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

[导读]红十字会是计划经济体制唯一保留下来的“非政府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的NGO都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取缔。红会的国际地位和当时接收红会时的承诺,它被保留下来，但随后被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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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垄断权力，一手与商业结盟。中国红十字会创造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存在模式。

郭美美,一个20岁女孩的网络炫富之举,将中国红十字会拉进了舆论的旋涡。在过去一个月内,这场质疑的风暴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与多家公司的勾连,逐渐演化到对红十字会这一官办慈善组织本身的反思。

对公众而言,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神秘组织。它每年得到政府的近3亿元补贴,其架构包括31个省级分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还拥有港澳红十字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

除了这些与政府相似的行政设置之外,红十字会总会之下还包括基金会这一系统,由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传播基金以及挂靠的多个基金组成。

这两条脉络揭示出中国红十字会官办慈善的双重身份。为何中国红十字会的架构如此独特?它究竟应该是个官方慈善组织,还是个独立的民间组织?它对权力的垄断及与商业的结盟,是否符合国际红十字会的传统和价值观?

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

“慈善业有现代的慈善规则,比如收取行政管理费用。但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的,一分钱也不能收。我们把两者弄到一起,就出来一个很古怪的东西。”“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伊斯兰教国家,因宗教原因称为“红新月运动”)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的公益慈善组织,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创立于1864年。其起源是缘于亨利·杜南发现战争的伤员和战俘无人救援,发起了这一民间、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区传播主管DividPierreMarquet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和平时期全球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下一共有三大组织:沿袭红会传统的战俘人道协助使命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他们仍活跃在局部战争地区；各自独立的186个国家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体系；以及协调各国红会、组织跨国救援的红会国际联合会。

自建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确定了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基本原则,其含义是从人道精神出发,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偏见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任何时候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助手,但必须保持独立；且该运动是志愿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渔利。

也即是说,从创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刻意与各种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保持距离,试图“中立”、“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为表示对红十字运动这一超然属性的支持,各国红十字会虽属于民间组织,其“名誉主席”却通常由国家元首或皇室代表担任。

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时期,使公益慈善事业成为各国红十字会行使的主要职能。中国红会概莫能外。但在中国,本应属于民间组织的红十字会却已异化为一种与权力体系结合甚密的官办组织。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各级红会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红会接受财政拨款近3亿元(2007年数据),与其接受捐赠收入相当。各级红十字会的经费收支情况只需向理事会负责。

中国的公益组织分为三种,一种是基金会,又分为公募或非公募性质；一种是会员制社团；第三种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中红会属于第二种的人民团体,同类社团还有工会、妇联等。但红十字在行政体系的坐标中,实际却比一般事业单位更加“行政化”。因为它按政府机关行政序列定级,其正式聘任的工作人员属于“参照公务员”编制,按国家公务员的15级科层行政级别定级。比如红十字会会长享有副部级待遇,县红十字会则挂靠在卫生局下,为科级单位。

据中红会官网上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全国红会(不包括港澳台分会)共有编制人数7774人,其中专职人数为6745人。西南某县的一位红十字会副会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县红会主要与当地政府打交道,不怎么与上级红会打交道,和红十字基金会从未打过交道。每年,该县红会的活动经费大概数万元,“找每个理事单位报销一点就够了”。

而在法律形式上,红会面对社会募款又以公募基金的形式出现。既是政府又是慈善组织,“慈善业有现代的慈善规则,比如收取行政管理费用。但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的,一分钱也不能收。我们把两者弄到一起,就出来一个很古怪的东西。”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振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红十字会实际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历史上唯一保留下来的“非政府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的NGO如“育婴堂”、“寡妇堂”等,都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取缔了。而由于红会的国际地位和当时接收红会时的承诺,它被保留下来,但随后就被计划经济时期“普照之光”给行政化了。“几十年之后,这套体系已经积重难返,现在要让它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王振耀说。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认为财政拨款不能随便交给民间组织去用,要保持对钱的控制力。”一位民间NGO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