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装追女仔2000百度云:齐鲁基本制度的成型与孔子在齐遭到冷遇的原因。

齐鲁基本制度的成型与孔子在齐遭到冷遇的原因

不管大家对儒家思想持什么样的态度，但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形成大一统的中国的一个重要基石。然而，反过来也可是说，在非大一统，也就是分裂的时代，儒家思想很多时候是无用武之地的。

而偏偏，儒家思想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分裂的时代。

那个金戈铁马，纷乱不止的时代，人杰辈出，纵横家、兵家各领风骚，脱胎自儒家的法家，更塑造出了一个赫赫的秦帝国，然而，之后统治了中国上千年的儒家，很多时候却是无人问津的。孟子游说诸侯，却不被重用，他的祖师孔子，也是同样的遭遇。

这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作为鲁国人的孔子究竟是何许人也，自然不必详述。他令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周游列国，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一次求职行动。除了所求职位不同这点外，孔老先生的行为其实和现代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所背负的风险还要高一些——我们现在求职，最大的麻烦也就是被骗，而孔子的求职，一言不合就可能被杀。

——看来，无论什么时代，求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玩笑就先开到这里。纵观孔子的一生，他其实一直在寻求着能够实现自己政治思想主张的机会，在还没有人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宰相这一职位，无疑是最适合他施展拳脚的地方了——当然，在那个时代，对“宰相”有很多不同的称呼——而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也正是一国宰辅的位置。

然而，孔子一生中最接近一国宰辅，尤其是一个大国宰辅的机会，却是在他周游列国之前——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適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摘自《史记?孔子世家》

鲁昭公二十年的时候，大国齐国的国君景公到访鲁国，与孔子谈话。孔子通过列举秦穆公破格使用五羖大夫百里奚，而使秦国称霸的故事，部分兜售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了齐景公的赏识。当然，这其中孔子未尝没有自比“五羖大夫百里奚”的意思，但既然“景公说（通‘悦’）”——景公很高兴，那也就无所谓了。

不过，考虑到这条记载摘自《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可能会对孔子做了一些文过饰非的描写（《史记》的习惯，在本人的本纪、世家、列传中，一般对大的过错不详述，而在其相关的本纪、世家、列传中做详述）——也许，齐景公并没有赏识孔子。

然而，在后面记载的证实下，这种怀疑不攻自破了——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於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適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摘自《史记?孔子世家》

因为鲁国内乱的关系，孔子在几年后到了齐国。这次，齐景公没有再做任何试探（上次类似出题目让孔子写论文），而是直接“问政”于孔子——如果没有一定的赏识，景公恐怕不会这么直接地进行询问吧！

而孔子的回答也令齐景公满意，他强化“礼制”和“纲常”的想法，甚至使齐景公发出了一系列的感叹——“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要知道，在《史记》的大多数记载中，诸侯们对游说者的建议，顶多就是一个“说（悦）”字，而齐景公却对孔子的建议大发感慨，足见其对孔子的赏识了。

然而，备受赏识的孔子，最终却没能留在齐国的政坛。

【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摘自《史记?孔子世家》

可以说，孔子之所以不能被齐景公重用，跟晏婴有很大的关系。这位被后世称作“晏子”，并与管仲并列的齐国宰相，对身为儒者的孔子做出了十分苛刻的评价，从而导致孔子被齐景公疏远，并最终黯然离齐。

然而，晏婴又为什么要对孔子如此苛刻呢？

支持孔子的人认为这是晏婴对孔子的嫉妒，担心其取代自身的地位；反对的孔子的人则认为这是晏婴看透了孔子无能的本质。只是，深究晏婴对孔子的评价（或者说攻击），晏婴的说法，更多是集中在孔子（或者说儒者）的生活细节和为人方面，而没有真正评价他对齐景公陈述的政见。这种近乎泼妇骂街的行为，与晏婴一个大国宰辅的身份很不相称，这是为什么呢？

是身为实干家的晏婴不屑于评价孔子那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见？还是其中有什么隐藏的不可明言的东西呢？
在我看来，这就要涉及齐鲁两国的建国思想了。为此，我们不得不上溯几百年，来到西周刚刚击败殷商，开始分封建国的时代——

（请注意，中国的历史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的，之前的历史，大多和《伊利亚特》一样，有着虚无缥缈的神话色彩，因此，我们不得不像侦探一样，自己去推断，记录这些时代的史料，哪些可信，哪些合理）

靠着自身的积极准备，以及对手的准备不足，周武王在牧野击败了殷纣王。然而此时，周的统治力并没有达到后来的强度和广度，殷商的残余力量依旧不小，而四方的诸侯也都蠢蠢欲动，这个时候，封建（分封建制）不只是为了奖励功臣们的努力，更是为了保护新获得的广大领土，因此，这次封建背后，有着很多值得讨论的东西——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

【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於焦，黄帝之后於祝，帝尧之后於蓟，帝舜之后於陈，大禹之后於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

——摘自《史记?周本纪》

因为殷商的残余力量依旧不小，武王将其交给纣王的儿子禄父领导。不过，为了监视控制，他将他的两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安插到了禄父的封国内部，而其他的功臣，则被武王分封到了四方，以抵御南方的楚、东南的夷人、北方的戎人等虎视眈眈的部落诸侯。

这其中，建立西周的两大功臣——太公望（也就是《封神》中的老姜）和周公旦的封国是毗邻的，他们并列在东方，抵御着夷人攻击，守卫周的边境。然而，这两大封国，在很多方面确实截然不同的——

太公望的封国齐，在其建立之初，一直处在战争之中。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摘自《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国在立国之初，就面临着毗邻的莱人（夷人的一支）的侵扰。而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少时，原本负责监视殷商残余力量的管叔鲜、蔡叔度，却因为对周公的专权不满，而联合纣王的儿子禄父一起作乱了——武王在世时的布置，起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这场叛乱影响极大，当时掌握周中央权力的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平息叛乱。而这段时间，由于周的力量不及，稳定、镇压东方边境地区诸侯的任务，就落在了太公望的齐国身上——

【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摘自《史记?齐太公世家》

借着西周内乱的机会，齐国虽然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但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来说，其面对的军事压力也是极大的。在此，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太公望这个如妖怪一般的老爷爷——以七十余岁的高龄，辅佐武王兴周伐纣，并在之后远赴边疆建立自己的封国，同时镇压不臣服的夷人与蠢蠢欲动的诸侯——想一想，也真令我等年轻人汗颜。

相比之下，鲁国的建立则要平稳很多。虽然同在当时周势力圈的边缘地区，但鲁的形势却要比齐好很多——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属于周王室，而太公望虽然是西周建立的第一功臣，却未尝没有功高震主之嫌。想到这里，我们也就大概可以理解这种封国分布的原因了——

鲁国在卫护着齐国侧翼的同时，也监视着齐这个非姬姓的封国。

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齐国和鲁国在建立之初，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形势——齐国内忧外患，同时很可能面临着中央的猜忌；而鲁国在中央有强力支持者（当时周公没有离开中央，而是派自己的儿子伯禽去建立封国），身边则有齐国这个明显的靶子遮风挡雨。可以说，除了管蔡叛乱时所有诸侯都面临军事压力外，鲁国建立之初所受的压力很小。

齐鲁两国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造就了两国不同的建国方针，而这种方针，则又深刻地影响了两国的后世发展——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摘自《史记?鲁周公世家》

太公望亲赴封国，采用了因地制宜，精简制度的办法，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奠定了齐国的基础；而鲁国则是由周公派自己的儿子伯禽代为建立，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推广西周原本的制度和习俗。

当周公知道这一切之后，他立刻做出了判断——鲁国的发展，因为制度过于繁琐，将远远逊于齐国，而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齐的制度就是完美的。制度的过于简化，很容易导致内部的制衡力不足，最终使政权从内部垮塌。实际上，《淮南子》中的一段评述十分有意思——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同‘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摘自《淮南子》

这段描述，如果刨除后面的结果不看，就是建立西周的两位大佬在互相挖苦。然而，几百年后的结果却骇人地准确——

齐国因为简化制度，制衡不足，再加上过于优待功臣，使得国家虽然雄霸一时，却最终内部崩溃，王族姜氏被田氏所取代；

鲁国因为制度繁琐，加上过于注重亲族而导致人才无法出头，日益弱小，最终被灭国。然而，鲁国灭亡的时间，却比姜氏齐国要晚上一些。

自然，《淮南子》这本书并非史书，记载可信度也较低。然而，这种对比，却明确指出了齐鲁两国建国方针的优势与弊端。那么，反过来想想，周公和太公望又怎么会看不到这种弊端呢？

可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改变的意思。哪怕《淮南子》中的记载是真实的，哪怕二人这么互相挖苦时，脸上各自带着忧虑的苦笑。

有句话叫“形势比人强”，人们很多时候必然被形势左右，为政者更是如此。而周公和太公望两位，也逃脱不了这个定律——

太公望的齐国在建立之初，内忧外患，他必须通过善待功臣的方式，才能使得将士们效忠于他。而他自身就是因功受封齐国，如果不优待功臣，就等于否定了他自身的存在。而功臣们的力量加强，也必然使他们更不愿受限制，齐国的制度也必然要简化；

而鲁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周公虽然没有亲自去建立鲁国，但他在主持西周的中央时，推行周的宗法和礼制，如果此时自己的封国鲁反而不使用周的制度，那就无意于在扇周公的耳光一样，必然会使他的权威受到重大损害。也因此，周公即使明知鲁的建国方针存在问题，但迫于形势，也只能无奈叹息了。

之后，两国的这种建国方针都成了他们的国策——虽然中国很多时候都是“人亡政息”，但如果一项政策深入人心，受到各个阶层的支持，那最终成为国策也并非不可能。秦国在将商鞅车裂之后，依旧使用商鞅所立的法正是这个道理。何况，建国方针在成为国策方面还有着先天的优势——“祖宗之法”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而之后，齐鲁由建国方针转变而来的国策，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国运。可以说，齐桓公在春秋初期的称霸，崇尚礼制的孔子会出身鲁国，都与他们的国策有着很深的关系。

那么，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我们再把目光重新放回孔子的齐国之行上——

孔子向齐景公叙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见真的就那么好吗？竟然会引得齐景公如此大发感慨？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齐国的建国方针，再参考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也许齐景公之所以如此感叹，是因为孔子的话正切中了他的要害。

齐国简少制度限制，优待功臣的国策，延续了几百年后，一定使臣子的权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而之后的几十年，田氏代齐，作为齐国王室的姜氏被田氏所取代，也一定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时的齐景公，已经受到了臣子们的很大限制，所以才会为孔子强化君权的建议而大发感慨。

如果将齐国作为一个病人的话，那此时孔子无疑非常准确地诊出了齐国的病症，并开出了既有针对性的药方。然而，药方有针对性，却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治好病，因为病人的体制千差万别，并不一定能够承受这剂药方的副作用。

此时的齐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齐景公，就是一个身体极弱的病人。虽然这剂药方理论上却是可以治好他的病，但面对其可怕的副作用——臣子们因为权力被削弱而引发的叛乱，齐景公却一点儿顶过去的能力都没有。后来孔子被齐国的臣子大夫们仇视，也正是因为他进献的这个策略。

在这方面，久经政坛的晏婴比孔子看得更清楚。他对孔子的批判，前面更多是针对一些细节方面，这并不足以致命（实际上孔子也不是傻子，自然不可能把这些儒家礼节全用到平民百姓身上，他本意只是针对士大夫，而晏婴却故意将其夸张了），然而最后的一句“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却非常隐晦地指出了孔子这一政策在可行性方面的问题，打消了齐景公最后的幻想，使其最终放弃了重用孔子的打算。至于景公后来“吾老矣，弗能用也。”的感叹，只不过是一种遗憾罢了。

实际上，孔子在提出“礼制”这种脱胎自鲁国的国策的政见之时，就已经和齐国宰辅之位说再见了——就如之前所说，齐鲁两国的国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即使当时齐国没有权臣，齐国的百姓，尤其是士大夫们，也是不可能接受和实行了几百年的国策完全相反的政策的。晏婴对孔子的攻击，虽然有故意夸大的嫌疑，但结尾的论断，却又出奇的准确。

实际上，孔子的一生中，还有多次面对类似的情况。他看出了问题的所在，也提出了看起来不错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却总是过于理想，以致无法实行。这大概是从政经验不足吧！

不过，能够犀利地看出问题，能够提出天才的构想，却偏偏无法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无法用自己的构想解决问题，大概正是独属于思想家的悲哀吧！这也是思想家之所以是思想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