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资对社会的贡献:我和中国保险

发布时间： 2010年04月08日 作者： 秦道夫

我和中国保险
秦道夫　著—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２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０４９－５３２０－９
定价　３９．００元
作　者　简　介
秦道夫，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出生于山东荣城市。１９４５年参加八路军，１９４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八路军山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司令部机炮轮训队文书，县政府科员，山东北海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印钞厂文书、科员、政治教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科员、科长、副处长等职。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驻印度尼西亚代表。１９６９～１９７１年任中国银行巴基斯坦卡拉奇分行副经理兼吉大港支行经理。１９７５年任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国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先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
秦道夫同志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期间，公司业务迅速、稳健增长，年保费收入从１９８３年的１３．３６亿元，增长到１９８９年的１４２．２４亿元，占当时中国保险市场份额的９０％以上，积累各种保险准备金１２０．８６亿元。
秦道夫同志主持的研究成果《关于发展我国农村保险事业的研究报告》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上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经评委研究评议后，授予课题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该研究成果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科学进步”三等奖。
１９９１年，秦道夫同志受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起草小组的工作。在总结我国保险事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起草小组研究了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法律条文，并在国内保险业广泛征求意见，于１９９２年９月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讨论稿》。该法于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１４次会议通过，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实施。
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４年，受全国妇联委托，　担任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秦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
前言：寄语中国保险事业中的年轻人
前言：
寄语中国保险事业中的年轻人
秦道夫
我没有想到会在年届８０岁的时候写成一部回忆录奉献给读者。再说得具体一些，小时候连写书的梦都没有做过。我小时候从识字起，是读着人家写的书长大的。写书在我看来是很高远的事情，应该是上过多年学，有很高学养的人做的事情。而我是战争烽火年代里的一个小战士，从小在胶东农村长大，在战争风云中学习和工作。只是有一点我和同时代的战友有所不同，我从抗日中学毕业不久，就投身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工作，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几乎整整半个世纪，我始终从事金融工作，主要是银行和保险事业——这是值得我奉献一生的事业。
回首往事，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久来到北京，全身心地投入紧张而陌生的工作中。这时，我面临的工作比起战争年代，事业规模，工作的难度，都和过去大不相同。我感到高兴的是，从少年时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险事业的发展而努力，我逐渐熟悉了我最初感到陌生的东西。
我经历了新中国保险事业从创建初期到改革开放年代的蓬勃发展，从一张白纸的摸索起步，到《保险法》的起草和颁布实施的过程。我的一生是和中国保险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中充满了艰辛和欢乐，也有挫折和教益，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常常久久不能平静。
２００９年夏，秦道夫在撰写回忆录。
我为中国的金融事业服务了半个多世纪，这真是一个风云激荡、惊心动魄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则是这个时代激流中的一个小水滴。我想着想着，往事就像电视剧一样一幕一幕在眼前翻动，我开始想，应该把我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留给年轻的朋友们参考，特别是给从事金融、保险工作的年轻朋友们一个参考，希望他们立足现实，总结历史的教益，着眼未来，为建设光辉灿烂的更加繁荣的中国保险事业而贡献力量。
我对生活的深刻记忆是从１９３６年开始的。那年，父亲手牵手地把我领到本村小学一年级读书。刚刚上学没多久，日本侵略军从海上登陆，占领了我的家乡山东荣成沿海的港口和集镇。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就这样，战争和读书一同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家乡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日，我当上了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跟随大人们一起保卫家乡。
１９４５年５月，我参加了八路军，随即到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工作。日本投降后，我马上奉调到山东北海银行，从此开始了我金融工作的一生。
我当过银行的出纳和放贷员，这是我最初的金融业务工作。解放战争全面展开以后，我到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工作。随着战争不断走向胜利，我也在工作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金融知识，增长了才干。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诞生了，１０月２０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成立，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起来的金融机构之一。第二年，我就从中国人民银行调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这里整整工作了４０多年。
新中国的保险事业是在茫茫大海中破浪前进的一艘巨轮，在漫漫航程中，经受了无数次狂风巨浪的袭击，但是它没有搁浅，更没有沉没。经过数十万保险职工团结一心的努力，它终于驶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海洋。“忠诚服务，笃守信誉”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今后，还要靠一代代新人发扬光大。
保险是一项社会互助，它是由保险公司通过组织积累保险基金，进行经济补偿和给付实施的，保险公司担负着为稳定企业经营、安定人民生活，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责任。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和为客户带来最大价值是我们工作的目标。只有赢得客户信任的企业才能发达。我深深地热爱保险事业，热爱为之工作了一生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热爱多年工作在一起的同事们。
１９９３年，我在完成了有关中国保险法的起草工作后，受全国妇联的委托，　担任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１９９６年，我办理了离休手续。
离休之后，我身体尚好，继续参加了一些工作，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担任常务理事，　还继续担任金谷公司的董事长，还当了一段时间的英国商联保险公司中国指数基金会顾问。
２００３年，我年事渐高，逐渐辞去上述职务，真正地走入人生晚境了。
我有了真正平静下来回首往事的时间。我想到了我在革命路上的引路人，想到了金融工作道路上手把手教我的老同志，想到了在战争年代培养我成长的老领导，想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开拓中国保险事业的老上级和同事们，想到了国内保险业务停办和２０年之后恢复办理，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同志们团结奋斗的情景，还想到了我在海外金融机构工作时，海外同仁艰苦创业、厚德敬业、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都永远不会忘怀。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永远怀念他们。
想到他们的时候，想到自己在中国保险事业发展的道路上逐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我想写一部书，记录我走过的路，记录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做出的努力，更重要也是更有意义的是，我希望总结历史的教益，留给后人，特别是留给在中国保险宏伟事业上正在奋力前进的年轻人，留给他们一份历史的参考。
想到了这些，我下决心动笔了。
万事开头难，一旦动笔写起来才知道写回忆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年代久远、缺乏资料，记忆又渐渐淡去，这些都深深地困扰过我。但是我还是要写，因为有一种责任感在推动我。我翻阅了过去留下的笔记、查找了历史档案，对许多记忆不够清晰的地方，找了许多当事人一起回忆，请他们补充，包括补充细节和数据，然后我再一章一章地写出来。经过整理后，许多章节再请当事人过目，请他们提出意见，我再动笔修改。
就这样一遍一遍地写，到今年春天的时候，这本书终于写出来了。我知道，虽然力求真实，但由于自己的能力所限，记忆所限，这部书还有许多不足。而且，我的回忆从个人经历着手，并不是工作的全貌。尽管我尽力而为，还是存在认识方面的不足。为此，我诚恳地希望读者坦率地提出批评意见，我将以此作为新的激励。
我感到高兴的是，在完成这部书的时候，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的日子也临近了。我深深地热爱我的祖国，我愿意将这部回忆录作为向祖国生日的一份献礼，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我的经历只是沧海一粟，而我为之努力了一生的中国保险事业蓬勃发展，有着灿烂的明天。我的回忆，也是献给这项伟大事业的。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６日
目　　录
第１章　大海边的童年１
第２章　鬼子打到了家门口８
第３章　融入抗战洪流——我的抗日中学时代１４
第４章　北海银行一新兵２２
第５章　成长在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２８
第６章　向着胜利进军３９
第７章　我的保险生涯开始了４８
第８章　到国外业务处和学习苏联经验５７
第９章　首次海外保险公司经理会议和就任新职６５
第１０章　国外保险要不要办——一场严肃认真的辩论会７４
第１１章　派驻印度尼西亚８９
第１２章　从印尼回国的惊险旅途９８
第１３章　到吉大港当中国银行经理１０６
第１４章　经历孟加拉独立战争１１６
第１５章　参加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三届大会１２４
第１６章　在香港民安保险公司１３４
第１７章　我的民安同事们１４２
第１８章　在香港开办再保险公司１４９
第１９章　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人保重新起飞１６０
第２０章　承保大亚湾核电站１７０
第２１章　防灾防损，　增加社会财富１８３
第２２章　伦敦劳合社主席米勒来访１９５
第２３章　承保卫星发射２０５
第２４章　开办出口信用保险的积极意义２１６
第２５章　投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２２４
第２６章　为什么农业保险跳不出试办的圈子２３１
第２７章　世界屋脊上的保险公司２４４
第２８章　最后的苏联之行２５７
第２９章　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上）２６５
第３０章　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下）２７９
本书鸣谢２９３
我和中国保险
第1章　大海边的童年
第1章　大海边的童年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胶东的海。宽阔的大海，一眼看不到哪里是尽头。富饶的大海，不知为胶东人贡献了多少海产。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宽阔而富饶的大海边度过的。
荣成县坐落在山东半岛的尖端，那是我的故乡。在荣成县人和镇，有一个叫北下河村的村子，全村一百多户人家都姓秦。只有在我记事以后，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一户姓顾的人家搬来，原来那家的女主人是从北下河村嫁出去的，还姓秦我没有考究过北下河村一宗秦姓源自哪朝哪代，但我总觉得这一村的秦姓人家是有来历的。这件事，只好留待有心人考证了。
在北下河村正中间有一个家庙，一排三间，是村里最好的房子。草顶砖墙，房顶的草分明和村里其他人家的都不一样，据说这草是从海里捞起来的海草。家庙是全村人祭祖的地方。前面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又高又大的玉兰树。每年春天，村里的树还都没有抽叶，这棵玉兰就先开起花来。洁白的玉兰花开得足有碗口大，香气飘得很远很远，几乎全村都能闻见。我的家就在这棵玉兰树的前面。1929年10月17日，我出生在玉兰树前家中的一间小屋里。
2001年，我又一次回到老家北下河村，身后就是我度过童年的“高房子”。
我的家是胶东普通人家，没有家谱可查，所以我对祖父的事就知道得不多。祖父有3个孩子：伯父秦有轩是老大；姑姑是老二，在那个时代，她只有小名，嫁给邻村姓孙的；我的父亲秦有丰是老三。祖父自然是家长，和祖母带着两个儿子的家庭一起生活。伯父家有8口人，父亲这边是5口人，合起来就是15口人的大家庭了。一家人相处和睦。
祖父是村里很活跃、很能干的人。我们家原先很小，到我3岁的时候，祖父带领两个儿子盖起了前后两排总共16间新草房，显然是在为儿子日后分家作准备了。盖好的房子，在我们村有些气派，村里人都叫“高房子”。但是，打那以后，祖父的身体就差了，经常躺在床上，家里渐渐地由伯父来主事。到我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祖父病逝了。
伯父大概上过小学，算是村里知道事比较多的人。后来他告诉我，在抗日战争中，他是本村的中共地下党员，为抗日、为党组织做了一些工作。
伯父对孩子们的各方面要求都比较严，可以说是面面俱到。记得他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批评我，说我拿筷子拿得不对。后来，他才告诉我，在几个孩子里，他对我的希望最高。
父亲秦有丰的性格和伯父正好相反，平日里话很少，家门外的事一概不管。他上过小学，应当说是个识字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有见他读过书、写过字，也从来没有教我认过字。倒是和我说过应该好好读书，长大了好不当农民不种庄稼。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天一亮就和家里的雇工一起下地干活了，直到天擦黑了才回来。一放下锄把就操过扫把，要到天完全黑下来才进屋休息。他是村里数得上的庄稼好手，深知肥料对庄稼的重要性，即使走在路上，看见一堆驴粪也会摘下草帽把驴粪捡回来。他还是远近闻名的大力士，年轻的时候能独自摔倒一头牛。
由于父亲整天在地里院里忙活，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太多。在我的童年生活里，给我记忆最深，给予我关爱最多的是母亲。
母亲赵桂芝也是在胶东的土地上长大的。善良、能干，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父亲。这段婚姻虽然是双方父母做主包办的，可是她和父亲彼此都十分满意。她疼爱自己的孩子，她和那个时代里众多农村妇女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予了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在丈夫和子女身上建筑了自己的全部幸福。
我们村西头有一条小河，全村人家大多数都住在河东，只有十多户住在河西。小河由北向南流向大海，河床很浅，有的地方河面很窄，才几尺宽，一跳就过去了。河水淌着淌着，往往连接着一个又深又大的大水潭，然后接着往前流，去连接又一个大水潭。河水这么流淌，就像一串珍珠点缀在我故乡的土地上。我们村几乎家家养鸭，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我的母亲。她养了4只鸭，长得油肥，早晨打开鸭窝准能捡到一两个鸭蛋。然后喂点东西就赶它们下河，到太阳落山前再赶回来。到农活忙顾不过来的时候，它们自己也会摇摇摆摆地回家。母亲总是把鸭蛋腌起来，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拿出来，一刀切下去，把淌着红油的蛋放到孩子的碗里。那时候我总觉得，咸鸭蛋太好吃了。
长大了以后回想，我们胶东的海是富饶的。但是在我小的时候，那片辽阔又富饶的海还没有给胶东人民带来富裕的生活。海里有鱼，可是那时的渔民只有简陋的渔船和古老的渔网，出不了远海。最要紧的是，岸上没有冷藏和加工设施，渔民赶海回来，得赶快把鱼就近卖了，只要晚几天鱼就会臭了，只能沤肥，撒在庄稼地里。有时，渔民们把打上来的小鱼直接往岸上一堆沤肥用，我们家乡叫做“腥粪”。现在想来真是巨大的浪费，可在那时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富饶的大海不能给胶东人带来富足的生活，再来看看那里的土地。我的家乡是丘陵地带，水少且土壤瘠薄，种庄稼收成欠佳。因为地瓜(红薯)耐旱、产量高，所以家家都种地瓜。母亲为了让我们吃得好些。总是把地瓜晒成干，擦成丝，最后磨成面。到了饭桌上的时候，地瓜干就变成了地瓜饼子、地瓜面条，比光吃地瓜干味道好多了。
即使这样还不行。到了春天，上年的粮食吃完了，当年的小麦还没有收获，青黄不接，我们家乡常常闹春荒。我的家境在村里算是不错了，这时候也会很紧张。我懂事以后，春荒中的母亲会叫我去撸柳树叶子和槐树花回来，和上地瓜叶子和萝卜叶子蒸着吃。记得有一年五月节，村西头有一家5口人饿得没了办法，当父亲的下了毒药，把自己和老婆还有3个孩子都毒倒在地上。最后只有他本人和一个男孩吃得少，被救活了。
我跑去看到了那个悲惨的场面，看到满村的人都指着鼻子骂那个父亲：“麦子就要收了，你好狠心!”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种地的农民，汗珠子落地砸成八瓣地干活，日子为什么还过得那么苦呢?以后每到5月，我总会想起这件事。
童年，我眼前总是母亲忙碌的身影。我们那里没有洋布，农民自己种棉花、自己织布，祖祖辈辈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几代人的生活都是从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我家有一台古老的纺车，只要地里用不着母亲帮忙，她总是盘腿坐在地上，一手摇纺车，一手捻棉花卷。纺出了线，再拿到木制的织布机上织成土布，我们一家人穿的衣服都是母亲织出来的，又由她染成黑色或蓝色，最后由她缝出来。
我家5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在我之前母亲还生过一个男孩，一年之后得了天花病死了。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对我格外疼爱，总是嘱咐我带好弟弟妹妹。母亲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儿，娘家在10里外的阚山村，她每年走一回娘家。外祖父有4个女儿，都出嫁了，所以特别喜欢我随着母亲住到他家里去。我小时候总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姥姥家。姥爷赶集带着我，下地干活也带着我，我渐渐长大了，还能帮着他赶牲口驮庄稼。有一年快过年了，父亲高高兴兴地来到阚山村接我回家过年。我不想回家，父亲把我从屋里追到院子里，一个劲地说我，要我跟他走。我不听，父亲生气了，飞起一脚把我踢倒了。父亲的力气太大，我太小，这一脚把我踢得透不过气来，满院子打滚，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父亲一看不对劲，也就低着头回家了。听妈妈说，他一回家就躺在炕上生自己的闷气，后悔不该踢我，这个年也没过好。这一脚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后来我也当了父亲，我从来不打孩子，因为我意识到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我童年的时候，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太深了，深深地渗透在农村。在阚山村，我有好几位表舅妈和表姐都缠脚。那是非常痛苦的自残行为，可是从我的舅妈到表姐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到我懂事的时候，新思想也传了进来，宣传妇女不裹脚。有一天说是有人来检查女孩子裹脚的，我的表姐们吓得东藏西躲，有的藏在牲口圈里，有的藏在草堆里。我看了奇怪，她们忍着这么大的痛苦缠脚，现在有人来动员她们放脚，她们怎么还不愿意呢?
当时那里的女孩子很少有读过书的人。她们从小就拼命干活，懂事不久就学着绣花，到了秋天就下地掘花生。长辈从她们懂事那天起就一个劲地告诫女孩子要攒些私钱准备结婚用。长大了以后我渐渐能够理解，从思想和肉体上禁锢人、摧残人的封建主义是不合理的。但是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要彻底根除这种丑恶的东西，需要我们几代人，甚至更长久的努力。
童年的往事在进入晚年的时候回忆起来还是清晰的。农村的孩子当家早，我懂事后，父亲就把放牛鞭子交到了我手上。我家有一头黄牛，我每天牵着牛在河边放牧，牛吃草的时候我经常在河边钓鱼。在我的家乡，人们习惯吃海鱼，即使不新鲜，甚至臭了的海鱼也有人吃。
我经常从买来的“腥粪”里拣小鱼和墨斗鱼干，回家烧着吃，但活的河鱼却无人问津，我从来没有见村里有谁吃河鱼。正因为这样，家乡的河鱼多极了。一下雨，村西头的河湾里水流急了，到了晚上成群的鲫鱼逆水往上游，站在河边可以看到浅处游动的鱼背，满耳是鱼鳍拍水的声音。
2001年，山东荣成市阚山村，这里原先是我外祖母家的房子，是我童年经常居住的地方。几十年后回来看看勾起许多甜蜜的回忆。
我喜欢钓鱼，从妈妈的针线盒子里找一根针，在煤油灯上烧红，然后弯成一个针钩，再用高粱秆尖做成鱼漂穿上线，系在一根长树枝上就是鱼竿。河两岸的草地里一伸手就可以抓着的蚂蚱是最好的鱼饵，坐在水潭边上，眼看着那鱼漂点点头被拉下了水，赶紧甩钩，一条欢蹦乱跳的鲫鱼就钓上来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有时我还能从大一点的孩子那里找到一个大铁钩，挂上小鱼，用粗线可以钓到黑鱼和甲鱼。黑鱼咬钩特别猛，它把又粗又大的鱼漂拖到深水中的鱼窝里，必须用大力才能把它拉上来。我钓鱼纯粹是为了好玩，钓上了小鱼随便扔，钓上了大鱼父亲总是叫我“放生”。特别是家里人看见我钓到了大黑鱼和甲鱼，更是催着我把它们放回河中，不能伤害。
河鱼不能吃，海鱼就更吸引我了。走上村西的土包，往西南可以看到蓝色的大海。海的港湾伸进来一直到离村两里路的地方。那里有辽阔的盐场，场边堆着高大的盐垛子，外面用草席盖着，里面是水晶一样的盐豆子。盐民们在海边垒起一道道的泥坝，挖沟引来海水，然后把沟里的海水引到盐场上，待到海水蒸发了，留下来的就是白花花的盐。我喜欢到坝沟边钓鱼，沟里的鱼也很多，就是小一点，有时半天可以钓上一篮子。我把这种鱼带回家，母亲总是高兴地做熟了端上饭桌。
这段童年的时光，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第2章　鬼子打到了家门口
转眼我7岁了，父亲把我送进村里的学堂。
小学设在村北头大栓爷家的房子里，一排四间，北墙上没有窗户，南墙上是老式的木格子窗，上面糊着窗户纸，弄得屋子里很暗。教室里摆着两排桌凳，老师秦锡纯是本村人，按辈分我应称他爷，其实他大约20来岁。
我的童年，新思想的风已经从海上吹过来了，我上学读的已经是新式的教材。我们村的老辈人都挺重视孩子们的教育，这时觉得北下河村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学校，就在村东南盖起了一所新学校，有六七间教室，前后玻璃窗，教室里是崭新的桌凳，还专门为教师盖起两间厢房，一间当卧室，一间可以做饭。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搬进了这所学校，心里特别高兴。
搬进新学校后换了老师，都是邻村人，要求挺严格，天天要学生出早操跑步。冬天太阳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已经集合在土地庙前的操场上，跑得满身冒热气了。在老师的讲台上放着藤条做的教鞭，学生默写不及格，或是上台演算算术出了错，再就是犯了校规，老师拿起教鞭就打手心。我调皮，手心挨打自然少不了。有一回老师出去了，同学们玩得得意忘形，我还爬上了墙。突然，老师回来了，我正骑在墙上。老师瞪着我说：“你小嫚儿的脚叉驰开了！”说着把我叫到讲台边，用藤鞭狠狠打我的手心。我只觉得手心火辣辣地疼，后来把手掌放到写字的石板上才觉得好一点。
就在我刚搬进新教室不久，中国，或者说世界发生了一桩大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这意味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20世纪80年代，父亲秦有丰在北京家中。
由于农村的闭塞，日本侵略军打来的消息要晚许多天才传到我的家乡。有一天我们家正在吃饭，突然听到天空中传来飞机的隆隆声，接着是炸弹的爆炸声，原来是我们村西5公里的黄山集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大概就在这一天，日军在荣成县石岛镇登陆，向前推进到离我们村十几里的赤山村、东南大寨，建立了外围据点。
战争爆发了，我却没有听到过抵抗的枪声，只看见国民党军队三五成群地经过我们村撤退。过了不久，日本侵略军频繁出动，在我们附近地区烧杀抢掠，有一次窜到邻村，把那里的小学烧掉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损失，我们村决定，把学校的桌凳全部疏散到老百姓家里去。这一来，学校教室就变得空荡荡了。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就坐在地上读书了。母亲给我用蒲草编了一个蒲团，拿根绳拴了背在肩上去上课。上课的条件差了，在我心中激起了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同时也教育了我，侵略者越是不愿意我们上好课，我越是要读好书，争一口气。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共产党来了，我们那里成了游击区，逐渐成为抗日根据地。我们村在那时建立了党支部，我伯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知道我们学校的吕老师也是中共党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很快控制了胶东很大一块地方，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领导的区中队、县大队和武工队经常活动在我们村一带打击敌人。我们村建立了民兵，发了土枪、手榴弹。所以日军虽然离我们很近，却不敢轻易出动。日本据点向我们派粮、派草，我们村都拒绝执行，日本侵略军也没有办法。
我们村的民兵很活跃，经常带着梯子、锯子和斧头到日本据点附近去锯倒敌人的电线杆，剪断电话线。有一次我也要求去，他们嫌我小，没有同意。可是我清楚，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中国人要反抗，我年纪虽小，也要为打日本鬼子出力。那时我们村已经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我被推选为儿童团团长。我组织同伴们在村头站岗放哨，见了生人要检查通行证，并且监视日本军出动的情况。
我的父亲、母亲在北京度过了晚年。
在我小学三四年级时的春节期间，在抗日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排演文明戏宣传抗日。其中，有一个剧本叫《归队》，故事说的是，一家三口，夫妻二人还有儿子大宝。丈夫参加了八路军，但是他怕吃苦，有一天开小差跑回家。妻子和儿子大宝一起劝他归队，回到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我饰演儿子大宝，在我的演出中有这样的唱词：“小秤锤，并不沉，用在杆上有千斤。别看我们儿童团，人虽小，可能干，站岗放哨抓汉奸。”
战争年代的生活令人激动又紧张。如果日军出动，邻村会把消息用鸡毛信送来，我们一接到鸡毛信就转送到村公所，然后由大人送往下一个村子。后来发明了“消息树”。在北齐山村的山顶上树起了一棵松树，常年有人看守，要是日军出动了，这棵树就会倒下，民兵们一看就会做好战斗准备。有了消息树，鸡毛信就很少用了。
1　　941年我小学四年级毕业，该上高小了。我们家乡方圆三四十里只有北齐山一所高小，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还没有人是从这所小学里毕业的。想到这里，投考前心里不免有了几分压力。老师陈世卿为我们安排了详细的复习计划，并讲解了考试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技巧，要我们先做容易的，把难题留在后面。
入学考试的那天，各村孩子都聚集在北齐村高小的院子内外，不一会儿，教室里就坐满了人。只见老师夹着考卷兴冲冲地进了教室，每间教室里都有一个老师监考，在教室后面慢慢走动，考场气氛十分严肃。
上午先考语文。卷子是油印的，我一拿到它就忘了一切，埋头便做，觉得并不太难。考完语文后只休息了一会儿，就接着考数学。
当天下午就发榜了，当那一张大纸往墙上贴的时候，等在一边的大人、孩子全拥上去了，争着看榜上有没有自己希望看到的名字。我也挤了进去。
出乎意外的是，榜上第一个名字就是我，我考了第一名!这在我们村还是破天荒第一回。令人高兴的是，榜上第二名也是我们村的。消息走得比我还快，当我回到村里的时候，好些人已经知道这回事了，拿鼓励的眼光看着我，还有人夸奖我。回到家里，父母也分外高兴，妈妈为我缝了一个书包。从那以后，我每天来回4里路走着去上学，午饭就是书包里一块白布包着的几块地瓜干，中午的时候在学校北边的麦场上吃。
上高小的时候，战争环境一天比一天紧张，日本鬼子不时出动进犯我根据地，并派飞机轰炸扫射。我在上学路上经常遇到日机的袭击。每当在上学路上遇到飞机，我就赶紧躲进路边的沟里，实在来不及了就只好就地卧倒。有几次敌机冲下来，子弹打在土地上溅起一阵阵烟土。记得1943年的一天，我和同学秦道斋背着书包上学，刚出村东头，鬼子的飞机突然出现在我们头顶，接着按下机头向我们扫射。我们两人一口气跑到了离我们村好几里路的夏家泊子村，直到中午才回家。
在这年冬天，县大队在南齐山村阻击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事后鬼子飞机报复，轰炸了我们村，我的邻居莱叔一家4口被炸死。死者的衣服被炸飞了，挂在我家门前的树上。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和同学们仍然保持着极高的求知欲。我并不为入学考了第一名而骄傲，因为我懂得高小不是学习的尽头，我还要继续升学。在敌机频繁袭扰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坚持学习。学校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搬出教室到树林里上课，同学们按时到树林里集中，照样听得聚精会神，没有一个人缺课。
入高小不久，学校里来了一位老师，听说是从延安来的。他很乐意接近同学，可惜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他通知我们几个同学开会，成立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抗先)，我成了青抗先队员。他给我们讲了不少抗日的道理，告诉我们日本侵略者一定失败，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一定会胜利，听得我热血沸腾。不久，我们每个青抗先队员得到了一颗木柄手榴弹，老师教我们怎样拉弦、怎样投弹。从此，我的书包里又多了一样新东西。
有了一颗手榴弹，我的胆子也大了许多。有一回鬼子出动了，同学们都回了家，老百姓从南向北奔跑，我壮着胆子朝南跑去，后来看见民兵往后撤，我也就跟着回来了。那次，鬼子出来不久就回去了，我却深深地感到，手里只有一颗手榴弹太少了，遇见鬼子把这颗手榴弹一投，鬼子再追，我就没有还手之力了。我得想法再弄一颗手榴弹。机会很快就来了，我们村一位和我要好的青年参军后回家探亲，我跟他要了一颗手榴弹。这样，我的书包里就有两颗手榴弹了。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完了高小。

附件： 来源： 中国金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