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一书的主编廉思在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

　　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百万“蚁族”大军 《蚁族》主编廉思认为，“80后”已经分化为“富二代”、“海归”、名校精英和草根“蚁族”等多个层次，每个“80后”都应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作为国家级课题《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项目主持人，廉思带领着课题组和深访团队花费两年时间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有关这一群体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作为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总结，由廉思主编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蚁族》一书出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关注和持续探讨。

　　“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廉思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

　　“‘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加诸他们头上，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他们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忽视也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和彷徨。” 廉思说，《蚁族》揭示了“80后”最真实的生活和奋斗状态，也让我们带着全新的目光去认识“80后”的坚强与担当。

　　文/图 本报驻京记者赵琳琳 (署名除外)

　　走进唐家岭：“80后”调查“80后”

　　《蚁族》一书出版后，“蚁族”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2009年百度关键词搜索量排名中，“蚁族”仅排在“甲流”之后。该书的主编廉思随之踏入了“公众人物”的行列，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叹“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火”。

　　谈到缘起，同为“80后”的廉思说纯粹是出于好奇。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篇报道引发了廉思对聚居在北京海淀区唐家岭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们生存状况的关注。

　　那是2007年的夏天，信手翻来一本杂志，杂志中有篇名为《向下的青春》的报道瞬间吸引了廉思的目光。报道讲述了一个名叫李竞的大学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真实故事。“文中，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我想，怎么还能有大学生在北京过这样的生活？”震惊之下，廉思决定亲自去看看。

　　唐家岭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最边缘的一个村子，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本村居民只有约3000人，却居住着4万~5万人，几乎全是落脚在合法或违法建筑内的大学毕业生。

　　以前也曾有人报道过唐家岭，但是仅限于那里的违章建筑多、环境脏乱差。但廉思却实地找到了另外的惊讶：“我觉得那里很不一样，房屋出租的广告上，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但是一定要有宽带。当时我就觉得，那绝不是一个农民村和民工村，那里可能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深入研究。”

　　2007年年底，廉思组织了一次针对这一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调查队员和深度采访队员们也进了村。在那里，他们和每天如蚂蚁般忙碌的大学毕业生们同吃、同住、聊天，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也见证他们的坚韧、迷惘和彷徨。

　　2008年8月，廉思自筹经费成立了由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生组成的科研团队。通过针对“蚁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社会调查，他们获得了有关该群体工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大量的一手数据和实证资料。

　　百万“蚁族”：读书改变命运？

　　廉思对本报记者说，在调研开始前，很多人不相信居然还有大学毕业生在北京过着这样的生活。“有刚加入调查团队的学生还问我，廉老师，这是不是真的？”

　　但这一切的确是真的。“生存之上、生活之下。”廉思说，“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满怀理想地走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尽管身处这里丝毫感觉不到京城的气息，但由于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就业创业机会多，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揣梦想来到这里暂时安家。他们当中不乏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每月领着1000多元的工资，租着两三百元/月的床位，每天只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

　　廉思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给他们概括出一个贴切而又让人心酸的称谓：“蚁族”。

　　郑章军，是最让廉思印象深刻的一位受访者，这个1982年出生的大男孩来自内蒙赤峰市林西县。郑章军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他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毕业，专业是计算机科学。

　　小时候的郑章军很淘气，成绩也不好，但他有幸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常常鼓励他。念五年级之前，村里没有通电，郑章军常常点着煤油灯看书。高三时，学习很紧张，父母很早就上炕休息了，他却从不觉得困——无论多晚才睡，第二天一早起床，又立刻精神抖擞。

　　“我懂事以后，一直都想着要考出来，从来没有变过。”郑章军说。2002年夏天，大学录取通知书快递到了林西这个小县城，村长亲自敲锣打鼓，把通知书从村口一路送到了郑章军的家门口。

　　两种前途：搬出“蚁族村”或回老家

　　2006年7月，郑章军大学毕业。踏出大学校门，他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一箱书和一箱衣服运到了位于二里庄小月河的亿展学生公寓，成为一名“蚁族”。

　　6人一间房，每人每半年付1350元房费，能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地方找到一个睡觉的铺位，三张上下铺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某个夏日，下铺的室友一觉醒来，发现鼻子堵得慌——居然是一只小蟑螂爬进去了。他们下决心杀蟑除害，周末关上门，狂喷一通杀虫剂，下午回来一开门，“满地都是蟑螂尸体，一两百只都不止。”

　　郑章军家收入水平在当地中等偏下，除了学费，他不愿意再向父母伸手要钱。因此，本科四年，他几乎做过所有的兼职，派传单、家教、节日促销。如今，郑章军是一家国企的软件工程师。工作稳定后，郑章军还常在网上找“私活”，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干。

　　郑章军曾有个女朋友，“这个女孩起初说她不爱逛街，我们就开始谈恋爱了。谁知她其实很爱逛街。”女友承认自己很现实，曾说：“如果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毕业后，女友回了江苏老家，郑章军留在北京闯荡，他们自然就分手了。

　　高中时，郑章军曾草拟了一份计划表，希望督促自己不断努力，“上大学——考研——工作两三年——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从政——开自己的公司”。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份宏大的计划”，虽然不切实际，当时却有挥之不去的激情。

　　谈到目前的计划，郑章军一脸严肃，他的目标是开个小饭馆。他还计划5年内拥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到时，租间每月1000多元租金的房子，既能生活得更舒适，还可以作为办公场所。郑章军非常努力，对他而言，时间无比珍贵。

　　廉思介绍说，他们曾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五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据估计，全国约有超百万人次的“蚁族”。在北京，“蚁族”的数量约为十多万人；上海、武汉的数量也大抵如此。在北京，这些大学毕业生的主要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在上海，大多聚居在被分成数个格子间的公寓里；而在广州，“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城中村。

　　“蚁族”以5年内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不满一年的人最多；毕业5年以上的，只占6.8%。“5年是个坎，三十而立，经过5年的打拼他们不可能再漂了。”廉思说，5年后，对“蚁族”来说只有两种前途：混得好些的，搬出聚居村，搬到北京北五环外回龙观、天通苑等地，七八人合租一间三居室，两人一间房；或者回老家。

　　“蚁族”心态

　　廉思认为，对“蚁族”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弱势群体大不相同。“蚁族”们受过高等教育，会逐渐成长并进入社会的“准精英阶层”，而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的心态。“试想一个人在年轻常遭到冷遇，或自认为被社会鄙视、常遭到不公待遇，那么，当他进入四五十岁，事业获得成功后，他会如何看待和回报这个社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关心‘蚁族’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蚁族》一书出版后，廉思接到了很多“蚁爸”、“蚁妈”的电话。一位“蚁妈”说她流着泪读完了整本书，说她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里做“蚁族”。女友曾对郑章军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你今天买房，我今天就嫁给你”，也在网络上引来无数回帖。

　　电视剧《蜗居》的热播使一些重要问题得到了凸显，道德的坚持还有没有意义？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成功？有车有房是否就是成功？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

　　有家难回

　　根据调查组的研究分析，“蚁族”产生的原因，既有国家就业形势严峻、大城市吸引力强大、大学生择业观相对滞后、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有差异等宏观因素，也有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生活成本低廉、追求群体认同等主观因素。

　　尽管日子清苦，不到万不得已，“蚁族”从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回老家。

　　“有些人说让‘蚁族’回家。让他们怎么回去？”廉思说，据调查，“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也就是说，八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蚁族’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穷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一个‘蚁族’从家里出来，身上肩负了父母的希望、弟妹的嘱托，和全家的期望，他怎么能回去？”

　　在调研中，他们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问这些大学生们“你留在大城市的原因有什么？”“蚁族”们的选择包括：为了梦想，希望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为了父母，要把父母接来大城市一同生活；为了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爱人，大城市机会多等等。

　　“你会发现这些选择几乎都是在为别人着想，很少是为自己。所以说，‘80后’身上体现了一些特别传统的东西。”廉思说，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80后”最真实的想法和生存状态，他们既不是人们以前所说的是“自私的一代”、“不负责任的一代”、“最放纵的一代”；也不是光鲜亮丽的“鸟巢一代”、“奥运一代”，他们有彷徨、有迷茫，他们也坚强，同时又在为梦想打拼。

　　“很多蚁族对我说，他们的梦想是3年买车，5年买房。很多北京本地人都觉得难以实现这一梦想，尽管我们没有资格去评价‘蚁族’们选择的道路，但是，如果3年以后没有车，5年以后没有房，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梦想破灭了，他们该怎么办？也许到那时，他们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蚁族”应提升自我实力

　　廉思指出，“蚁族”自身也要反思，是否应该对自己进行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规划又在哪里？“不要给自己定一个过高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做‘比尔·盖茨’，那么工作一年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离比尔·盖茨更近了，而是更远了。你既要有远大的目标，不沉沦于世俗，同时也要有具体的目标，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时刻在进步，这样，才会进入一种正向循环。”

　　廉思建议，政府应该增加对“蚁族”的职业培训。“蚁族”们通常一年换两三份工作，工资永远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间，他们迫切需要知识技能和薪酬待遇上的晋升。而根据调查，绝大部分“蚁族”都认为自己缺少知识技能、人际沟通技能等能力。

　　此外，“蚁族”们之所以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二、三线城市和大城市差距太大。在二、三线城市，“人脉”更为重要，不少人即使回去了，也很难找到工作生存下去。国家应该加大对二、三线城市的扶持力度，缩小城乡差距，给“蚁族”回家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环境。此外，在廉租房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应有所倾斜，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干预等等。

　　“蚁族”中九成以上为非重点大学、民办、专科学校毕业，学历对他们是一个根本性的制约。“蚁族”要发展，也应该努力放平心态、提高自身的实力。这也是很多“蚁族”目前正在做的。

　　廉思说，在北京唐家岭的“蚁族”中，不乏成功案例，一位连续5年报考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女孩，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地被一家瑞士企业录用，搬出了聚居村。

　　“80后”的层次分化

　　作为一名“80后”，廉思对于“80后”的未来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80后”不会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立”不起来，他们一定会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现在看来，他们承担了许多本不该由这个年纪的人承担的东西。同时，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也体现了很多迷茫、彷徨和无奈，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冲突。

　　“我相信，‘80后’这一群体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分化。比如，‘富二代’、‘海归’、以北大、清华等为代表的重点高校毕业生以及从底层开始奋斗的‘蚁族’等。这些不同层次的‘80后’对社会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廉思说，对于“80后”而言，未来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把他们的心凝聚到一起，才能真正做好事情。

　　目前，这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和认识差异很大，比如，对“富二代”而言，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资源，更容易成功；而对于像“蚁族”这样从社会底层开始奋斗的“穷二代”而言，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但社会至少应该给予他们公平的对待，人无法选择父母亲人、家世背景、聪明才智，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平等的工作机会，这些是应该被保障的。

2009年，学者廉思创造出的“蚁族”一词流行开来，其特点是：“80后”、高学历、低收入、大聚居。2010年，“蚁族”的主要聚居区——北京市唐家岭村面临拆迁。大约5万唐家岭租客不得不另觅他处。

廉思给“蚁族”的画像是：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更多来自地方和民办高校；拿着1000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绝大多数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

廉思的调研应该是成功的，书大卖、词大火。可他可能没有想到，他所描述的群体中有很多人对他没什么好感。

“我不想被关注，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大街上一抓一大把的普通人中的一个，我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不想阐述我的生活和想法，我只想安安静静过我自己的生活，每天早9晚5，下班回来吃饭睡觉，周末去网吧打打游戏。不晓得媒体为什么要关注这里？让我隐约感觉有拿我们炒作的嫌疑。”

“全国比我们过得惨的人多了，去关注关注他们不是更好？比如流浪儿童、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山区学生之类的，就知道拿我们这些人来炒作，电视上播都没一点用，有意思么？”

“我们是来北京实现梦想的年轻人，我们来北京是赚钱的也是存钱的，存钱是为了能买得起北京天价的房子，能结得起婚，生得起孩子。现在唐家岭要拆了，我们要去别的地方找房子了。我们照样活着，工资没涨，但是没有媒体关注了，这样我们就不是蚁族了？”

以上是一些住在唐家岭的网友对于自己被称为“蚁族”的反应。

公交车站最浪漫

对“蚁族”这个称呼和，25岁的肖继仁也是比较反感的。他是山东临清人。2007年3月，肖继仁找了一份在上地的工作，在一家比利时的公司做本地化工程师。“当时我住得离公司太远，每天都要在路上花4个小时。后来从网上认识了一个在唐家岭的网友，他推荐我来大唐（租客给唐家岭起的昵称）住，就这样，大概在那年的4月底，我就搬来了。”

唐家岭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部，归西北旺镇管辖。村形长方，主街3条，南北走向。这个地方处于上地软件园北，北京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本村人口3000左右，外来人口难以统计，估计5万上下。

肖继仁对大唐很满意。“基本上没啥不好的感觉，可以说特别喜欢唐家岭。”

吃。刚搬来的时候，肖继仁一般在公司附近的食堂吃。后来看到大唐有数不清的卖凉皮、凉面、牛筋面的摊贩，还有众多超市——京百万、京客隆、超市发，加上潮水一般的三轮车——摊煎饼灌饼、卖水果蔬菜的。“就自己买了做饭的东西，开始买菜在家做饭，大唐的菜挺便宜的，也很新鲜。”他说。

住。肖继仁住在村边的简易房，看上去不怎么结实，不过房子倒也整洁干净，每个月房租360元。“其实我对住的地方要求一直不高，因为工作比较忙，在家的时间比较少，有个地方睡觉就行了。”他说。

行。唐家岭村的道路不宽，或柏油或水泥，两旁有杨树绿化带，最外是排水灌渠。其间点缀着懒散的流浪猫和流浪狗。肖继仁以前在上地软件园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大概25分钟到公司。现在他在西直门上班，每天骑车到西二旗换城铁，到公司大概需要40分钟。

比起其他大唐人士，肖继仁是幸福的——不用挤公交。号称“每天运送50个梵蒂冈”的365路公交车，早上“罐头”走，晚上“罐头”回。有人说，唐家岭最浪漫的地方就是公交车站，如果看上哪位姑娘想追求，就在她上车的时候在她背后推一把，帮她上车，“她肯定很感激你”。

找机会去二线城市

根据廉思课题组的统计，“蚁族”群体的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税前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在1000—5000元。“蚁族”每月房租平均为377元，饭费为529元，月均花费总计1676元。多数被调查者收支平衡或略有结余。

我是个不怎么花钱的人，倒也不是节俭，之所以不去逛夜店，不去逛商场，不去找朋友聚餐，并非是为了省钱，只是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肖继仁说，住在大唐3年了，虽然在这里几乎没认识什么朋友，但他说，这3年是他最自由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平时上班比较忙，到了周五下班去超市买些东西回来，然后周末两天会窝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吃零食、收拾屋子。”肖继仁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他爱上大唐的原因。

他给我看他写的日记：“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隔壁的姑娘依然在灯下苦读，我躺在床上听着音乐，翻着杂志，吃着零食，都是如此地和谐。孤独吗？也许，但我似乎喜欢这样的夜晚，喜欢这样一个人的夜晚。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陪着我的，就只有这一台电脑和几只不知道疲倦的仍在四处觅食的流浪猫。上网累了，眼睛也倦了，是该出去走走了，但如此这般的黑夜，路在何方？”

村外的那条路寄存了肖继仁很多回忆，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去那边散步、拍照、喂猫。肖继仁说他内心深处总有着莫名的空虚。“现在的我，少了一些激进的思想，少了些冲动与盲目。我在寻找自己精神和心灵的去处，希望那个地方可以让我重新恢复激情，可以让我感到生命充满阳光，或者是苦难也可以。”他说。

说起未来的理想和规划，肖继仁坦言，原来他想努力工作，努力存钱，将来在北京买个房，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而今看来太难了，不得不放弃。现在的想法是，“在这边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找机会去一个二线城市，房价不会很高，压力不会很大的地方，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他说。

出现第二个唐家岭？

大唐要拆迁的事儿在村里流传小半年了。“我是反对拆的，因为还得再搬家，再重新找地方。一是比较麻烦，再就是费用肯定也得增加不少。像这么便宜，上班、生活又很方便的房子，很难找到了。”肖继仁说，他周围的人看法也差不多，基本上都不太想搬，但若真要拆，大家也不得不走。“等过完年回来，我打算在西直门附近找个跟人合租的居民楼。”他说。

在百度的唐家岭贴吧中，对于拆迁，大部分网友都是很郁闷的：

“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两年了，一听到大唐要拆迁就有点儿郁闷。把唐家岭拆了，第二个唐家岭马上就出现了。报纸上面虽然写了要在大唐盖白领公寓，有几个人住得起啊？就算户型小，价格也肯定会比咱们现在的住房贵，肯定不会太便宜。”

“我是唐家岭的本村村民，我并不想拆，我们不像你们这些大学生有学历。之所以会有现在的唐家岭，就是因为我们要赚生活费，在自己家的地上盖上房屋，给你们提供经济的住所。”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太渺小了，我们住在几平方米的房子里为了自己的梦想不停奋斗，过着朝九却不知道晚几的上班生活，每天早上挤公交车似乎比公司的项目还难，就这样我们还是努力着坚持着，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在大唐住了将近4年的时间，要拆了，有好多的舍不得。虽然在下雪或者下雨天我会生气地谩骂肮脏的道路，在早上挤车的时候经常把买的粥撒在自己身上，可我仍很钟意它。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要好的朋友，大唐会是我一辈子最最美好的回忆。”

政府将建公租房

根据廉思课题组的调查，“蚁族”的数量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人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从“蚁族”的形成原因来看，廉思认为，一方面，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大，另一方面，也受到就业形势变化和就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高校自1999年开始扩招，2003年起，每年都有较前一年更多的毕业生涌向社会。但社会对高校毕业生需求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赶上毕业生数量增加的速度，同时，毕业生的市场需求情况并没有及时成为专业设置、招生人数划定的“风向标”，使得许多接受了大学教育的毕业生面临就业尴尬的局面。

住在大唐以及其他地方的“蚁族”希望通过奋斗改变命运，不奢求外来的关注和帮助，但是，关注和帮助自从“蚁族”这个词诞生之日就开始了。今年北京“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建议，应该由政府出资规划大学毕业生廉租房聚居区，建青年创业公寓，建设符合安全标准的超小户型公寓，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这类青年创业人才。

北京市海淀区区长林抚生日前表示，对于唐家岭问题，海淀区已草拟了一份政策报告。“我们打算建一些类似公租房（廉租房、低租房、公共租赁房）的房子给这些流动人口租住。”

要不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现在成为一个网上炒得很热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某些部门希望提给大学生蚁族或者将要成为蚁族的应届大学生的，当然，某些长期的北漂或者海漂，似乎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相当老了。几十年前，政府就号召大学生，不要迷恋大城市，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不过，现在的提法，是把祖国的需要，暗中换掉了而已。

如果说逃离北上广，仅仅是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级都市，转到珠三角、长三角或者环渤海经济区这些地方去发展，也许还有几分可行性，但是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号召大学生去内地和边疆发展，则基本上行不通。行不通不是因为大学生害怕艰苦，迷恋大城市，而是那些地方他们大体上没有发展的空间。

一个我们学校曾经到边疆支教的大学生告诉我，他其实蛮有理想的，支教在内蒙古一个县城，就打算毕业后在那里做一个中学老师。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的中学老师早就超编了，不仅中学超编，县城里所有吃公粮的地方，统统人满为患。像他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人家公开说，根本不需要。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很多内地的中小城市，吃公家饭的地方，早就满出来了。开公司创业，没有当地强有力的靠山根本没门。而且由于经济不发达，大学生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多少空间。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是，无论什么人，要想在市场上找机会，还得去发达地区，不仅农民工打工如此，大学生打工也是如此。

什么叫蚁族？实际上所谓的蚁族，多为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漂在北京，工资收入非常低，只在一两千元上下，成群地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群租房或者地下半地下室里。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农家或者小城镇的贫民家庭，只能上三流甚至四流大学。在学校基本上什么也没学到，既无素质，也无技能。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可能只长了一点见识(在城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少数人英语比中学好了一点。显然，这样的大学生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就是没有经济危机，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而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是跟众多农民工一样，往沿海发达地区去。由于大学生基本上难以接受蓝领工作(其实他们的身体也难以胜任)，因此，找底层的白领工作，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在目前看，还是最佳的选择。不仅以前毕业的大学生要做蚁族，今年即将毕业的六百多万大学生，有相当部分的人，还是要做蚁族。因为比较起来，这里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就业空气，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别的地方，包括苏州、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要好一点。

在北上广做蚁族，固然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还能给他们以希望。鉴于现在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基本上都得在就业后的岗位上才能获得，作为一个学习过程，在北上广这样的地方拼杀，显然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这就是为什么蚁族忍受蚂蚁一样低贱的生活状况的时候，还能相当乐观的原因。因为，举国上下，只有在这里混，希望才最大。这种苦涩，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不靠谱的希望，正是支撑蚁族走下去的动力。政府和社会要做的，不是号召他们离开北上广，而是给现在的蚁族一点培训，给他们更好更公平环境，给他们以机会，给后来的蚁族更好的教育。(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大城市“蚁族”生存艰难 专家建议去中小城市

[导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课题组成员翟振武教授：在中小城市发展的同时，大城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机会越来越少。大学生，特别是一般学校毕业的学生去中小城市，也许更理性。

12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2009中国发展指数”报告。教育指数最高的前三个省(区市)是北京、上海、天津，随后是辽宁、新疆、吉林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课题组成员翟振武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很多困惑自己该去哪里奋斗的年轻人来说，教育指数是一个重要参考。辽宁、吉林等一些教育指数较高的城市，发展会很有“后劲”。因为城市的发展“后劲”主要靠人才，跟教育有密切联系。

中国青年报：本报社会调查中心最近做了一项调查，发现53.3%的公众认为，在中小城市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同时也有52.2%的人愿意在大城市打拼。您怎么看这个结果？

翟振武：这很正常啊。现在真正高速发展的，还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等。这些地方增长快、收入高，机会也比较多。我曾经说过，我相信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到北京来，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养老或者看风景。大家留在北京不走，是因为工作的吸引力，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人向大城市聚居，是符合规律的。

但关键问题是，在中小城市发展的同时，大城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机会越来越少。大学生，特别是一般学校毕业的学生去中小城市，也许更理性。

中国青年报：近来大家很关注“蚁族”现象。“蚁族”就是生活在城市边缘，但依旧不放弃大城市奋斗梦想的年轻人。您认可他们的生活方式吗？

翟振武：我觉得机会很多，不一定非得留在大城市。你都在大城市当“蚁族”了，为什么不去中小城市找机会呢？

在北京，一个办公室打杂儿的都要硕士，完全是浪费人才。要是到外地，本科生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们一个社工专业本科生，去了苏州一个政府部门。9月份刚报到，现在就在那儿参与编写“人口十二五发展规划”了。苏州还有一个吸引人才的计划，本科生都被当做“人才”来吸引。即使这样，从2006年到2008年引进的22万人才中，也只吸引了4%的硕士和博士、52%的本科生。他们很希望我们推荐学生去，我都没敢答应，我那些学生，还是想留在北京。

中国青年报：既然有现成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为什么没人愿意去？

翟振武：这种心理也正常，就好比大家出国留学都愿意去美国。要说生活条件，荷兰、丹麦、挪威都是很好的。可很多中国人，哪怕住美国华盛顿贫民区边上，也不愿意去丹麦和挪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理——爱面子。那些比较活跃的“海归”，大部分是成功了的，是衣锦还乡。还有成千上万“不成功”的留学生，你根本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他们只是默默还乡，或根本就不回来了。

中国青年报：现在“海归”的光环已经逐渐消退了，大城市的光环好像还在吧？

翟振武：是还在。再发展个十年，可能会好一点。十几年前，大家就认准了北京，后来深圳、广州，现在长沙、武汉、青岛等地，也有人愿意去了。青年人要对自己的能力有自信，没有自信的人，才会随大流。你要相信自己呢，就到外地去。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专家人才，都是从外地引进的，直接从外地把户口往里面调啊。

中国青年报：您现在鼓励学生去中小城市吗？

翟振武：我鼓励，可他们还是想留在北京。我觉得他们胆子还不够大，阅历不够。我发现，我们一些去了中等城市的学生，发展得都不错。我们学院一个硕士生去了湖南的一个民政学院，他们有两个系都争着要他。这要在北京，谁争啊？你自己找上门都不见得要你。到年底的时候，这学生还评了个教学奖，一下子就成了人才。我估计过两年就会评职称、成学科带头人了。这要在人民大学，硕士生评高级职称起码要熬7年。现在北京很多机关里，收发文件的人都是硕士，人才拥挤、浪费。

中国青年报：可还是有人说“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小城市一间房”啊？

翟振武：这就跟当年上海人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一样。你看看，浦东现在的房价多高？你挤都挤不进去。

前两年我们一个博士去了外地一所大学。他去之前，整个学校就20多个博士。学校为吸引人才，就出了个吸引博士的政策，只要是博士毕业到这里工作，一年补助5万元，连续补5年。那个学校就一下子去了100多个博士。现在博士多了，钱也不够了，学校就把补贴政策取消了，以后来的博士就没有补贴。那机会就给我们这学生赶上了。后面的人发现大城市找不到工作了，才往这些地方转移的，但人一多，就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机会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城市到底有没有快速发展的前景，这也需要判断。

中国青年报：对于年轻人来说，最理性的选择是去哪儿？

翟振武：要去一个完全不发达的地区，风险也比较大，大城市竞争又太激烈。要我说，年轻人要想创业，就去一个经济比较活跃，但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地方。你找到一个空白点，能体现出自己的优势，很快就能把这个领域的产业做得很好。

中国青年报：能具体说说吗？

翟振武：中国发展指数中的教育指数也是一个重要参考。教育反映了人力资本的情况，可以看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和资源。我们排出了从2005年到2008年的教育指数排名。北京、上海、天津始终是前三，这个不意外。接下来的，你可能就想不到了—是东北。辽宁始终在第四，吉林基本都是六七名。从这个角度，东北等一些地区的城市发展会很有“后劲”。因为城市的发展“后劲”主要靠人才储备、人口和人力资本状况，跟教育有密切联系。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产业怎么升级换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是高素质的人，而不是矿山、石油。

中国青年报：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信号，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这个信号是不是可以提醒很多年轻人？

翟振武：城市要是表现出明确的发展前景，年轻人还是会去的。当年深圳要发展起来时，很多人看到了这个趋势，就去了那里。后来还有大批的人去了海南。现在很多城市都发展得很好，像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还有较成熟的，像苏州、太仓，以及浙江很多地级、县级市，它们真的很需要人才。

现在我国城市间的交通正在变得极为便利。北京到天津才30分钟，武广高铁也开通了。对于城市来说，交通一方便，城市就能整体地联系起来。交通、物流、运输、信息都能互补，这很好，因为城市群的生产效益是很高的。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太不平衡了，一定要均衡发展大中小城市。中国未来的希望不是在田野上，而是在城市里。（本报记者 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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