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秀贤2014粉丝见面会:揭开林彪死党程世清的沉浮（上）

揭开林彪死党程世清的沉浮（上）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县人，建国后曾任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江西革委会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见证人：邓小平、陈云等被“流放”江西时，他正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与邓、陈有过来往；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曾斡旋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贼船”受到审查和逮捕，而后又被免于起诉，在孤独和落寞中度过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讣告寥寥数语无评价。

从“红小鬼”到高级将领

程世清幼时由于家庭贫寒，只上过两年私塾。1928年6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后改为红11军31师)在他的家乡河南新县柴山堡开辟革命根据地。1929年他刚满11岁时，就参加了红军队伍，被编入光山县独立团当传令兵。年轻的程世清颇有文艺天赋，能吹笛、吹箫，拉二胡、拉手风琴等，也能表演快板、活报剧等。1931年10月，他被编入红25军73师267团宣传队任宣传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提升为宣传队分队长。后参加了双柳树、泼皮河、英山、固始等战斗。

1932年夏，国民党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失利转移外线西征。根据规定，年龄太小的儿童团和伤病员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于是程世清便被疏散回家。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省红安县檀树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重新组建红25军。听到消息后，程世清便来到檀树岗投奔。师长徐海东看他机灵，留在了身边。就这样，程世清归队的第一天就和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结了缘，成了徐海东身边的小马夫。不久程世清的文艺才华逐渐显露出来，徐海东便把他安排到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分队长。在这期间，他和写标语的宣传科科长、后来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

1934年11月，他随红红25军主力北上长征，翌年初到达陕南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到达陕北后，红25军、26军、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程调任78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36年夏，参加了东渡黄河抢占离石战斗。

抗日战争开始后，程世清任八路军115师688旅687团宣传干事，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翌年夏，升任旅政治青年股长。1939年后，先后任688旅独立团1营教导员，冀鲁豫支队2大队宣传股长、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3师8旅23、24团政治处主任，转战在苏北、淮安等地。1943年2月，程世清与新四军3师彭雄、田守尧等11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行船到小沙东时被日军发现，日军的巡逻艇立即靠了上来，日军小队长带着翻译官登船检查。化装成船老大的程世清将刚跨上船的敌人推入水中，并迅速将藏在袖子里的手榴弹投向甲板上的敌人，炸死炸伤多名日军。战斗中，程世清作战十分勇敢，是幸存的5名团以上干部之一（1955年授衔时1人被授予中将、4人被授予少将）。同年11月，程世清等一行人历经艰难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程世清奔赴东北，奉命组成长白支队，负责接管长春到白城子一线的安广、大来、前郭旗、扶余和农安等县伪满政权，组建了一支2000余人的武装部队，至1946年8月部队发展到一个建制团，程世清任团长兼政委。以后历任黑龙江军区庆安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西满军区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132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参加了四平、辽沈、平津、广州等战役和佛山、英德、韶关等地区剿匪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世清任军委装甲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政治委员。

诬告许光达大将,进入林彪的视野

程世清在任装甲兵政治部主任期间，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涉及到他的顶头上司、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

原来1963年夏，公安部给装甲兵政治部发出一份绝密通报，内容是许光达之子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有往来之事，程世清按照组织程序将这份通报的内容报告给了中央军委负责人贺龙、罗瑞卿（林彪此时因病请了长假休息）。不久，程世清调任济南军区26军政委，离开了装甲兵。然而世事难料，文革还未开始，罗瑞卿就被打倒（1965年底），林彪重新主持军委工作。1966年8月，程世清前往青岛参加济南军区党委扩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文件，号召给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提意见。济南军区首长指名让程世清提意见，曾为军委装甲兵政治部主任的程世清便与济南军区装甲兵政委罗通一道上书给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旧事重提，揭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与苏联人员交往密切及仿效苏联实行一长制事，称许光达“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根据当时规定，凡写给军委首长的信，均应抄送林办。这样，林彪处也就有了程世清和罗通联名信的抄件。

客观地说，程世清第一次报告是出于组织程序，也是他的责任所在；而第二次旧事重提，还断定许光达会将“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则有投机、夸大和捕风捉影之嫌，事实上给许光达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据刘秉荣著的《贺龙姐弟》记载：1966年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诬陷贺龙“要夺取政权”，说“贺龙想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以林彪的“指示”为依据，1967年3月6日，装甲兵机关开始着手组织批斗许光达。5月11日，装甲兵向“全军文革”报告：“请示审批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判斗争对象。”7月5日，成立“斗许、张专案组”。8月，在“中央文革”一次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对许光达有怀疑，叶群当即说：“程世清给林彪写了一份检举许光达的材料（即程世清、罗通1966年8月写给军委的检举信），林彪很赏识。”根据叶群的说辞，8月12日，许光达被隔离关押审查，后来惨遭迫害致死。

可以肯定的是，程世清因这封信得到了林彪的赏识，从此开始进入了林彪的视野，开始了他后来广受诟病的“辉煌人生”。然而，许光达事件也是程世清后来获罪的最主要依据。文革后期程世清被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发出的（82）军检免字第7号《免予起诉决定书》指出：“被告人程世清，诬陷许光达同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诬告陷害罪。鉴于被告人程世清犯罪情节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予起诉，予以释放。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接到《决定书》以后，程世清没有提请上诉，当即被释放。

江西“支左”：平息武斗、恐怖“三查”、办汽车厂

文革开始后，江西的造反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967年1月26日，在“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头目万里浪、涂烈的策动和挑拨下，各造反派组织严重对立，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同年4月，在万里浪一伙策动下，数百人强行冲击江西省军区，抢走省军区党委会议记录本、军用地图和大批机密文件，14个军管单位的军代表被赶走。6月1日，造反派将受周恩来的委派来到江西“三支两军”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绑架，强行押到北京批斗。6月29日凌晨起，万里浪一伙先后夺了工厂民兵的枪，夺了军分区哨兵的枪，夺了人武部的枪，夺了军区政治部的枪，夺了警卫团的枪……从此，全省各地夺枪不止，共有8.5万支枪、子弹1524万发被抢。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紧急调时任济南军区26军政委的程世清带领26军76师和坦克团到江西制止“武斗”。当时的决定是这样说的：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等应对所犯错误作认真的检查。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要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三、中央决定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斗争的大方向是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走资派。

由上可见，当时的江西非常混乱，各类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弹药，省军区军队干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两派争斗之中，局面基本已经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谓是“临危授命”。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8月23日，抚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被毛泽东、周恩来定性为“军事叛乱”。当时，程世清等人派26军76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

谁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5人，打伤57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受到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还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9个县，不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

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而是专门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做“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宣传。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在听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在紧急关头坚决反对再向“支左”部队开枪。王玉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王玉义的这个行动后来得到毛泽东的专门表扬。

程世清对对抗“支左”部队的群众组织没有报复，而且还注意了“一碗水端平”。从1967年9月开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要大举报复，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5个“造反派”头头，煽动赣州造反派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联络总站）头头游街，并竟然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声言还要枪毙一大批。如何处理这5个“造反派”头头，当时赣州“支左”部队有些畏难情绪，害怕背上打击“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则毫不手软，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指杀人的造反派头头)就像纸老虎，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我命令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造反派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程世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得人心的。

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5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

9月17日，毛泽东接见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时，对程世清领导的支左工作进行了表扬。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也发来贺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五个省和一个市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江西问题时，说江西搞得很好，应该表扬。”

然而，程世清这样理智稳妥的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时间进入到1968年，程世清已经在江西站稳了脚跟，开始以“阶级斗争”开路，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上演了一段极为恐怖的“大屠杀”。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此次会议结束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在这一背景下，江西出现了滥捕滥杀的“大屠杀”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三查”运动才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江西开展“三查”运动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国外。1968年9月7日下午，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去电：驻在江西的水电部×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帮助刚果(布)建设一水电站。最近，这个工程队不少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到大使馆反映，国内亲属来信说他们被群众揭发有严重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已没有资格援外，要他们自动申请回国，接受群众审查，否则从严处理。中国驻刚果(布)使馆人员说，刚果(布)与刚果(金)(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只相隔一条刚果河，游泳就可以过去。而刚果(金)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当事人随时可能游过刚果河，到东部的刚果(金)申请避难。外交部把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后将该工程局革委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到南昌办学习班，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更恐怖的事情出现了，瑞金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杀戒一开，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以后根据可靠统计，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

直到此时，程世清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乱杀人。程世清对江西“三查”运动中的恐怖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程世清在搞阶级斗争的同时，还大抓了工业战线的突破，产品要创新，要出新玩意儿。当时出于备战的需要，程世清把突破口选在汽车工业上。

1967年、1968年时，程世清将江西汽车配件厂改名为井冈山汽车厂，生产的汽车仿制苏联嘎斯。1968年，这个厂做了500辆井冈山牌汽车，程世清对这件事大力宣扬。1969年《红旗》杂志上曾有篇文章，刊登在非常显要的位置，大标题是《一个小厂一年也能干出500辆井冈山汽车》，引起了全国震动。由于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代表的是党中央声音。

主管汽车工业的一机部压力非常大，上面问：“你们抓经济怎么抓的？搞了半天也搞不出名堂来，人家程世清一搞就是500辆。对这样的汽车厂，你们要重点支持啊。”于是，时任一机部汽车局副局长的胡亮带了一队人到江西省考查。江西省领导带他们把所有汽车厂都看了一遍，江西省除了井冈山汽车制造厂外，还有5个重点，都是程世清亲自命名，用的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如抚州的黄洋界汽车制造厂、新界县的桐木岭汽车制造厂，还有双马石汽车厂等。这些汽车厂都需要国家投资。实际上所产汽车质量并不好，到处抛锚。

胡亮考察后觉得行不通，认为相对于另外5家地市汽车厂而言，还算井冈山汽车厂条件较好，如果集中到一家，中央应该能给予支持和投资。因此，他们就跟江西省机械厅和井冈山汽车厂商量，想重点扶持井冈山。但机械厅不敢做主，因为程世清要“遍地开花”。

考察组的意见还没来得及跟程世清沟通，井冈山汽车厂的负责人就秘密向程世清汇报：“胡亮那个工作组来考察，他们反对遍地开花，反对我们五大哨口的其他厂，说要搞只能搞井冈山汽车厂。”

程世清大发雷霆。后来胡亮一行见到他时，他大拍桌子，把胡亮等人大骂一通：“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他根本就不听胡亮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