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秀贤身材肌肉:赵蕤：杰出的纵横家8

赵蕤：杰出的纵横家
     纵横家是学术流派，它的祖师爷是鬼谷子王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又是鬼谷子的得意门生。

    纵横家属九流之一( 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战国时期，是从事政治外交，专门搞联合与分裂的谋士。苏秦“合众弱以攻一强”，主张南北六国联合拒秦叫“合纵派”，张仪“事一强以攻众弱”，主张东西六国分别事秦叫“连横派”。

    赵蕤字太宾，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人，约生干唐高宗显庆四年 ( 公元 659 年 ) 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 ( 公元 742 年 ) 。赵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并称；李白师承赵蕤的儒家风范、道家思想和豪侠性格，青胜于兰，如虎添翼。

    赵蕤读百家书，博于韬略，长于经世。由于他出生在木融合、大统一、大团结的“开元盛世”，缺乏战国时期那种人分裂，大动乱、人辩论的政治环境，加上他视功名如粪上，视富贵如浮云。所以采取了“夫妇隐操，不应辟召”的处世态度。

    赵蕤的生平事迹，刘煦的《旧唐书》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皆未立传。唯北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清代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的事迹有简历和传略可查。

    赵蕤的《长短经》成书于开元四年 ( 公元 716 年 ) ，共九卷 64 篇，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杂揉之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高妙完美，天人台一，振聋发聩，警世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

    赵蕤强调：王道重教化，霸道重威猛，强国重胁迫；在官场要功成隐退，在战场要穷寇勿追，在商场要赚钱就收。

    赵蕤的《长短经》又叫《反经》，所谓“长短”，就是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正反相生之意。

    “长短纵横之术”又叫“显学”，《战国策》就叫《短长书》，赵蕤说：“不知人之长短，不知国之长短，不知事之长短，不知战之长短”就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反”，不是造反谋反，而是反其道而思之，进行逆反推理，摆脱思维定势和单向思维，提倡开拓性思维，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独立辩证地去思考问题。

    人们习惯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叫“正经”，把赵蕤的《长短经》叫“反经”，那么“正经”和“反经”有什么区别呢 ?

    《资治通鉴》寓谋略于记叙之中，是统一天下、治理天下的教科书，多用间接暗示，认为历史已经定型。

    《长短经》显谋略于议论之中，是教训皇帝，纵横捭阖的谋略学，多用直接提示，认为历史问题不能“盖棺定论”。

    “正经”提倡心术端正，光明磊落，发挥个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反对搞阴谋诡计和非法的谋权手段，以达到预期的主观效果。

    “反经”提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只要合符道义，欺骗是老实，诡诈是忠诚、孔墨之术、王霸之术、中商之术、黄老之术可以兼容并包，强调“以政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为取天—卜”。 ①

    赵蕤一贯主张“天—卜为公”、“民贵君轻”，反对“天卜为家”、“一人独占”，历代统治者生怕《长短经》对君主世袭制和忠君思想构成威胁，所以对《长短经》中的许多谋略“用而不说”、“密而不宣“。以至千百年来《资治通鉴》广为流传，而《长短经》却鲜为人知。

    《正经》利《反经》刘同一人物事什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历史评价，现在以商鞅变法、马谡被斩、刘备刘禅三起事例加以比较。

商鞅变法

    分元前 359 年 ( 周显王十年 ) ，商鞅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目的在于加强君主集权，实行土地私有，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加强社会治安，实行保甲连坐法，举报与杀敌同功，隐匿与叛国同罪：奖励农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建立贵族军功赏罚制度，无功者取消特权和俸禄；废除郡县制，实行县级制 ( 三十一县 ) ；首都由雍州 ( 陕西风翔 ) 迁往咸阳。

    变法开始，公子驷带头反对，由于“邢不上人夫”，商鞅便把公子驷的太傅公子虔处以劓鼻 ( 割鼻 ) ，把公子驷的太师公孙贾处以黥面 ( 脸上刺字 ) ，把反对新法的七白多百姓腰斩于渭河岸上。

    接着，商鞅背信弃义向魏国发动侵略战争，用欺骗手段俘虏了魏公子印，占领了魏国 15 座城池和 600 多里土地。害得魏惠王迁都大梁 ( 开封 ) 改称梁惠王。

    秦孝公鉴于商鞅功勋显赫，由中庶子升左庶长，再升大梁造，其车马仪仗与秦孝公同级。由于商鞅位高权重，功高震主，反对派敢怒而不敢言。

    公元前 338 年 ( 周显王 31 年 )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 ( 即公子驷 ) 继位，公子虔和公孙贾马上翻案。商鞅由诬告谋反到自觉谋反，被公孙贾捉住后处以车裂 ( 五牛分尸 ) ，诛灭三族，百姓对商鞅啖肉寝皮，暴尸荒野，变法以悲剧告终。

    《资治通鉴》认为：商鞅变法十年，秦国富强，秦民大悦，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短经》认为：商鞅开创了“以恶治国”之先河，不是靠道德、仁政、教化去统一天下，而是靠军事、武力和战争去统一天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穷兵者必死，好者必亡。由于商鞅刑戳惨烈，百姓贝威·而不见德，见利而不知义。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炮制“巫蛊案”，冤杀了三万多人，连陈皇后、钩弋大人也难以幸免；武则大时期的酷吏来俊臣制造“谋反案”，冤杀了两千多人，连太子、庐陵王、太平公主也成了株连的对象。

    《长短经》认为：商鞅贪图俸禄，迷恋权势，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不知明哲保身，功成隐退。因为封建君主对权力的独占性和排它性，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形成了防范心理和疑忌心理，先帝的功臣往往成了新君的仇敌，这种屠杀功臣的历史怪圈，往往会世代繁衍，永远延伸。勾践灭掉太差之后，范蠡不辞而别，偕西施泛舟五湖，世称“陶朱公”。文种贪财不隐，遭勾践杀害。刘邦统一天下后，张良马上退隐，获得善始善终，韩信功成骄傲，图谋反叛，落得身首异处，夷灭宗族。

马谡被斩

    公元 228 年 ( 魏明帝太和二年，蜀后主建兴六年 ) 诸葛亮平定南中的孟获之后，重新结好孙权，开始北伐。诸葛亮令马谡为先锋，带一万人马，经秦岭西路走阳平关，山街亭进攻长安，诸葛亮向马谡交代：只能据守城寨，方保无虞，马谡却违背军令，偏要把军队驻扎在南山之上，魏明帝曹睿令张邰为特进将军，张邰断了蜀军的水道和粮道，放火烧山，蜀军大败，诸葛亮只好率西城千余百姓退回汉中，挥泪斩了马谡。

    《资治通鉴》认为：诸葛亮深谋远虑，铁面无私，赏罚分明，严于责己；马谡死搬教条，轻敌自恃，刚愎白用，违令拒谏，理当被斩。

    《长短经》认为：曹操是人才重于军令，诸葛亮是军令重于人才，胜败乃军家之常事，败军之将不必斩首。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理论是正确的，马谡不可大用，但可小用。

    马谡用反间计让曹睿削去司马懿的官职，也是非常成功的，应当给马谡一个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机会，马谡作参谋长卓卓有余，当司令员则为不妥，斩马谡是自毁长城，是诸葛亮用人不当，用人失察和执法不公的大暴露。

    诸葛亮的军令状有双重标准：关羽立军令状失守华容道就网开一面，因为他是皇室宗亲，马谡立军令状失守街亭就非斩不可，因为他是普通官兵。公元前 627 年 ( 周襄王廿五年 ) ，秦穆公的三位元帅 ( 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 ) 作了晋文公的俘虏，秦穆公不但不杀，反而责怪自己不听蹇叔的劝告才有这次失败。公元前 597 年 ( 周定王十二年 ) 晋景公的主帅荀林父被楚庄王打败，晋景公也未判处荀林父的死刑。若论当时的人才战略，曹魏有张邰、曹真、钟会、邓艾；东吴有羊祜、陆逊、王濬，西蜀仅仅有姜维一人，已是强弩之末，处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行”的困难境地。“得人才者得大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孔明 27 岁出山， 54 岁陨命，前后 27 年未与蜀汉培养一个接班人，蜀汉的综合国力完全处于劣势，轻率多次北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走上了葬送蜀汉的灭亡之路。

刘备刘禅

    公元 198 年 ( 建安三年 ) ，吕布攻下小沛，刘备的两位夫人作了吕布的俘虏，刘备只好到许昌投靠曹操，“备时闭门种芜菁 ② ”，梅熟时节，曹操邀刘备共饮，当曹操谈到“当今天下英雄非刘备、曹操莫属”时，恰好天空惊雷贯耳，“备方食，失匕箸 ③ ”，曹操问刘备：“难道雷声你也害怕吗 ? ”刘备说：“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④ ”这就是“闻雷失箸”的来历。

    公元 263 年 ( 魏明帝景元四年 ) ，邓艾偷渡阴平小道，从江油、绵竹直抵成都，当时的刘禅既不逃奔南中求盂获避祸，又不投靠东吴，更没有带领五万御林军与邓艾决一死战，而是听从谯周的建议，统率文武百官向邓艾投降。公元 264 年 ( 魏元帝咸熙元年 ) 刘备率领 64 位官员到了洛刚，其中 54 人封了侯爵，刘禅被司马昭封为安乐公。一日，司马昭设宴问刘禅：“你的宗庙坟茔皆在益州，思念吗 ? ”刘禅回答说：“此地乐，不思蜀也”。司马昭对贾充说：“刘禅真是一个没心肝的人啊 ! 就是孔明复活，姜维有三头六臂，也把他扶不起来呀 ! ”这就是“乐不思蜀”的来历。

    《资治通鉴》认为：“刘备是鼎足三分的盖世英雄”，是龙种；刘禅是“德才不称其位的亡国之君”，是跳蚤和不肖子孙。

    《长短经》认为：当敌强我弱，自己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必须“韬光养晦”，保存实力，既要学会“难得糊涂”，还要审时度势，忍辱负重。刘备和刘禅父子学的是：“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⑤司马懿装聋卖傻骗过曹爽，趁曹爽出城之机，夺了兵权，诛了曹爽三族。吕蒙装病骗过关羽，夺回荆州之后，在麦城还杀了关羽，王羲之夜宿王敦家中，偷听到王敦与刺客密谋杀害晋明帝的谈话，王羲之假装酣声如雷，满脸唾沫，才打消了王敦杀人灭口的念头。古人云：大智若愚，大言若讷，以柔克刚，有容乃大，小不忍则乱大谋。

    韩信有胯下之辱，封了淮阴侯：张良有拾履之耻，封了留侯：勾践有尝粪之羞，灭了太差。韬光养晦是古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智慧，也是一种畸形和病态的斗争手段，只要权力游戏无规律可循，这种斗争手段就不可避免。奉行韬光养晦策略，必须具有政治远见利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身体力行。

    《长短经》是一部杰山的谋略全书，由于它的文字古奥艰深，作者在阐述时，“只帅其意，不师其词”，仅举施政方针、惩罚制度和弱势求存三个方面加以说明，这些事例只是《长短经》中的几颗耀眼的星星，虽属管窥蠡测，但能“见微知著”，“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注释： 1 、《道德经》
2 、《吴历》 3 、《华阳国志》 4 、《汉晋演义》 5 、《周易·系辞》  参考书目
①《反经》 ( 全—册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苏平注释 ②《反经》 ( 全一册 ) 中国文史山版社出版 李古寅编译 ③《新反经》 ( 上—厂册 ) 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 王志刚编译  作者简介 
    何权 中学高级教师。男，四川射洪县人， 1932 年出生，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曾任重庆广播电台编辑，绵阳市政协委员，盐亭县人大代表，三家科研院校的特约研究员 ( 中国科研交流中心等 ) ，两家科研院校的学部委员 ( 国际人才研究院等 ) 。为国育才，为国选才，共培养中专和高中毕业生 1957 人，函大电大毕业生 85 人，硕士生 15 人，博士生 7 人，大学党委书记 1 人。主要教学经验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以德育德，以才培才，以情动情，以行导行，一分管，三分导，六分等，得法于课内，受益于课外，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学其理。所发表的论文，荣获五个国际优秀论文奖 ({ 科举制度是中国的五大发明》等 ) ，一个国家金奖 ( 《“红楼梦”不是清宫秘史》 ) ，七个国家特等奖 ( 《金圣叹没有腰斩“水浒传”》等 ) ，十六个国家一等奖 ( 《墨竹神韵，双壁争辉》等 ) 。已入编七十三部大型文献丛书 ( 《华夏散文经典》等 ) 。由于论文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学术领先水平，已在国际互联网作全球性发布。另有七部文史著作出版发行 ( 《学术论文荟萃》、《鹤庐诗稿》等 ) 。主要写作经验是，内容：文艺评论；题材：名著名人：语言：清新隽美；见解：精辟独到；结构：正反对比；治学：博采众长；目标：发展创新。作者个人业绩已入编六十八部专家学者大辞典 ( 《中国当代诗词楹联艺术家辞典》等 ) 。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权力意识
缥缈     长假期间，重读《长短经》。    所谓《长短经》，是唐人赵蕤（音rui）所著写的一本杂学著作，学界俗称《反经》。褒者，奉其为“小《通鉴》”；贬者，訾其为“妖言杂说”，可比《罗织经》。    不过，作者赵蕤，确实有真学问，也因此显名于当时，唐人盖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且不管当时以及此后的评价，是褒是贬，我今重读，感觉《长短经》不但剖析了政治谋略的利害得失，也不失为中国古化文化中的人的权力意识的真正“觉悟”的鼎级范本。     一、一切以权力为本    在《长短经》中，赵蕤开宗明义，首先划分清楚了治术的权力本质。    赵蕤以为，权力是没有是非曲直的。所谓“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权力者是不能怀有世俗的“爱憎”的观念的。这是政治的需要。    正因如此，“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工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赵蕤从骨子里，认为权力存在“纵横之别”与“奇正之分”，政治无纵横则无变（做的不说，说的不做）；权力无奇正则无术（道与术，不能两全。）    所以，旧儒学（特别是《春秋》）多为空谈；旧伦理（特别是《孝经》）止于权力。    学者无行，治者无情。    道理何在呢？    赵蕤以为，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极度缺乏权力保护的意识；    他说，“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    “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指得就是当权者，以不同的手法，运用手中的权力，    “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    对于民意国情，若论政治，则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的不同。    但是，如果“行政”的本身，威胁到了“政权”的存在，那么，一切都可背弃。所以，赵蕤相信，政治是无原则可言的。    古代的大政治家，比如管仲说过：“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意思是说，政治家为权力服务，尽量不做“颠覆权力”的选择。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只看盘口，不看预期，选股不如选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    呵呵。    “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    “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这段话，着实令人击节！政治家都是趋势投资者，不是价值投资者，大家千万不要想歪了！呵呵。）    一切以权力为本，这才能抓住政治的本质。    赵蕤说：“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    对于《长短经》这本著作的出发点，赵蕤声明，“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反经》的来源于此。也就是说，《长短经》是一本专门分析“霸术”、“驳道”、”不纯用德”的“杂合之学”。）     二，政治的精髓在于“以我为主”    好了，现在大家明白了，政治家必须“以权力为本”，我们现在有了第一个政治原则。你把权力玩没了，那么，所有的一切，也都“扯淡”了！    不过，世事纷纭，我们仅仅懂得“一切以权力为本”，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识大体，弃细务”，这就是所谓“王者之道”，“以不能为能”（千万不要以为权力在握，就可以“老子天下第一”了）。    而“以不为能为能”的权力原则，是维护权力的首要原则。    对此，赵蕤举三位大家的学说。    第一位是老子，老子说过：“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第二位是荀子，荀子说过：“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    第三位是傅玄，傅玄说：“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    《人物志》曰：    “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所以说：“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赵蕤说：政治的精髓在于“以我为主”（鼓为五音主，此为“君守其道”）：    “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以无事取天下”，“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    反之，“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申不害）    “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 （尸佼）    用人之道，说穿了，一切离不开“以我为主”，离开了“以我为主”，则“权力失位”。    这是有悖于权力第一条原则、即“权力为本”原则的。    像《水浒》里的晁盖，似也很会“用人”，但凡事不能“以为我主”，只落得寨子里头，大家只知有宋江，却不知有晁盖，闲居无聊，好不容易争得了一次“下山”机会，却不能统帅三军，自已一个人，只身犯险，“冲在队伍的前面”，被史文恭一只毒箭，一把射死在曾头市大营。
呵呵。     三、执权力者“例不言财”    执权力者，不可理财（不可以“好财、好货”）。    为富不仁！这个道理，现在也要天天讲。    呵呵。    对此，赵蕤说：“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竟劝，通乎用非其有也。”（意思是：商汤、周武灭掉夏桀、商纣之后，把土地、财宝用于封赏。受赏者很高兴，随时效力于君主。所以我们现在也常说：权力就是财产；而且是天下最优质的资产；一分本，万分利。）    《荀子》说：    修礼者王，为政者强，聚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荀子》）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这是权力的第三个原则。    （聚人者安，聚敛者亡。这段话，有多种解释，但“富而不贵，贵而不富”，是原则。）    权力者好利，结果会是什么？    赵蕤说：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怨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　　    权力者不好利，结果会是什么？    赵蕤说：魏文侯御廪灾，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无人患，不亦善乎。”    “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主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一句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    （“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百姓富足了，君王哪能不富足呢？ ）     四、“邪风：亡国之兆”    1，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    2，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3，上多欲，下多瑞，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    4，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欲行，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    5，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    6，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7，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    赵蕤说：“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邀于未也；有余，非多财，节欲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人鲜而费多也。”    赵蕤说，家国有“四乱”，“室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管仲）”    赵蕤说：国家有四危，“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管仲）”    赵蕤感叹说：    管子曰：“理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理。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乱。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曰亲也，宾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人。”    六攻，为什么一定乱国？    赵蕤说：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禄。    “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铱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人。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人，则人君无以自定也。”    赵蕤说：“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    有关治乱之道，赵蕤挺商鞅之说：    “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免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辟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商君书》，商鞅书）”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数变法也。”（《左丘明）：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杜预）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    赵蕤说：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斯者，意为“这里”）。     五、权力意识面临“复苏”    在赵蕤著作《长短线》的时代，在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之中，个人天分与欲望，还不如现代人这样，全部被板结且僵硬的种种政治势力（以及财产权利制度）所区分、所固化；在社会权力体系之外的一切个人选择，同样会被系统的“可控”与“失控”所选择，所“过滤”。    权力者面对着比我们现代人更复杂得多的信息失聪。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由于管理群体的复杂性，二是由于权力家族的“世袭罔替”；权力者也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只是在名义上拥有他能够负担的一切。    当人类社会进入“由白痴统治白痴的现代社会（凯文•凯利定义）”之后，权力体制日益强化，而非弱化，虽然旧有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然而阻碍社会进步的新的难点，仍然在于人类社会以“利益驱动”以及公正司法的追求日渐弱化。无追求的个体总量，较之古代，不断减少；类人孩以及冷血动物的总数，不断增加。    而细观近期全球政治环境，赵蕤的《长短经》，仍然不失其智慧的闪光点。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无论是“突你死”，还是“拆你死”，人类社会的权力意识面临“复苏”，一个“权力失控的时代”，是我们内心中最为强烈的纠结点。    （当然，HSH系统之种种上不得台面的勾当，并不都是正常人所能理解的）。    以近期的“北非革命”而论，曾一篇评论说：    逃无可逃：    经济发展靠不住，一走下坡路，马上民怨沸腾；年轻人失业对政权的存在构成严重威胁；    “90%支持率”靠不住；西方国家会冻结贪腐资产配合清算；一旦垮台就好似大厦倾，垮台后清算会来得很快很猛；大部分贪官污吏连逃跑都来不及！    （《突尼斯启示》）    呵呵    重读《长短经》，应当体会的，是天朝的权力文化。    因为在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    一个是现实中的中国，这是一部权力史；争夺政权，巩固政权；    另一个是《二十四》里的中国，这是一部文化粉饰历史；诗三百，赋五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见，从来就没有“好财、好货”的中国；却有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权力中国”；    说点题外话：常有爱钱的人说，围玉为“国”，一蒙一大片；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    “国”这个字，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均作“或”；没有外面的“口”，也没有里面的“玉”；    汉代之前，国是指诸侯的领地，称为“方国”；    而我们现在所定义的“国”，是“邦国”（用的字是“邦”；《论语》：何必去父母之邦。）；汉避高祖讳，简用所以才有了“国”。    而“或”这个字，所代表的，主要是权力的意志，而不是财货的意志。    为什么大家会感到“回归体制内”，在近年成为“趋势”与“时尚”行为？    为什么“国考大潮”，愈演愈烈？    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权力的重要；远重于下海、远重于发财？    难道这不是全社会权力意识的一次“新的觉醒”？    社会现状，不断地告戒大家，    在“权力”面前，任何没有防卫手段的财产，根本就不是财产；有权一切皆有；丧权一切皆无――“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    历史是无敌的。    读《长短经》，深感天朝权力文化的“透骨”，    也真正体会到了前人的感受：    “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