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范金素恩的综艺:华国锋实在太胆小 太容易受人左右

华国锋实在太胆小 太容易受人左右  

核心提示：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总的说来，我对华国锋有比较好的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本文摘自：《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作者：于光远（作者系前中顾委委员），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我去湖南是参加毛泽东指定下到农村基层去了解“大跃进”后农村基层真实性的三个调查组之一。到长沙后，张平化曾和省委全体成员集合向我们这个调查组介绍当时湖南省的基本情况。华国锋作为分管财贸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因为他管的工作同我们的工作任务离得比较远，他同我们组没有发生什么工作关系，我在湖南三个来月没有同他说过话，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我对他有印象是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开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批邓”前——“批邓”中——“四人帮”粉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三中全会后他继续担任主席期间——离开了党中央主席的职位之后。每个时期他都有些事可说，同时又都没有较多的接触，因此只能使用“印象”这两个字，而且时间并不长。

从1975年到1981年不过6年时间的光景，但这6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细细说来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这个附记里，我不准备按照时间次序发表我对他的印象记，我只想讲讲我对他本人能力品质方面几个突出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关于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的。

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胡乔木负责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由我负责。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这三点算不了高的评价。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高的水平，有什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这三条都属于“好”的范围。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汇报会上我获得的对他的印象，同在帮他起草讲话时留下的印象和以后帮他起草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怎么说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柳忠阳一家伙。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柳忠阳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还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那天听汇报做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除非我了解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详细的正式报道至今未见。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后来又有一件事使我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英明领袖”变成他的代名词。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庆参观，看到那里的展室对他大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现象一时间很多，我还记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广西日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华国锋为这张报纸题了报名，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有三个套红的报头，即除了报头套红外，华的题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红，还因为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报道要登头条，因此原来三版也改成头版，又多了一个套红报头，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

毛泽东有时也说了一些不要多宣传个人的话，但是实质上他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还说个人崇拜还是要一点的。因此我们的报纸、电台，就把批评“个人崇拜”改成批评“个人迷信”。其实这不是“崇拜”、“迷信”这种字眼上的问题，而是一种与民主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行为。

反对个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发扬民主，不充分发扬民主，那些不称职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决不了问题的。当了大官的人，特别当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帮人，这帮人的利益是与他们的上级或者上级的上级，分不开的。他们有各种办法使他们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接受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够体谅的。  

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便是封建残余习惯，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社会中朝官、太监对待皇帝，师爷、皂隶对他们大老爷的通常的态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国演义》中的幕僚们的命运同他们的主人也结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泽东就继承那一套做法——当然在形式上改变了不少。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这几个字来接班的，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许多人对他大搞个人崇拜这件事，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害。也许那时他真的希望有人对他搞点个人崇拜，过过这种被崇拜的瘾。如果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太愚蠢了。就是对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人搞个人崇拜，只要形势一变，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并不是真心崇拜，不过是在利用他，想通了，这种滋味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认为在这方面华国锋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讲那样一篇话，是不容易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这一点至今也还有对华国锋的好评。

总的说来，我对华国锋有比较好的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他下台后，我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他，我对他总是很友好的，虽然我对他的有些主张曾经是坚决反对过的。 

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内情揭秘

华国锋

核心提示：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华国锋“淡出”政治舞台

“淡出”是一种电影术语，又叫“渐隐”，指的是画面逐渐由清晰到模糊、到消失。

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虽然中国的实际领袖已经由华国锋转为邓小平，但是华国锋在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不知内情的人，只是从《公报》第五段中关于华国锋提议“少宣传个人”那一段话中，隐隐约约感到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发生了一点麻烦。不过，这只是“隐隐约约”而已。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决定对中共高层领导“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但是，该“减”该“出”的，毕竟还是要“减”要“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人事大变动发生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这样，也就“减”去了汪东兴。

全会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全会决定增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赵紫阳。 

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人事变动，意味着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这个主席已经成为“空头主席”了。

1980年5月6日至9日，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活动。

接着，华国锋从南斯拉夫前往罗马尼亚，应邀到罗马尼亚进行短暂访问。

1980年5月17日，华国锋主持刘少奇追悼大会。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对华国锋的批评。 

赵紫阳除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尚未安排其他职务。但是，不久之后，便显露了对赵紫阳的重要安排。

那是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这样，华国锋失去了他在“政”方面的最高职务。

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是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行党政分工的决定。

1980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大会 改革的大会》指出：

这次会议的革新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上。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把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切实地明确地分开，各级党委第一把手已不兼任政府职务。

正因为这样，不光是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也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应当说，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属正常人事变动。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不复存在。华国锋的画像纷纷被取下。华国锋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华国锋题词，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华国锋主持。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是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或新闻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之后，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共计出席者29人。 

召开这9次会议的原因，是自从1980年8月中下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胡耀邦和叶剑英的发言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还有人在会上对华国锋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还指出：“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叶剑英回忆了毛泽东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 

《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会议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

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

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的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邓小平说，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 

这个《通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全党打招呼。《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通报》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在华国锋即将辞职而未辞职的这一段微妙的时间里，华国锋虽然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实际上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经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已经很少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公开出面。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 

邓小平对华国锋的评价

1981年2月4日，这一日子对于华国锋是难忘的。

这天，是中国农历鸡年的除夕。胡耀邦建议由华国锋出面宴请越南黄文欢。华国锋拒绝了，不愿露面。胡耀邦求助于邓颖超。邓颖超是黄文欢的老战友，要出席这次宴请的。邓颖超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希望华国锋能够主持这次宴请。华国锋只得答应了。

于是，在除夕夜，华国锋来到钓鱼台18号楼——这是华国锋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席间，当招待员给华国锋递上一盘煎鸡蛋时，使华国锋意外惊喜：因为这煎鸡蛋非同一般，是在去掉蛋黄之后煎的。华国锋平时最喜欢这道菜。国宴厨师知道华国锋将要辞职，今后没有机会再来这里，所以特地做了这道他喜欢的菜。宴会结束后，华国锋送走了黄文欢，特地回身跟招待员、厨师一一握手，说道：“同志们的情，我领了!”

从此，华国锋再也没有在国宴上露面……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华国锋究竟犯了哪些“左”的错误有如下具体的论述：

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曾谈及了《决议》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的问题：

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指出：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华国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保持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2日-13日，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华国锋落选了。当然，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也就不复存在。从此，华国锋一直是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华国锋一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之外，华国锋没有再担任别的职务。

2002年11月，由于年事过高，华国锋没有作为十六大中委候选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华国锋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

2007年10月，华国锋出席了中共十七大。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粉碎"四人帮" 叶剑英和华国锋如何"结盟"

记述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然而对华国锋、叶剑英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无他，只因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生前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史料。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熊向晖。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父亲 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2月3日公布。这个任命，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熟悉他。他们也无法知道华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那一伙的？

4月，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个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来到北京。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父亲当晚10点去人民大会堂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父亲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他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17日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

父亲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听了父亲的介绍，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

5月底，叶选基来找父亲，父亲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父亲。选基说，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父亲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6月7日晚，选基来接父亲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父亲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父亲跟叶帅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这就不简单了。叶帅听了，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父亲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听了父亲对华国锋的介绍，叶帅决定去见华。

8月15日下午，父亲到西山去见叶帅。见面后，叶帅对父亲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

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两个问题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父亲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安插人员，人事问题非常敏感。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父亲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不止一次说过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