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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叛逃不久，即1971年10月3日，刚刚过了国庆节，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因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在很小范围知道，对外还一直保着密，包括对部队。对于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这四人的处理，中央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直接参与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才能逮捕法办。所以先从内部控制他们，不能打草惊蛇，不然，容易引起军队内部的混乱。
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
到了10月底，专案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林立果是空军办公室的副主任兼战部副部长，空军是这次反党活动的重灾区。专案组从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发现了大量的文件和反党计划，最着名的文件大概要数《“571工程”纪要》。至今许多人都能记得里面的内容，他们的口号和纲领之反动之猖狂之恐怖实属罕见。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参与反党活动的证据也逐步查清。
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这是继1967年逮捕“王、关、戚”，1968年拘押“杨、余、傅”之后的又一次秘密行动。中央警卫局是绝对听从指挥的部队，一声令下，抓任何人都不会犹豫，尽管抓“杨、余、傅”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可是，对林彪的“四大金刚”执行逮捕任务，却是应该大加褒奖的神圣使命。
这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执行逮捕行动。
黄、吴、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这次逮捕行动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他们到达大会堂时，外面指挥的人，先放行“首长”进去，后面截住他们的警卫，请进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
会议地点在福建厅，离北门很近。他们刚走进大会堂的北门，立即就上来两个人，一边一个紧紧夹住来人，由办公厅负责人当面宣布中央的决定。然后快速架进电梯，大会堂的地下室里两辆吉普车早已恭候在那里了。
不一会，黄、吴、李三个人就成了瓮中之鳖，被带进吉普车里。
在捉拿黄永胜的时候，还费了点劲。黄永胜自恃自己是总参谋长，见有人来架他，马上警觉地高声叫道：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且奋力挣扎。但是事先考虑到反抗的问题，选派执行任务的人不仅个大，而且都是副团长以上职务的军人。他们遇到这种情况，非常镇静，也富有经验，不等黄永胜再挣扎就利落地将他手反背到身后。为防止不测，从他身上搜出水果刀、药品等物品。
过了开会的时间，还不见邱会作的影子，别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指挥中心立即和邱会作的秘书联系，才知道邱会作去西郊机场送人，要晚一点来。
事不宜迟！打电话追到西郊机场，通知他马上到大会堂开会。对邱会作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将他逮捕，他没有反抗。被抓，好象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将他押进电梯的时候，他看见了张大夫，就叫他。张大夫知道他已经不灵了，但既然是在指名道姓叫他，还是应该上前去看看。电梯的门开着，邱会作被两个人看押着，以前的威风不见了，剩下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向张大夫要安眠药，说是没有药他睡不着。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毕竟和政治不一样。他觉得这医德出发，可以给他一点药。就说：等一下，我去拿。他先请示了汪东兴，汪东兴的想法和他一样，可以给一点药，量不要大。张大夫取了几片就是吃一把也死不了人的药性小的安眠药，送给还等在电梯里的邱会作。他接了药，连连说谢谢。或许这几片药还真的帮他度过了几个难熬的长夜。
后来大家参观邱会作的住宅，才知道他吃药成瘾，各种药品堆满了房间，补药品种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生活极其糜烂。直到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首先惦记的还是药。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似乎是怀仁堂的“专利”，文革干将和旗手相隔8年被同一内容的“会议通知召进怀仁堂。
追溯新中国的历史，追溯中南海的历史，怀仁堂也应该算一处独占风流的政治名地。在历史的交叉点上，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56年，十大元帅在这里授勋。1967年，“二月逆流”风波也发生在这里。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集团的“战役”就是在这里胜利完成的，中国从此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了“文革”。
怀仁堂无论作为历史见证也好，还是作为新时代的起点也好，它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
怀仁堂靠近中南海的西门，因为离大门近，中央领导人和各界群众联欢，或是接见会议代表，经常在这里进行，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央和群众联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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