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群侠传x收段誉:关于“民生新闻”的思考

    【来源：光明观察 作者：卜贺】  

    ·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乏味的时代，过渡的时代，众说纷纭的时代，一个树立不起权威的时代，一个无论如何都正经不起来的时代。

    ·社会环境变了，文化条件变了，更多的人由关心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转为关注自己的生存状况了。

    ·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国政府各级部门的工作职责也正在由“为民做主”向“让民做主”平稳过渡；与之相应，中国媒体也开始由“代民说话”变为“让民说话”。

    ·“现代性”说到底是一种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普适性、平民性，说白了就是一种世俗性。而这种“世俗性”，有幸先期出现于新闻媒体，就目前来讲，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民生新闻”上。

    ·今日媒体身处政治社会的同时，它还要面对经济社会。政治有政治的规则，经济有经济的规律，规则可以决定它的死活，规律可以决定它的成败。而如今的老百姓则希望媒体能成为一个主持公道的法庭，或是一个能够提供各种服务（包括购物指南娱乐休闲等）的平台。事实上，老百姓也很厉害。因为老百姓是否喜闻乐见，直接影响着广告的份额，也间接地决定着媒体的衰败与兴盛。以上诸般因素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即是中国媒体当下所处的生态环境。

一

    也许多少年后人们方能领悟，九十年代出现的两个文本，对于中国的未来有多么重要。这两个文本的作者都是中国当代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一个是李泽厚，一个是王蒙。他们那两个著名的文本一个叫做《告别革命》，另一个叫做《躲避崇高》。

    在我看来，“告别革命”乃是告别“标签”，“躲避崇高”乃是躲避“口号”。时代变了，人们不再习惯于齐声高呼，那种千部一腔万众一心的岁月过去了。那种领袖一语定乾坤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改革开往之初，西方有人曾经预言：随着伟人走下神坛，社会必然走向荒诞。国内有人将此称之为运动群众之后的精神疲软。

    最近湖南省广电厅厅长魏文彬在中广协会“节目创新?交流与对话”主题学术活动发言时说：精神空虚的病痛折磨着我们……这是一个打麻将的时代，洗脚的时代，一个发段子的时代……①

    在伦理学家看来，这是一个理想和信念都已失去的时代；在社会学家看来，这是一个价值与意义正在贬值的时代。实际上，理想信念也罢，价值意义也罢，已经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能使众人信服的标准答案。而在投资商看来，属于他们的时代到来了。就像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阿尔－伊斯拉姆?卡扎菲说的那样：“革命已经出局，欢迎投资者入局”。

    投资者一旦入局，一切都被颠覆了。即便是以前耳熟能详的常识和故事，都被提出了新的质疑。不能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了，因为那是赤裸裸的宣扬暴力，一个基层警官公然殴打民营企业家，破坏了招商引资的大好局面；不能讲武松打虎了，因为他是虐杀珍稀保护动物的罪魁祸首；“义和团运动”也不能讲了，现在学界不少人认为那是拳匪祸乱；《白毛女》也讲不下去了，因为学生们觉得那全是瞎编：杨白劳欠债不还钱，这是公然践踏法制原则，破坏和谐社会，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喜儿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这种好事可是打着灯笼都难寻啊！喜儿一旦嫁给黄总，就会过上富人的生活，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怎么会连头发都变白了呢。就算“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而躲进了山洞，也不该残忍地砸死自己的孩子，即便你和黄总之间没有感情，但孩子总是无辜的啊。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网络作家新编的《沙家浜》续集。上面说阿庆嫂有两个孙女，一个傍上了刁德一的孙子——一个日籍华人富商；一个给胡传奎的孙子——一个乡镇企业家——当了二奶。而作为老师作为长辈的我们靠什么去说服他们呢?因为我们已被界定为在谎言中泡大的一代人。诚然，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下一代人没有理由嘲笑我们，但我们有资格教育他们吗？

    总之，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乏味的时代，过渡的时代，众说纷纭的时代，一个树立不起权威的时代，一个无论如何都正经不起来的时代。

    如果跳出意识形态的狂热，从哲学的层面冷眼来看：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正从一元走向多元，事物的发展变化也表现为偶然大于必然。这种特征已经幅射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位我所尊敬的哲学老师告诉我，如果当前谁要向你强调一种必然而排除种种偶然，这人八成是在行骗。

    电视方面的学者于丹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去新闻传播信息多为一元判断，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发出的始终是一种声音，老百姓认为我们的新闻是在板着面孔说教，时间长了他会产生逆反。实际上它是一种判断的匮乏。

    我们先来说说所谓的“学者”。“学者”们的判断究竟有多大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呢？《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国内一家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组织一帮专家学者，经过一番科学调查与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科学”结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何以会比汽车更污染环境？1月26日召开的首都科教界“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座谈会上，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王浦生道出了其中奥妙。原来，这个环境研究课题是由一家汽车公司赞助的。

    学者们比百姓们胜出的地方在于，他们能从学术角度来看问题。他们为“腐败”取了一个学名，叫“权力寻租”。某经济学家这样看待“权力寻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频频发生的“权力寻租”具有某种“必然性”。按照他们的说法，今天官场高发的腐败现象仿佛只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我们没有必要对于腐败分子进行过严的法律制裁与过多的舆论谴责。实际上，这是假“规律”之名来替腐败开脱。

    最近一项“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调查表明，以往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在逐年下降，前几年差不多高居榜首的腐败问题，而今年却几乎快要排挤出前十名。某公共知识分子尖锐地指出，看似人们漠视的是腐败，实则人们漠视的是政治。从某种角度讲，这种现象的形成有赖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是他们将腐败——这个危害全民动摇国本的大奸大恶，弄成了学术圈子里的专业问题。前段时间，全国人大代表邢卓先生主持的《中国民间民情调查所》对三座中等城市六千名二十五岁以上居民作了如下十八个问题的问答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当今我国大面积的腐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百分之八十一的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道路必然产生的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甚至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认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腐败现象比我们更为严重。

    事实上，这种民意倾向正是那些腐败官员与“经济学家”长期合谋行骗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民意是可以愚弄的，舆论是可以掌控的。

    有人指出：中国社会当下已出现 “‘改革’学术化，学术利益化”的趋势。

    要知道，人是一个经济动物，在很多情况下，屁股决定大脑。有些知识分子是完全有可能被赎买的。表面上看来，他们是在做学问，而骨子里他们已变成了唯利是图的买卖人，在这些人眼里，做学问与做买卖差不多，学术、良知、道德、灵魂，就像腐败官员们手中的权力一样，都是可以寻租的，只要价钱合适，随时可以出手。当这些被赎买的知识分子被我们当成专家学者时，我们得到的不是他们的智慧，而是他们从奸商和贪官那里拾来的牙慧。

    事实上，“超女”所形成的收视高峰乃是对专家学者权威性的无情嘲弄，大赛举办一方走出了迷局，明智地将判断权或曰话语权还给了民间。在这样小小的一件事上，毋须别人代表，老百姓有了自己表达自己的权力。官员们的观点也难得一致，同为前任文化部长现任政协常委的王蒙与刘忠德，此二人对于“超女”的看法便大相径庭。

    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看来，我们不仅要在民间寻找道德，还要在民间寻找智慧。

    身处一个多元的时代，对于某项事件，许多人都会形成不同的看法，于是有了不同的说法——尽管多数人还没有多少话语权——理应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

    随着我国民主化步伐的日益加大，政府的职能正在由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小政府，大社会，而“人民”这个词也在不知不觉间被置换成了公民或是平民，或者干脆就是纳税人。当今世界，“平民”的身价行情看涨（前段时间，美国一个植物人命运牵动了包括领袖在内的亿万人心，还有近年来中国社会针对弱势群体、个体频频发起的爱心救助行动，其组织与宣传工作的主要力量，已由官方转移至民间，且具有高度的自发性与自觉性）。有人据此断言：人类已由领袖时代进入到了平民时代。

    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国政府各级部门的工作职责也正在由“为民做主”向“让民做主”平稳过渡；与之相应，中国媒体也开始由“代民说话”变为“让民说话”。

    身处媒体前沿的电视人，只要能对这一点保持清醒的头脑，便能在乏味的时代找到味道。

    社会环境变了，文化条件变了，更多的人由关心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转为关注自己的生存状况了。

    陕西电视台2002年1月4日开播的《诉说》即是这样一个栏目。该栏目宣称：“以人文关怀的理念，新颖独特的视角，架设与平民沟通的平台。心理透视作为栏目关注对象，我们将着力营造一个倾诉的空间。通过邀请平民走进演播室，讲述心里话，消除内心积虑，生活中的不快，以诉说的方式进行沟通，将心理作为切入点，找出隐藏在心里背后的社会诱因。消除人际交往隔膜，建立相互关爱的人际关系。”

    可以想见，当摄像机镜头最初对准某个平民百姓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个“我”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难道我真的成了一根葱了？！”

    细心的观众从电视新闻中的人称习惯的变化中已窥得端倪：平民在电视中不再是“他”或“她”，而变成了“你”甚至变成了“我”。当媒体开始关注每一个“我”时，平民们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

    民生新闻说到底是一种视角，它摒弃了雾里云端的俯瞰；而选择脚踏实地的平视。当他们不再居高临下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他们已往许多视而不见的东西。从柴米油盐到水电煤气，从头痛脑热到交通天气，它将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其中。笔者欣喜地发现，除过平民的饥寒温饱之外，少数电视节目（比如前面所提到的陕西电视台的那个《诉说》栏目）开始关注平民对生活对社会的感觉感触感思感悟了。

    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现代性”，而人们逐渐认识到，所谓“现代性”不仅作用于器物（如一百年前的“坚船利炮”），也不光作用于制度（如我们当下的制度创新），“现代性”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对人们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正是“现代性”让我们认清：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现代性”说到底是一种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普适性、平民性，说白了就是一种世俗性。而这种“世俗性”，有幸先期出现于新闻媒体，就目前来讲，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民生新闻”上。

二

    当前社会最缺什么，缺少温情，缺少公正。而关注弱势群体的民生新闻恰恰能在这两点上，慰藉和满足人们的灵。

    面对身陷困境遭遇冤情的弱势群体，媒体自应“秉笔直书”为民请命！如此方能驱散民间的冷漠，表达政府的真诚。让人们知道希望所在，从而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热情。

    在陕西电视台的新闻实践中，以上的道理曾经得到过反复的验证。如反映下岗工人的《透视城市贫困》（公共政法频道曾经播放），反映失地农民的《来自河沿村的问责》（《今日点击》曾经播放的），反映城市社区低保人群的《爱心超市 传递爱心》（《今日点击》曾经播放），反映残疾人的《101个孩子的母亲》（《今日点击》曾经播放），还有反映农民工的《民工》（公共政法频道曾经播放）……这些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声音，在获得民间社会强烈共鸣的同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进而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总之，媒体应该勇于承当，在官方与民间架起一座嘘寒问暖的沟通桥梁，通过知冷知热的“民生新闻”来强化政府的威信，从而使其“执政为民”的理念在更加深入广泛的基础上取信于民。

    近来中央一再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其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 ②。“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确立政府权威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先决条件。

    作为民生新闻，强调用温情来消除对立，用沟通来化解对抗。唯有如此，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在根本的意义上保持稳定，持续发展。

    舆论监督是民生新闻高举的一面大旗，非如此，不仅媒体公信力难以形成，政府的威信也难以确立。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早在2003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正确对待并接受舆论监督，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要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二是要自觉和主动地听取来自新闻媒体的意见；三是要根据舆论监督的要求，推动和改进各项工作。应该说，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为民生新闻开展舆论监督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

    陕西电视台《今日点击》2005年2月22日播出了《飞来的横祸》，自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户县警方的高度重视，违章执法的个别警察被严肃处理，受到伤害的当事人得到了相应的赔偿，一个久拖不决的事件得以圆满解决。2006年8月1播出《农险何日造福农民》，引起省政府高度重视，有关领导组织相关人员开展专项调查研究，促使解决此类事情的统筹方案早日出台。8月15日播出的《数千亩栎树惨遭剥皮》，代省长袁纯清专门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尽快加以整顿解决。8月16日，《子长救灾款救了谁》播出后，县委县政府针对节目报导所反映的问题紧急开会，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让绝大多数的人感到温情，感到公正，既是政治家的目标，也是媒体人的目标。失去了这个目标，没有公正和希望就没有安居乐业的人民。而单纯以‘稳定’为理由来压倒一切其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表现。

    媒体中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在上级一再强调新闻导向的今天，以人为本的“民生新闻”能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够从上级那里得到多大的话语权。更极端的观点认为：“新闻不是地方台的长项，因为新闻的话语权在中央。”（参见湖南广电局局长魏文彬的讲话原文：《找准人们共同的需求点》）  而就在最近，来自于上面的消息让人深受鼓舞。据日前报载，胡主席在美国向世界宣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中国执政党的这一治国方略，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高度评价，民主化乃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在继续深化国家制度改革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就目前来讲，民生新闻因其资源不可取代的地域性与民间性，或许可以在现行的新闻管理体制这个硬壳中，找到一个“民主化”的突破口。

    时代要求我们深入民间，贴近生活。通晓今天公众的约定俗成，传达本地百姓的社情民意。从而增强媒体公信力，达到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

    这里涉及到一个对于媒体的认识问题。

    在当今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如何来认识媒体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媒体是党的喉舌， 是政府大政方针路线政策的宣传阵地，在行政管理上隶属各级党委宣传部。但今日媒体身处政治社会的同时，它还要面对经济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又是发布市场信息的一个重要窗口，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广告的载体。如此说来，媒体（包括电视在内）起码有两重属性，一为政治，二为经济。政治有政治的规则，经济有经济的规律，规则可以决定它的死活，规律可以决定它的成败。而如今的老百姓则希望媒体能成为一个主持公道的法庭，或是一个能够提供各种服务（包括购物指南娱乐休闲等）的平台。事实上，老百姓也很厉害。因为老百姓是否喜闻乐见，直接影响着广告的份额，也间接地决定着媒体的衰败与兴盛。以上诸般因素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即是中国媒体当下所处的生态环境。

    在今天，作为媒体之一的电视，既是喉舌又是产业。作为喉舌，它要面对官场，官场有官场的规则；作为产业，它要面对市场，市场有市场的规律。随着人类的进化法则，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势必大于规则，规则将来无论如何都要适应和服从规律，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既然产业化是电视的必然归宿，而政治对于电视的影响已逐渐减弱，文化此刻正好可以进入。

    实际上，知识分子总想让大众媒体来扮演道德良知的角色，他们希望利用媒体来对大众进行启蒙，完成“五四”未竞之业。但知识分子的这个理想受着官场与市场的双重制约。在中国，教化大众，关注民生，开启民智，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

    清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对文人抱有希望，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在今日中国的道义担当，历史地落在了媒体人的肩上③。或许，这个道义担当在今天应该具体表现为：“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康德言）。

    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就此所发的一段论述耐人寻味：

    “那个曾经被天真期待热烈迎接的 ‘经济全球化’一俟到来，人们才突然发现所谓经济全球化并不局限在经济领域，其所涉及的领域无所不包，以至于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全球化语境所预设的既定规则。中国为了适应这个规则，不得不进行社会转型。既然是社会转型，必然包括经济转型、文化转型与体制转型。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种转型之剧烈之快捷远非我们的意志所能掌控，致使那些我们曾经得心应手的思想法宝（以传统价值和意识形态来规范、匡定事物发展规律）瞬间失灵。”

    有学者指出，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必然会引发人们观念上的弃旧图新。

    事实上，文化传统并非是一个静态的事物，它的传承与发展应该是一个运动的过程。而且，从古到今，它即是一个批判与改良的过程，杂交与激活的过程，选择与扬弃的过程，淘汰与继承的过程，从形面上的层面来理解，它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

    综观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其运动的过程并不是一条匀速的直线。

    而我们今天有幸处在 “改革开放”这个特定的阶段，这个过程运动得让人眼花缭乱。

三

    在“民生新闻”已成为一种时髦一种浪潮的今天，多数新闻所关注的还只是平民们生活的饥寒，并未涉及到他们的人情冷暖。毋庸讳言，多数“民生新闻”，还局限在“让平民们走进电视，袒露心迹，面对镜头，直抒胸臆”的水平。在我看来，“民生新闻”不能让其讲述的“故事”停滞在“感人”的表面，而要通过人情的冷暖来折射世态的炎凉，并由此发掘社会根源，动员各界人士提出具体的措施建议甚至改革方案。唯其如此，方能使“民生新闻”由“诉之以事”至“动之以情”再达“晓之以理”，从而吁求民间爱心与社会公正，进而实现“由个人的体验与感悟启发群体的思考与反省”“由媒体关注引发大众关怀”的人文理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民众必然要求参与政治的更多权利。因为，政治与大众的生活休戚相关。

    中国已经不像过去。或许在不久将来的某一天，社会也会形成这样的秩序：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力，每个人也都尊重别人的权力。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力。

    以前人们总爱说：真理只有一条。但遗憾的是，在过去的社会条件下，只有的“这一条”常常是官方说了算。

    而民生新闻则不然，它对某项它所关注的事件绝不轻易定性，在多数情况下，它是用多数人的讨论来取代过去少数人的结论。于是一件事情便有了许多说法，至于哪种说法更为客观全面，让老百姓自己去判断。最近陕西电视台新闻中心策划操作的“感动我的人”大型媒体行动，充分开掘民间资源，广泛征集群众意见，让每一个“你”推荐“感动我的人”，强调的便是老百姓自己的价值判断。

    即便是对于事实的铺陈，它也强调要通过许多人的描述，而非像过去那样由某人代言。至于各人形成什么观点，更是各人自己的事情，绝不会像过去百姓们经常说的那样：政府的意愿便是我们的意愿。

    中国当下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时代的发展已客观地赋予了“民生新闻”以新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我曾设想，方兴未艾的民生新闻能否成为民间百姓的喉舌。

    注释：
①：魏文彬《找准人们共同的需求点》，《陕西视评》2006/4 P6。
②：王广群、顾令阳、王渭林《用科学发展观 实现强台之梦》，《西部电视》2006、2 P19。
③：媒体人要有足够的自信。近代中国最富自由独立色彩的报纸《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其实是一样的，而相比之下，报人感觉之敏锐、注意之广泛或有过之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