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我觉得华国锋实在太胆小了

　　导读：华国锋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还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1987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期间在休息室交谈。

　　作者系前中顾委委员 　原载《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我去湖南是参加毛泽东指定下到农村基层去了解“大跃进”后农村基层真实性的三个调查组之一。到长沙后，张平化曾和省委全体成员集合向我们这个调查组介绍当时湖南省的基本情况。华国锋作为分管财贸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因为他管的工作同我们的工作任务离得比较远，他同我们组没有发生什么工作关系，我在湖南三个来月没有同他说过话，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我对他有印象是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开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批邓”前——“批邓”中——“四人帮”粉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三中全会后他继续担任主席期间——离开了党中央主席的职位之后。每个时期他都有些事可说，同时又都没有较多的接触，因此只能使用“印象”这两个字，而且时间并不长。

　　从1975年到1981年不过6年时间的光景，但这6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细细说来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这个附记里，我不准备按照时间次序发表我对他的印象记，我只想讲讲我对他本人能力品质方面几个突出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关于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的。

　　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胡乔木负责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由我负责。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这三点算不了高的评价。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高的水平，有什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这三条都属于“好”的范围。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汇报会上我获得的对他的印象，同在帮他起草讲话时留下的印象和以后帮他起草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怎么说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柳忠阳一家伙。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柳忠阳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还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那天听汇报做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除非我了解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详细的正式报道至今未见。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后来又有一件事使我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英明领袖”变成他的代名词。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庆参观，看到那里的展室对他大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现象一时间很多，我还记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广西日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华国锋为这张报纸题了报名，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有三个套红的报头，即除了报头套红外，华的题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红，还因为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报道要登头条，因此原来三版也改成头版，又多了一个套红报头，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

　　毛泽东有时也说了一些不要多宣传个人的话，但是实质上他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还说个人崇拜还是要一点的。因此我们的报纸、电台，就把批评“个人崇拜”改成批评“个人迷信”。其实这不是“崇拜”、“迷信”这种字眼上的问题，而是一种与民主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行为。

　　反对个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发扬民主，不充分发扬民主，那些不称职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决不了问题的。当了大官的人，特别当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帮人，这帮人的利益是与他们的上级或者上级的上级，分不开的。他们有各种办法使他们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接受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够体谅的。

　　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便是封建残余习惯，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社会中朝官、太监对待皇帝，师爷、皂隶对他们大老爷的通常的态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国演义》中的幕僚们的命运同他们的主人也结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泽东就继承那一套做法——当然在形式上改变了不少。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这几个字来接班的，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许多人对他大搞个人崇拜这件事，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害。也许那时他真的希望有人对他搞点个人崇拜，过过这种被崇拜的瘾。如果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太愚蠢了。就是对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人搞个人崇拜，只要形势一变，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并不是真心崇拜，不过是在利用他，想通了，这种滋味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认为在这方面华国锋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讲那样一篇话，是不容易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这一点至今也还有对华国锋的好评。

　　总的说来，我对华国锋有比较好的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他下台后，我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他，我对他总是很友好的，虽然我对他的有些主张曾经是坚决反对过的。

叶剑英检讨曾把华国锋当“后主”

　　 核心提示：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左起：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文摘周报》2005年11月29日05版 作者：袁小伦 原题为：由远及近到渐行渐远——叶剑英与华国锋的政治交往

　　叶剑英比华国锋大24岁。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叶剑英在饱受了300多天“流放”之苦后，重新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从长沙调来北京三年零四个月的华国锋升迁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早已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同时兼任国防部长。华国锋此时与叶剑英的高层政治接触依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职责范围不同。

　　 叶帅点醒梦中人

　　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使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名字同时成为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党内排名仅在毛泽东、王洪文之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是被停止工作的“反面主角”，而按姓氏笔画来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则成为毛泽东之下8亿人之上的“正面主角”：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

　　此时，叶剑英、邓小平等“靠边站”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于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脑后，他们担心的是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叶剑英对自己的“生病挂职”早有思想准备。他想到，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毕竟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集团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没有让江青集团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叶剑英知道，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对最高领袖忠心耿耿，为人也老实。他也听毛泽东说过，华国锋办事“公道不蠢”。叶剑英觉得，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毛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对这样一个“接班人”，叶剑英自然会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

　　华国锋初接代总理之位，非常谦虚，小心翼翼，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争取毛泽东的进一步肯定。

　　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的意图“批是要批，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因而江青集团想利用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致邓小平于死地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就是到了4月初，毛泽东在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江青等叫嚷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对邓小平留有余地，与此同时，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被正式确定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随着局势的演变，华国锋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慢慢开始出现了。进入夏天，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经常昏迷。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有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却不顾事实地称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

　　讨论时，叶剑英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病情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9月9日，毛泽东去世。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本来，华国锋“资本”单薄，毛泽东重病时给他写了三条，它们是：1、“慢慢来，不要招（着）急；”2、“照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有了这三句话，华国锋就像吃了定心丸。然而，江青集团却打出“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号，妄图取代华国锋对毛泽东临终嘱咐的专有诠释权以及接班人的地位。

　　在叶剑英一而再的提醒下，华国锋猛然醒悟，于是他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组织反击。为了制止这一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终于走到一起，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团。

　　 他终于成了政治上的过渡人物

　　粉碎江青集团后，华国锋的确需要叶剑英来辅助他。陈锡联回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

　　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叶剑英辅助华国锋，纯粹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千秋大业着想，没有夹杂半点私心。端掉江青集团后，面对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当然，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交代，在宣传华国锋方面也有些过头的地方。不过，查阅有关史料，也可以看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不仅是叶剑英一个人说了过头话。其他领导人也同样说了过头话。

　　事实上，这些文章、报告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对华国锋的热爱和信任，人民群众热切希望华国锋带领自己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开创新的局面。那么，华国锋能否承担起历史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呢？

　　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未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因而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叶剑英与华国锋开始了渐行渐远的历程。

　　叶剑英同华国锋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做自我批评，还针对有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提出的批评，作了回答，表示今后“不要宣传我个人”，向上和下发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领袖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华国锋的能力、经验和水平，特别是“左”的思想决定了他未能与时俱进，而且总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

　　华国锋这个被动转变的过程，也是华国锋被不断否定的过程。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我确实把他当做‘后主’”看待了

　　细心的读者会有疑问，为什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要开25天那么长的时间呢？原来要说服华国锋承认错误和要他辞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都需要一个过程，这次会议也因此连续开了9次会。

　　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犯的错误，这也是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华国锋同志，而且对我，对每一个在座的同志，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 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叶剑英的这番话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也感化了华国锋。华国锋听了大家对他的批评以后，感到难以继续担任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