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车停车位标准尺寸:孔子与中国人的虚伪

孔子与中国人的虚伪

二千四百多年前，孔子与葉（shè）公沈诸梁（楚属葉地长官，为当时贤人）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对话。葉公告诉孔子说：“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孔子说：“我们那里坦白直率的人和你那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在这里面了。”这件事记载在孔子学生辑录孔子言论的著作——《论语》的《子路》篇里。由于《论语》对孔子及其门人的记录有很明显的扬善隐恶成份，这件事不是什么光彩事，所以孔子的这段话应该比较可信。大约父亲偷羊儿子告发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了人们思想的猛烈碰撞，成书晚于《论语》200多年的《韩非子·五蠹（dù）》和《吕氏春秋·当务》也记载了这件事。《吕氏春秋》记载说荆王将杀其父，其子请求代替受罚，临刑前说：“父亲偷羊而我去告发，这不是诚实吗？父亲受刑而我来代替，这不是孝顺吗？诚实而且孝顺反而被杀，这国家还有不杀的人吗？”荆王听说后赦免了他。《韩非子》评论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
    一起简单的偷窃犯罪，围绕儿子该不该告发，竟然引得孔子、韩非子、吕不韦（《吕氏春秋》应当可以看作代表他的观点）各自发表了一通“高论”。孔子赞赏父子互相包庇，对儿子告发父亲并替父亲受刑颇不以为然。韩非子认为这样的儿子虽对君直率了，却对父亲残忍。《吕氏春秋》把这个事例拿出来是做论据的，论证一个观点：“信而不当理”，与“辨而不当论、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并列为“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
    儒家学说是中国几千年来统治者用来给老百姓洗脑的思想理论，《论语》是神圣不可怀疑的经典。在情与法的碰撞中，孔子的态度十分明朗：亲情大于法制，伦理大于道德，私心大于公义。
    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的读书人在读《论语》时一定肃然起敬，对那个生于乱世、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心克己复礼的伟岸男子充满景仰之情。他的思想溶于民族的血液之中，生生不息。他的片言只语成为格言警句约束着人们的言行。可是，对于家庭成员犯罪这个具体事实，孔子的表现让我十分困惑，因为这种表现我们太熟悉了，在面临亲人因过错而可能受罚时，大多数中国人——从城市里弄到乡下村落几乎都会选择“父为子隐、子为父隐”。2000多年过去，我们与古人竟如此心意相通。我的困惑在于，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灵魂的工程师，怎么堂而皇之地教人互相包庇呢？这还是那个教育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吗？
    让我们看看“攘羊”这一犯罪行为的危害。由于几个版本的记载都没有交代“攘羊”的动机、作案过程和结果，这件事只要不是“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斗争形式”，就可以讲得通道理。
    首先，“攘羊”直接表现为盗取他人财物，侵犯他人利益，是一种典型的损人利己行为。人类社会自建立国家以后，统治阶级就会以强制的手段分配和保护财产，秩序具体体现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上。孔子所倡导的互相包庇若群起而效之，就会由偷演变为抢，天下就会大乱。
    其次，“攘羊”是对法制的挑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订立攻守同盟。法制是立国之基，孔子以圣人的身份藐视法律，给后世树立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典型。
    其三，“攘羊”破坏了社会秩序，践踏公共道德。良好的社会秩序建立在自觉规范的个人行为基础之上，高水准的公共道德也必然建立在优秀的个人品德基础之上。孔子的解释，用美丽的“孝道”掩盖可耻的偷窃行为，他所建造的“礼”的大厦，抽去了“社会责任感”的柱石，因而他所宣扬的道德教化终究露出虚伪的本质。
其四，“攘羊”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泯灭了个人良心。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非、善恶、荣辱观念，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可孔子教我们做什么样的人？一个没有良知的小人。
    还可以分析出其他的危害来，但至少这四条似乎在民族的劣根性里延续至今。一般来说，选择总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春秋至战国乃至秦统一六国时期，怎么也看不出偷窃、然后互相隐瞒是当时老百姓最有利的选择。相反，其父攘羊，其子告发，官府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严厉到一个人不能心存侥幸。
    问题是，孔子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倡导呢？
    孔子生于殷商后裔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先祖名孔父嘉而改为孔氏，因避难流落至鲁国。父亲早死，孔子与寡母相依为命。孔子“信而好古”，对周公治理下的西周宗法社会推崇有加。孔子思想的关键是礼，这是约束个人行为的规范，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剥开礼的外层，其核心是仁，“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yì）》）仁的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对长辈孝，对兄长悌，对人忠和恕，“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舆！”（《论语·学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关于忠和恕，孔子有两条标准，一为低标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为高标准，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套理念的框架最终建立起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社会。
    这就是孔子为中国人设计的“路线图”。他成功了， 后世君王尊他为圣，平民百姓将他与天地君亲并列供奉。
    由于孔子是从家庭中的个人而不是社会中的个人出发推导出这套理念，很明显，在这套社会架构和思想体系中，家庭血亲重于社会成员，孝大于法。孔子力图把社会建成一个扩大化的家庭，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当出现家庭成员的过错行为，当然就以“互隐”来换取稳定了。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人的两面性。在家庭内部，我们甘于奉献，家丑限于内部成员。家族成员的凝聚力，家族的应急、修补机制堪称世界一流。而出了家门，所有成员立即换了一副脸孔，我们都乐于损人利己、津津乐道于各类丑闻。作为公民的公德水准之低、民族离心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同样堪称世界一流。
    孔子设计的前提是“人之初，性本善”，然后从小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立德、立功、立言，终生不悔地追求。有人说，几千年中国式的教育是一场浩大的“全民求圣”运动。人世间怎么可能成就那么多圣贤。绝大多数人只能平凡地活着，甚至是苟且偷生，他有很多条理由“攘羊”。这就象患了人格分裂症一样，客观上迫使大部分人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们怎么那么虚伪？
    古代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以及官本位、视工商匠算等为末技的制度设计，进一步强化了民族的这种虚伪性格。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多条成功之路，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有力地匡正了中国人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阴暗心理，人们可以坦然地放弃追求圣贤，踏实地做着小人，实在地过着日子，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