过科举取得做官身份，接着便是官僚，以忠君爱国为行事准则。在此之外，一切都是业余的。绘画、书法、诗文，在他们看来，都是雕虫小技。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却也从不缺乏文艺方面的天才和大师。业余精神熏陶下的中国文人，也将一种业余的心态摹写到极致。

跟常人一样，王守仁对于诗文的态度，也是不重视的，然而其思想的纯熟圆融，将其诗文催化得烂漫天然，臻于化境。文人多懦弱，但是，王守仁辉煌的军功以及豪迈的性格，却让明末一位学者不由得叹道：王守仁是“文人之雄”。说这句话的人，自然是暗示王守仁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王守仁曾经评价唐代的韩愈是“文人之雄”，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也得到同样的评价。王守仁在文学上的造诣，也确是足以称雄一代。“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一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是何等气定神闲的意境啊；而“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又是何等豪情万丈的气势啊！

作为文学家的王守仁，也许早于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守仁而存在，因为青年时代的王守仁即以擅长作八股文而闻名。他的父亲王华曾中过状元，自然在八股文方面有非凡的造诣，对儿子的教育也从来没有放松过。王守仁追述自己的学问历程时，也说“始泛滥于词章”。词章，也就是指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制义。关于八股文，《儒林外史》里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这说明，八股文虽然在思想性、审美性上是僵化的，但是，八股文的训练对于一个人的文学素养来说，是极重要的。

王守仁自小受塾师的训练，其中必要的一门功课应当就是作八股文。王守仁所作的八股文字，流传很少。然而，清代学者梁章钜在他的《制义丛话》中，评点了不少八股文作者。其中，明代弘治一朝（1488—1505）间，列举了钱福、顾清、唐寅、伦文叙、林庭枊、王守仁等六人。六人之中，唐寅（唐伯虎）以著名画家而擅长八股文，也许确实令人惊诧。当然，王守仁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列名其间，似乎也说明他作为八股文专家的份量之重。据说，他留下了一篇题为《子哙不得与人燕》的策论。评家们都说：“读王文成公《子哙不得与人燕》篇，从中可以看见他擒获宸濠的手段。”八股文讲究的是学着圣贤的语气，代圣贤们来讲话，最需要“以文载道”。评家们说读王守仁这篇文字，能看出他后来擒拿叛逆的心志和豪气来，说明王守仁的文字确有独到之处。当然，对于王守仁的这篇文字，并非全然是一片赞誉之声。明末江西的一位书生艾南英就曾经说：“古文要长短句相间，这篇文章纯用短句，不合文法。”但立即就有人出来反对他的说法，说：“《尚书》、《周易》都是短句，难道也不合文法吗？这样评文章，可见艾南英迂腐到了极点。”无论如何，一篇文章，能引起后人反复议论，本身就说明作者本人的文字造诣。

清代学者朱彝尊曾说：“王守仁的勋业、气节、文章，都是世上第一流的。”然而，王守仁作为思想家的一面渐渐掩盖了他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从清朝初年起，作为文学家的王阳明逐渐被人们遗忘。人们谈论明代的文学，会想到前七子、后七子，会提及公安派、竟陵派，很少有人提及王守仁。实际上，他是明代复古文风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文学实践又足以开后来性灵一派。

王守仁曾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有过交往。他早年的诗文创作中的学古诗，多有模拟古人的痕迹，即是受到李梦阳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先生（王守仁）在郎署，与李空同（梦阳）诸人游，刻意为辞章。居夷以后，讲道有得，遂不复措意工拙。然其俊爽之气，往往涌出于行墨之间。”“居夷”，指贬谪龙场之事。这段话，自然将王守仁的诗文造诣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刻意为文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王守仁与当时文坛领袖李梦阳为友，相互唱和，在文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有过分雕琢的痕迹。第二个阶段，是在龙场驿悟道之后，以讲学为事，不复刻意为文，也不再关注自己诗文的“工拙”，往往真情实感流露笔端，文字多有“俊爽之气”。王守仁后一阶段的文学成就，却似乎超过前一阶段。中国文化讲究学养深邃和以文载道。晚年王守仁的诗文大概就符合这一标准吧。在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看来，王守仁的散文足以与宋代苏洵相媲美，而在“载道”上甚至比首倡“文以载道”的韩愈都做得更好。

王守仁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根本，而诗文就如同道德发出来的花木，“根本盛而枝叶茂”。文是道德的表现，道德是文的根本。王守仁的诗，一则善于说理，融理学情怀与诗人性灵为一体，二则善于表达一种入世精神与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罗旧驿》是王守仁在赴龙场驿的路途中所作之诗。全诗这样写道：

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

布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

蛮烟喜过青杨瘴，乡思愁经芳杜洲。

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

前六句给人的意象，是一种阴暗的畏途，思乡的情思、凄苦的前程都在笔下呈现，然而笔锋一转，凄苦之调遂化为“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之境界，显得格外坦荡。王守仁善写山川景色之秀丽、归隐林泉之悠思。《山中示诸生》系列，总能给人带来秀逸清丽之感。“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多么静谧、悠闲的韵味。再看他的《寻春》诗：“十里湖光放小舟，漫寻春事及西畴。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白暮草香含雨气，九峰晴色散溪流。吾侪是处皆行乐，何必兰亭说旧游。”他的诗歌，全没有复古派模拟古人的色彩，而是用最简洁的文字，描摹最自在的意象。王守仁曾说过：“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这就好像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如果童子戴假面具和假胡须，低头弯腰，则令人生厌了。”这话其实很适合他自己的诗文，观其诗，想见其人，浪漫之气，溢于言表。

王守仁的诗文，洋溢着他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智慧，具有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气质。先有他以良知为前提的“真意”，才有后来李贽提倡的“童心”、袁宏道等人提出的“性灵”，从而在晚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从这层意义上说，王阳明的体认良知，不仅对明代的思想界影响深远，而且推动着明代文学突破复古的樊篱，趋向个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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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杨天石：《王阳明》，中华书局，1972年

（3）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