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逸事—

《兰亭集序》与唐太宗

　　《兰亭集序》传到王羲之的后代智永时，由于智永出家当了和尚，临终时将它传给弟子辩才。辩才擅长书画，将《兰亭集序》珍藏在梁间暗槛之中。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遍求兰亭真本，终于了解到它在辩才手中，于是想方设法谋取，但辩才不露真情。唐太宗无奈。就派御史萧翼专程赶到越州设计骗取真迹。萧翼扮成一个穷书生，带着二王(即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一些杂帖拜访辩才，同他交了朋友，两人经常饮酒赋诗，评论二王书画，在酒酣耳热之时，辩才终于透露出他藏有《兰亭集序》的真本。萧翼使辩才视他为“好友”而失去警觉，将兰亭真迹置于桌案之上，不再放回梁间暗槛。一天，萧翼知道辩才外出，便潜入僧房，盗走了兰亭真迹。萧翼偷走兰亭真迹，来到地方官处，命令他传辩才面叩朝廷御史。辩才到后，萧翼对他说，他奉圣旨来取兰亭真迹，现在已经到手，特唤他来告别。辩才听后，气昏在地，惊悸痛惜而死。唐太宗得到王羲之真迹后，令人摹刻翻拓，赐给他的皇子近臣。到了他临终时，埋入昭陵。因此，这“天下第一行书”长埋地下，后世所传都是历代书法家的摹仿之作，难怪诗人陆游诗曰：“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为此叹息不已。  

王羲之与《兰亭集序》

 

　　古人每年三月初三，为求消灾除凶，到水边嬉游，称为修禊。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日，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时名士谢安、孙绰、许询、支遁等42 人来到这里修禊，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歌会。一群文人雅士，置身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中，众皆列坐曲水两侧，将酒觞(杯)置于清流之上，任其飘流，停在谁的前面，谁就即兴赋诗，否则罚酒。据记载，当时参与其会的42人中，12人各赋诗二首。九岁的王献之等16人拾句不成，各罚酒三觞。王羲之将37首诗汇集起来，编成一本集子，并借酒兴写了一篇324字的序文，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 为“天下第一行书”。传说王羲之以后曾多次书写《兰亭集序》都不能达到原来的境界，这不仅表现了艺术珍品需要在天人合一的环境下造就的，也表明了酒的神力和作用。

王羲之以字换鹅

 

　　相传王羲之一天乘一叶扁舟，游览水乡景色，只见在茂林修竹之间，一群白鹅戏水在河面上。他目不转睛地观赏白鹅的种种姿态和戏水的情状，掩饰不住一片爱之情。那艄公对他说：“何不将它买下？”一打听，原来鹅的主人是一位道士。道士探明了王羲之的来意之后，心中好不喜欢，但却不露声色地说：“我这鹅是不卖的，倘如右军大人想要，就请写一本《道德经》来换吧。”王羲之欣然同意。就这样，以字换鹅，兴致勃勃地将白鹅带了回去。王羲之写的这本经，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黄庭经》。诗人李白有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出典就在此。
　　王羲之何以如此喜欢白鹅呢？据说，这与他钻研书法有关，他以为执笔时食指应如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时则像鹅掌拨水，方能使精神贯注于笔端。清代有位书法家叫包世臣的，还对此种情状作诗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台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  

摩崖石刻—兰亭碑刻

 

　　“鹅池”是兰亭有关王羲之的第一块碑石。相传王羲之写这块碑时，刚写好“鹅”字，忽遇圣旨下达，连忙搁笔接旨。其子王献之顺手提笔一挥，续写了一个“池”字，于是两字虽风格相近，但“鹅”瘦“池”肥，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二王”父子合壁，被称为“父子碑”。流觞亭后为“御碑亭”，八角形，高12.5米，内置我国最大古碑之一的兰亭御碑，高6.8米，宽2.6米，重一万六千余斤。正面是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手书的《兰亭序》，碗口大的字体，洒脱酣畅，表明康熙皇帝也是一位功力不浅的书法家。碑阴，是乾隆游兰亭时写的七律《兰亭即事》，同一碑为祖孙两人所书，所以此碑又称“祖孙碑”。御碑亭西北为王右军祠。池之两旁为长廊，壁嵌历代书家所摹《兰亭序》刻石。 

摩崖石刻—跳山“建初买地刻石”

 

　　跳山在绍兴富盛与乌石之间，有汉代摩崖刻石，即“建初买地刻石”，此刻发现于清道光三年(1823)，隶书，22字。上列一行，直刻“大吉”二字，高40厘米，宽15厘米。下列五行，每行四字，共20字，即：“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冢)地，直(值)三万钱。”高67厘米，宽110厘米。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著名金石学家阮元，将该书编入《两浙金石志》的《补遗》篇中，并认为此刻石为汉时买地券文。说明当时土地已有卖买，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情况的重要史料，对研究古代书法艺术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摩崖石刻—大佛寺摩崖刻石

 

　　新昌大佛寺有摩崖刻石多处：放生池南面岩壁，刻有西方三圣佛名：弘一书“南无弥陀佛”与“大势至菩萨”；僧永和书“观自在菩萨”。每字大均有3～4平方米。“放生池”三字石刻两处：外池为钱思廉书，每字大16平方米；内池为僧悔诸书；二山门侧，岩壁上有米芾书“面壁”。涂鸿占书“南无阿弥陀佛”，毛玉佩书“少有洞天”。大佛顶上岩壁间，刘廷蕙书“壁立万仞”，后为殿阁所挡。天王殿，米芾书“南明山”石碑，已佚。大殿石窟内，梁国治书“最胜庄严”。 

摩崖石刻—五泄摩崖石刻

 

　　五泄自古为名家至暨必到之地，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也留下了一些碑刻和摩崖。至今陈洪绶手书“三摩地”石刻门额犹在，徐渭所题“七十二峰深处”碑石仍在五泄禅寺庭园中。唐寅所书“飞瀑”两字，留于东龙潭崖壁。“东龙湫”三字摩崖则为现代书法家沈定庵所书。 

摩崖石刻—卧龙山摩崖石刻

 

　　卧龙山飞翼楼下北坡，有“唐宋名人摩崖题刻处”，该处摩崖中，一是唐人开山题字：“贞元已巳岁十一月九日开山”，共12字。考贞元五年，即公元789 年。宋代杨杰等人的题名是：“后三百年元 戊辰杨杰、张询、朱巩、戚守道登卧龙山”，共21字。题名在唐贞元开山题字之左，自贞元已巳至元 戊辰，正好是三百年。
　　宋吕升卿题名，在贞元、元祐两刻之下：“绍圣二年十二月晋江吕升卿明甫以提点刑狱摄领州事数与宾佐宴集卧龙山”4字1行。摩崖题刻处保存较为完整的，是三江闸建造者、绍兴太守汤绍恩的“动静乐寿”4字，楷书横披，每字30 厘米见方，劲健流动，情趣盎然。

摩崖石刻—贺知章《龙瑞宫记》刻石

　　飞来石刻文中最著名的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的《龙瑞宫记》，位于飞来石中部高处。刻高76厘米，宽69厘米，阴刻楷书12行，行15字，径1寸8分。历来得到学术界的注意。贺知章是我国唐代著名书法家，其墨迹世间流传甚少，《龙瑞宫记》，文字疏密匀称，端庄中寓俊秀，与《孝经》风格完全一致，说明不是伪作，弥足珍贵。 

摩崖石刻—会稽刻石 

 

　　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登上秦望山顶，大约面对古越大地， 颇生感慨，即使丞相李斯刻石立碑于秦望山，即“会稽刻石”。刻石由李斯撰文并篆书，俗称李斯碑。现存之会稽刻石，已几经复刻。元至正元年(1341)，绍兴路总管府推官申屠駉以家藏旧本摹勒，与徐铉所摹绎山碑表里相刻，置于府学宫之稽古阁( 今绍兴市稽山中学)。碑高230厘米，文小篆，与《史记》所载有数字不同。此刻在清康熙(1662-1722)年间又为石工磨去。乾隆五十七年(1792) 知府李亨特嘱钱泳以申屠氏本双钩上石，刘征刻，立于原处。现移于大禹陵碑廊。会稽刻石已传至日本，光绪十一年(1885)，日人以高槻千叶藏双钩本，重刻于日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钱泳本再翻刻于焦山。 摩崖石刻—云门寺疏碑 

　　“疏碑”用太湖石镌刻而成，高1.48米，宽0.82米。碑文由明代文学家王思任撰写，吴下范允临行书。碑文下方有明未著名书画家董其昌、陈继儒、董象蒙三人的跋语。王思任晚年撰写的《募修云门寺疏碑》，文字优美，语言精炼，章法严谨，不愧是一代文豪之作。范允临的书法秀气飘逸，两者珠联璧合，使之成为集明末文学、书法于一体的名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