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泰妍starlight百度云:纽约时报：癌症治疗的美好承诺是如何破灭的?

图片来源：迈克尔·斯特拉瓦托 | 纽约时报

德克萨斯州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统计员凯斯·巴格利（左）和凯文·库姆斯，发现肿瘤研究中存在缺陷。

当朱丽叶·雅各布斯发现自己得了肺癌时，她感到非常恐惧。然而当她意识到可以把希望寄托在目前可以提供的最好的治疗药物上时，她开始浮想联翩。结果在2010年2月，她死在杜克大学。当时她在那参与了一项研究项目，而这个项目作出的承诺非常吸引人。

医生们会评估她身体内的肿瘤细胞，研究其基因序列，并据此选择对治疗她的肿瘤最恰当的药物。她不会再因为尝试错误的治疗和无效的药物浪费宝贵的时间。杜克大学的这项计划被认为是划时代的突破，是新时代基因组学的第一个成果，也是通过癌细胞的基因揭示肿瘤弱点的方法。

然而事实证明杜克大学的研究是错误的。它的基于基因的测试被证实一钱不值，而相关研究也遭到质疑。雅各布斯女士在接受治疗几个月后死去，她丈夫和其他一些病人的家属正在起诉杜克大学。

医学界对利用大量的基因组或者其他分子改善癌症的诊断和治疗寄予厚望，但上面这个故事赤裸裸地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严重问题。为了在这一领域推广基因学，建立了一些公司并推广了许多产品，然而这些主张却被证实毫无依据。研究者们认为这项技术将带来很多希望，可以提供很多可靠的诊断癌症并确定最好治疗方案的途径。

然而事情恰恰相反，当病人和他们的医生们试图对严重的病情做出决策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错误的“科学”误导，得到无用的信息。科学界对此相当关注，已有两个著名组织– 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内科学会 – 开始调查杜克大学事件，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新的途径评估因致命的复杂基因片段分析引发的索赔金额。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发言人艾里卡·杰弗逊称，至今为止，该组织 “通常都不会”将它的规定“强加”给个人实验室的实验活动；直到今天，这类实验活动都相对简单，多数依靠的是特定医生的专业技术水平。但是现在由于这些实验室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复杂实验，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正在考虑采用强制认证手段规范这些行为。

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癌症后果研究项目总监斯科特·拉姆西博士认为，当正常的科技发展无法跟上对经济利益追逐的步伐，一些陷入“逐利狂潮”的公司就已经在试图“推销”基于新技术的实验了。拉姆西博士说：“这是最恐怖的。”

医生们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很难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新兴领域做出客观分析，且很难发现错误。甚至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也会时常“高估那些他们并不了解也无法直接监督的仪器”，因为研究的每一部分都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说这话的是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乳腺癌研究员拉约斯·普什塔伊。作为一名高级研究员，他补充道，“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

此次杜克事件恰恰发生在另外两起因索赔导致医学研究人员暂停工作的案件之后。与杜克事件类似，他们也是对基因序列或细胞蛋白质进行复杂分析。不过这些实验是希望通过检测患者的血液诊断卵巢癌。其中一项实验名为OvaSure，由耶鲁大学科学家基尔·G·摩尔博士主持，得到了该大学的授权，并在项目尚未被证实有效的情况下就向患者销售。

另一个项目名为OvaCheck，是Correlogic公司在来自国家癌症研究所和食品药品管理局的专家协助下发展的。然而在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这两位统计员发现并公布这个项目的缺陷之前，主要的商业实验室就对它颁布了许可。

发生在杜克大学的这个“传奇”故事，源于2006年11月6日《自然医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由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癌症研究者安尼尔·波蒂博士、该校高级研究员约瑟夫·R·耐温斯以及他们的同事共同撰写的著名文章。文章中提到他们通过基因实验研究了癌症肿瘤的分子特性，并指出效果最佳的治疗方式。

其他癌症研究组织的人员也一直在试图做相同的事。

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院肺癌专家约翰·米纳博士说：“我们的团队被击败了，这令我们很沮丧。”不过米纳博士自嘲到，最起码他认为可以用这种“未必靠谱”的研究成果去为肺癌患者选择治疗药物。

不过他倒是第一个请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研究院凯斯·巴格利和凯文·库姆斯检查工作的人。其他一些医生也对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巴格利博士和库姆斯博士几乎立刻发现了错误。有些看起来是粗心所致– 比如说在制作一张巨大的图表时移动了某一行或者某一栏 – 而使其他东西看起来无法理解。杜克大学的研究团队对此却不以为然，声称是“笔误”。

杜克大学的研究者继续在著名期刊上就他们的基因研究发表论文，与此同时，他们开始了三个实验– 利用研究成果决定病人治疗时的用药。

巴格利博士和库姆斯博士试图警告他们。他们得到了来自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关注，该研究所自己的条查人员曾想在临床试验中运用杜克研究项目提出的模式，但遭到了批评和劝阻。最终他们将自己的分析发表在《应用统计学编年史》上。而医学研究者几乎不会去读这本书。

去年7月，事情最终引起了癌症界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巴格利博士和库姆斯博士的努力，而是因为据商业出版物《癌症通讯》报道，杜克大学该项目首席研究员波蒂博士涉嫌伪造其部分简历。在其他一些项目上，他也声称自己获得了罗兹奖学金。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肿瘤生物统计学主任史蒂文·古德曼博士说：“这可让人突然间产生兴趣了。”

最后，关于那些基因研究的四个签名文件被收回，杜克大学停止了使用那些错误研究成果的三项试验。波蒂博士从杜克大学辞职。他拒绝接受本文作者采访。他的导师、项目合作者耐温斯博士不在掌管杜克大学基因学研究中心。

癌症界受到巨大震撼。

杜克大学的研究者们甚至建立了一家公司（现已解散），并计划通过出售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癌症治疗指明方向。参与杜克项目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包括雅各布斯夫人的丈夫沃尔特·雅各布斯，称他们非常愤怒，感觉自己被出卖了。医学界研究者将这个事件看做是一次呼吁– 面对海量数据和复杂的分析，研究者们再也不能凭自己对于研究成果的直觉了。因为那些成果可能有意义，但也可能一文不值。

巴格利博士说：“我们的直觉……真的很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