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毛泽东对此从不隐讳，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里，多次提及这一事实并加以颂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个人专断的登峰造极。说它是个人专断的登峰造极，不仅因为它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实际上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而且因为它的矛头是对着中央集体的。毛泽东既要实现他的主张，就要首先扫除实现他的主张的“障碍”——中央第一线。这不是什么推理，而是事实。在准备阶段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此文不过是借题发挥。它固然是打击、诬陷吴晗的，但更是在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间题上严厉谴责中央第一线。此文的要害，正是无理指责中央第一线。在准备阶段里，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的高度，提到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命运和前途的高度，毛泽东予以批准，这也是用以反对不同意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线的。在准备阶段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批发全党。这个文件，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责难；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在准备阶段里，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个错误批判，既是对着彭真等四位老革命家的，又不只是对着四个人的，而是带有“扫清外围”的性质，后来发生的事件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总而言之，准备阶段里的一切挞伐都有对着中央第一线这个特点，都有个人反对中央集体这个特点；不过因为还在准备阶段，只是旁敲侧击罢了。只有认清这一点，才是捉住了隐蔽在现象后面的问题的本质。早在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就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这说明对中央状况已经作了完全与实际不合的严重估计；但是毕竟只说了“如果”，并未肯定。在准备阶段里则不同。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与康生等人谈话时，赫然号召“向中央进攻”。谈话要点5月间上了中共中央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正因为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在准备阶段里出现了极其反常的扑朔迷离的事件。江青何以胆敢组织撰写把矛头暗指中央第一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样一个违反党纪的行径何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什么不与中央第一线商量？为什么不告诉中央有关部门？江青为什么极端秘密地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为什么要对北京保密？“座谈会”为什么只是江青的“一言堂”？江青的非组织活动为什么得到了毛泽东的承认？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似乎难于理解，其实只要认清个人反对中央集体，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既然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就不便于把问题和盘托出，摆在桌面上，就必然要发生种种极其反常的事件。著名史学家黎澎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这个评论是入木三分的。为什么在另一条件下会“换个形式出现”呢？这是为个人反对中央集体所决定的。

　　正因为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在准备阶段里就不得不采用迂回战术，曲折地提出问题。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不是简单的事。贸然提出重大政治问题，贸然打击中央集体，和者必寡。就发表一篇文艺评论文章，拐弯抹角地提出政治问题。就正面肯定“突出政治”问题，要求分清“两条路线”，批判“折中主义”，指槐骂柳。就制造出关于文艺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来，委婉曲折地指责中央。由评论文艺而裁判政治，由批判下层而敲打上层，层层递进，逐步深人。凭借个人崇拜，通过反对“修正主义”的舆论，把人们弄得晕头转向。

　　正因为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就借用军队力量。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说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请了解放军“尊神”。其实不只是江青如此。美国费正清说：“到了1965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密切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他这样做的时候，甚至利用了解放军报作为他的喉舌。”事情大体上是这样。毛泽东在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了第二次修改后，于1966年3月17日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就是一个例证。毛泽东三次修改于前，林彪和军委常委其他同志一致同意于后，中央就很难拒绝。借用军队力量，是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确定林彪为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解放军报》当时在制造舆论方面确实最为突出。林彪1967年8月9日在对刘丰等人谈话中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这个判断大体上符合事实（这里的“毛泽东思想”其实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军队历来是紧跟毛泽东的，认为这与紧跟中央是一致的。军队的高级将领，除林彪等极少数人而外，并不了解中央领导核心内部的情形。

　　正因为以个人的错误反对中央集体的正确，所以特别明显地表现为武断和专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蛮不讲理的。1961年年初写成《海瑞罢官》的吴晗绝不可能预见到1962年会出现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断言《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毫无根据，吴晗明明在《论海瑞》中不指名却严厉地指责过彭德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乱打棍子的。把彭真等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更是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在准备阶段里，形式上中央也开过几次会议，实际上是个人决策，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既主观地认定中国要大破大立，又在受到阻遏时刚愎自用，这就谈不到摆事实、讲道理，而只能乞助于武断、专横。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这是“果”，“因”则既有个人方面的因素，更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安子文说过：“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发人深思的精辟见解。

　　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本来是臆造出来的。而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出现，又使毛泽东对党中央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他既要实现他的主张，又为心造的幻影（出现了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欺骗，决心全面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对彭、罗、陆、杨的批判在党中央得到实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提供了“理由”。毛泽东既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信任，就重用林彪、江青、康生这伙野心家、阴谋家，这也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

　　在短短半年内频繁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与之相呼应的报刊上声势浩大、气势汹汹的政治批判，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在“反修防修”的紧锣密鼓声中，“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