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評78年鄧小平復出：他比毛澤東更厲害

大陸保護蔣家故居和祖墳，令他深受感動

蔣經國：“共産黨的情我領了”

蔣經國在台灣生活了近40年。前期在蔣介石的幫助下，他借助“反共”的大旗，在國民黨中樹立威信，並借此走向了權力核心。晚年，他促成了老兵回大陸探親，為兩岸關係解凍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許多台灣主流媒體認為，雖然馬英九主政以來，在兩岸政策上有許多突破，但縱觀歷史，不論是海協會和海基會的交流，還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馬英九都還是在延續蔣經國晚年的“開放政策”。

高調“反共”，進入權力核心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蔣介石的接班人問題開始受到關注。蔣經國雖然是蔣介石的長子，是唯一欽定的接班人，但他年紀輕、黨齡少，而且曾加入過共産黨，在當時台灣的影響力遠遠比不上宋美齡的 “夫人派”。“夫人派”是一批由宋美齡提拔的、具有美國做派、能説流利英語的權力精英，主要有吳國禎、董顯光和黃仁霖等人。“夫人派”的存在對蔣經國的地位構成了極大威脅。此外，蔣介石副手陳誠的影響力也在蔣經國之上，而且陳誠派系的人也有成為“蔣介石接班人”的企圖。蔣介石為了培養蔣經國，幫他進入權力核心，可謂煞費苦心。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最首要的因素是黨的失敗。黨失敗的主因則是“三民主義信仰的動搖”，是國民黨內部“分歧矛盾”所致。他到台灣後便對國民黨進行改造，目的是堅定所有國民黨員“反共”的決心與意志。於是他讓蔣經國進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負責“武裝國民黨員的精神意志、強化他們反共的力量，來穩定台灣的情勢”。

一時間，參與國民黨的改造、宣傳“反共”成了蔣經國的主要工作。

1952年，國民黨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時，蔣介石發表了一篇叫做《反共抗俄基本論》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國民黨在大敗後，動員所有黨員，堅定“反共”決心的一針強心劑。據國民黨元老陶希聖後來在悼念蔣經國的文章中透露，《反共抗俄基本論》的主要起草人其實正是蔣經國。

同年，蔣經國出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一職，主要任務是向青年學生灌輸“反共意志”。蔣經國還利用職務之便擴大自己在青年人中的影響力。以至於後來，無論擔任何種政府職務，他都一直兼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直到1972年當了“行政院院長”，才卸下這一職務。

蔣經國到台灣後，擔任過許多職務，但台灣問題研究者認為，“中央改造委員”的身份對他後來的升遷最為關鍵。他在進入國民黨中央後不久，迅速坐上第二把交椅，除了他是蔣介石的長子，還在於他高調“反共”，樹立了個人威信。所以台灣人常説，蔣經國在台灣靠“反共”起家。

讓台灣老兵回鄉探親

蔣經國與蔣介石一樣，一生奉行“一個中國”立場。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兩岸是血脈同根。政治歧見難道一直能夠讓台灣海峽成為阻隔民族來往的鴻溝嗎?重建一個自由、民主、統一的中國，既不是夢想，也不是幻想。”

但迫於兩岸政治角力，他做出了一些符合國民黨政治利益的決策。1979年，中美建交後，為了安撫黨內和民眾的情緒，蔣經國奉行“三不”政策，即與大陸 “不妥協、不談判、不接觸”。此提法一齣台，立即遭到海內外輿論的批評。人們要求蔣經國順應時代發展，實行新的大陸政策。“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就成了突破口。

國民黨敗退台灣時，帶來數十萬大陸籍軍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兵們處於被排斥和孤立無援的境地。同時，台灣當局禁止退伍軍人返鄉。這些已近垂暮之年的老兵無法回歸故土，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當時國民黨黨內對開放到大陸探親意見並不統一。李煥主張把開放探親看作是調整大陸政策的第一步，隨之可以開放旅遊、貿易、文化交流等。而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則主張只開放探親，不涉及其他領域大陸政策的調整，維持兩岸的敵對狀態。

蔣經國對李煥的方案深表贊同，並讓其儘快落實。1987年10月15日，時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奉蔣經國令宣佈台灣人士赴大陸探親的具體辦法，決定自11月2日起施行。如今，台灣同胞往返大陸的人數已由最初的千余人，達到每年500萬人次。追根溯源，蔣經國審時度勢順應時代潮流，功不可沒。

一盤讓他感動的錄像帶

1987年，蔣經國次子蔣孝武的前妻汪長詩與其父汪德官從瑞士日內瓦去台灣探望病重的蔣經國。途經香港時，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台灣事務部部長的黃文放到賓館探望，並托他們帶一盤錄像帶給蔣經國。

對汪德官父女的到來，蔣經國非常感動，仍以“親家公”和“兒媳”相待。汪德官瞅準時機，將黃文放所托的錄像帶親手交與蔣經國，並説：“這是那邊一位朋友托我帶給您的。”

蔣經國知道這位老親家與國共兩邊都有交情，馬上讓侍從退下，獨自與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觀看。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幕幕在蔣經國記憶中既熟悉又模糊的場景：秀美的浙江奉化溪口鎮、蔣介石出生地玉泰鹽鋪及其成長時居住的地方風鎬房、蔣氏宗祠、蔣經國曾住過的洋房……白岩山上蔣經國祖母的墓地更是修葺一新。

看到這一切，蔣經國情緒非常激動。當屏幕上出現當地官員和民眾紛紛向其祖母、母親墓祭拜的鏡頭時，他的眼淚止不住流淌下來。看完錄像帶，蔣經國對汪德官父女動情地説：“共産黨的情我領了!”

“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午睡中突發胃腸道大出血，經搶救無效去世。中共中央發了唁電：“驚悉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並向蔣經國先生的親屬表示誠摯的慰問。”蔣經國死後，台灣局勢日益演變，鄧小平曾感慨地説：“如果蔣經國還健在，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國民黨和共産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鄧小平和蔣經國相識較早，彼此有一定了解。1926年1月，鄧小平從法國巴黎到蘇聯，與蔣經國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但兩人不在一個班。鄧小平在當時被稱為“理論家班”的中大第七班。只有上大課時，鄧小平才會遇到蔣經國，兩人經常並肩坐在一起聽課。鄧小平任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管理20多人，負責評估團里所有成員的意識形態和表現。蔣經國是這個小組的成員。可惜，歷史學者至今沒有找到鄧小平對蔣經國的評語報告。

鄧小平比蔣經國大6歲，但因為個頭矮，排隊時經常與年齡最小的蔣經國挨著站在一起。一次蔣經國問鄧小平：“你幹嗎老是圍個圍巾，熱也圍、冷也圍?”鄧小平告訴他，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常去當清潔工，法國的清潔工都圍這麼一條圍巾。經歷艱難磨煉的鄧小平以幹過清潔工為自豪：“這是在巴黎留下的習慣，不圍反而怪怪的。”

蔣經國經常邀鄧小平一起去莫斯科河邊散步，並向他了解在巴黎的情況。每當鄧小平聊起在法國勤工儉學和參加中共旅歐支部的經歷時，蔣經國都聽得津津有味，並盛情邀請鄧小平為墻報《紅墻》寫稿。鄧小平正想找機會談一下在巴黎的心得體會，於是便連著寫了幾篇文章，交給蔣經國發表，效果非常好。鄧小平的文章言簡意賅，觀點鮮明，蔣經國非常欣賞，常放在頭條位置。

在莫斯科留學時， 蔣經國把鄧小平看成“大哥”和“學長”。當鄧小平與國民黨右派同學谷正鼎和谷正綱等人辯論時， 蔣經國往往站在鄧小平一邊， 國民黨右派同學為此十分惱怒。

1927年，鄧小平離開蘇聯回國，兩人就再也未曾謀面。後來，兩人分別成為國共兩黨的中堅力量。這兩位昔日的同學，一直在海峽兩岸關注著對方。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蔣經國對“美國駐台灣大使”安克志預言，鄧小平極有可能復出，因為大陸主流媒體一致抨擊鄧小平，顯然是黨內某些當權者(“四人幫”)忌憚他這位昔日同學東山再起的潛力。安克志將信將疑，結果四個星期後，“四人幫”被粉碎，鄧小平回到北京。

1978年，蔣經國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同年，鄧小平復出後全面主持工作，蔣經國為此召開了一次緊急高級情報首長會議。與會者都認為，鄧小平比毛澤東溫和，兩岸關係將趨於緩和。蔣經國在聽完大家的發言後表示：“你們的評估都太樂觀，因為你們不認識鄧小平，但我認識他，我們在蘇聯一起學習過，他其實比毛澤東更為厲害，未來兩岸的情勢將比你們想象更為複雜。”

當年12月，解放軍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金門、馬祖的炮擊政策，國民黨軍隊也停止反炮擊。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議兩岸開放經貿、旅行和通郵。廖承志也發表了致蔣經國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並表示願意訪問台灣。

對鄧小平的這一波“和平攻勢”，蔣經國的反應敏銳而謹慎。在當時“三不”佔據主流的政策環境下，他一方面謝絕廖承志的來訪，與大陸保持一定距離，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從長遠來看，對台灣必然是利大於弊。出於這樣的考慮，才有了後來的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的政策，為緩和兩岸關係邁出了歷史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