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少林寺辈分:德国正在成为一个明哲保身的强国？

Edel Rodriguez
德
国经济目前高居世界前列，但其他国家认为它在这个位置上坐得太舒服了。
德国已经摆脱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重新振作过来，傲然成为西方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似乎还要迎来数年的出口增长势头。
但是，德国经济表现得越好，其他国家对它的期望就越高。欧洲和美国希望德国能负责清理欧洲的债务危机问题并且在重大事务上发挥更多作用，比如说支持阿拉伯世界的解放，以及帮助推动停滞不前的全球经济复苏。
德国是怎么回答的呢？德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一如既往地符合国情。
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德国数年来一直在量入为出地过日子，积累了很大的贸易顺差。现在，它不愿意去救助那些不那么节俭的国家，而且也不想卷入像利比亚这样的外国政治纠纷中。
所有这些情况汇总起来引出了一个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德国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德国领导人认为，他们不想改变自己的成功配方，他们已经为欧盟(EU)和北约(NATO)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批评人士持不同看法。他们攻击德国想成为一个放大版的瑞士：这种贸易国家只想从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商机中获利，却逃避全球化过程中的苦差事，包括卷入全球的军事冲突。
就连德国传统上的盟友也担心它正在对欧洲和西方世界失去兴趣。毕竟，当你可以向中国这样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出售精密器械和豪华轿车、从而为自己开辟出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位置时，谁还需要陈腐守旧的老欧洲？
前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约翰口科恩布卢姆(John Kornblum)说，“德国正在一个没落的欧洲中崛起。作为欧洲唯一一个能够跟得上全球化步伐的重要经济体，这个国家要如何融入现在的这个欧洲？”
变化中的格局
北约和欧盟都是同盟国围绕德国建立的组织，他们想把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捆绑成一个多边机构。一直以来，德国在追悔其侵略史的同时，也对自己被包围其间倍感安心。
如今的德国对自己的实力和价值变得更有信心，流露出不再像以前那么需要这两个联盟的感觉。3月份发表在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上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4%的德国人认为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德国来说利大于弊，有31%的人认为弊大于利，40%的人认为好坏参半。
德国还坚持对希腊和爱尔兰实行严苛的救助条件，这反映了冷酷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德国总理安吉拉口默克尔(Angela Merkel)对公众情绪的敏锐感觉。对德国来说，遵从欧洲普遍意见并且心甘情愿地为共同事务出钱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
同时，德国最近拒绝支持北约对利比亚采取军事干预活动的做法令北约盟国感到震惊。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在3月份批准干预行动时，德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一起选择弃权，而没有支持美国、法国和英国。
类似这样的决定令批评人士质疑德国是否将成为一个不可预测的国家和难对付的伙伴。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主席弗朗索瓦口海斯伯格(Francois Heisbourg)称，“这是一个老龄化的、有时候有些怪癖的社会，总是想避免风险，把钱牢牢抓在手里。”
就连在6月7日授予默克尔女士总统自由勋章并对她盛赞有加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口奥巴马(Barack Obama)，也委婉地建议德国为解决国际纠纷贡献更多力量。
辉煌成绩
在国外的一片批评之声中，德国政治家认为，德国依然是一个可靠的西方盟国，这从其驻扎在阿富汗的5,000人部队就能看出。他们坚持认为，德国依然忠诚于欧盟，但是，负债累累的欧元区国家需要的是严厉的爱，而不是来自柏林的空白支票。
在6月初访问亚洲期间，默克尔发表讲话称，“德国对欧盟和欧元有一种由衷的使命感。”
要求德国贡献更多力量的这种压力其实是对已经恢复元气的德国经济的一种间接赞美。直到2005年，外界还普遍瞧不起德国经济，认为它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模式：增长落后于欧元区其他国家，失业率高达12%，过度慷慨的福利制度导致国家财政一团糟。
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称，德国紧紧抱住过时的制造业基础不放，是无法与中国和东欧的低成本工业相抗衡的。国外的普遍看法是，德国应该放松对经济的监管，寻求从金融服务和消费者支出领域获得更大的增长。
在当时的总理格哈德口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的领导下，德国收紧福利制度，削减所得税，部分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这些不受欢迎的改革措施对施罗德的政治前途来说是致命打击。但伴随下述两种趋势，这些措施使德国经济焕发新生。
首先，许多德国公司也进行了自己的改革，劝说员工放弃加薪，采用更灵活的工作制度。这些改变提高了公司的成本效率，同时保存了它们的传统实力──工艺质量，“德国制造”这个金字招牌可以给制造商带来更多的收入。
第二，随着亚洲、东欧、拉丁美洲和石油生产国经济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全球对德国资本货物和汽车的需求开始猛增。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经济学教授巴瑞口易臣格瑞(Barry Eichengreen)称，随后出现的德国经济的复苏要归功于“好的政策和好的运气。好的政策是工资节制(wage moderation)，好的运气来自中国。”
全球金融危机使德国强劲的出口长势在2009年停滞，当时，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缩减了4.7%，创下战后纪录。但是，德国工厂的传送带几乎没有停顿。随着全球贸易的反弹，德国经济在2010年增长了3.6%，2011年第一季度的迅猛势头意味着GDP增长已经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
“这不是奇迹”
德国经济仍然面临问题，其中包括全球增长的软肋带来的风险和国内技术工人的短缺，随着德国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数量的缩减，雇主们担心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但是，从眼下来看，预计经济增长将持续，失业率正在下降，目前为6.1%，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几乎是西方国家中独一无二的战绩，引来许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的钦羡和好奇，尤其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美国。
德国前任经济部长、默克尔执政联盟中的保守派议员迈克尔口格罗斯(Michael Glos)称，“我们几乎比其他所有国家都更好地度过了这场危机。这不是奇迹，这是因为我们坚守制造业，而其他国家却在去工业化。”
强劲的经济提振了德国对自己创下的资本主义品牌的信心。这个品牌的主要构成元素是：稳固的财政；在商业灵活性和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认为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做工精良的产品而不是金融骗术这种信念。
默克尔极力推崇这个被德国人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配方，认为它对财政负担沉重的美国和英国以及对过度监管、制度僵化的欧元区成员国希腊和葡萄牙来说都是可借鉴的典范。
然而，国外的批评人士希望德国修改这个配方。该国强劲的出口和疲弱的消费为其带来了仅次于中国的贸易顺差。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德国一直面临外界压力，要求其通过减税或加薪来刺激国内需求，从而给欧洲和美国的出口商带来帮助。
德国方面几乎没有人理会这一点。默克尔认为，如果德国的消费者相信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就会自愿打开钱包。这在经济学家当中是一种有争议的看法，但是它能十分有效地拉拢德国选民，从文化根源上看，他们一般都厌恶债务，无论是自身的还是政府的债务。
这正是整个欧元区范围的债务危机在德国引发众怒的原因。这场危机迫使德国伸手救助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数年来遭受了工资节制和福利削减之痛的许多德国选民觉得，他们在为救助那些没有采取同样改革努力的欧元区国家买单。
有时候，德国政治家在对本国民众发表讲话时会得罪其他欧元区国家，例如最近默克尔提醒南欧国家，他们把太多时间浪费在假期上。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海斯伯格称，“德国认为这完全是善意的帮助。”他表示，正因为如此，德国没有意识到，让希腊和葡萄牙国民厉行节俭的欧元区救助方案也拯救了在欧洲过度放贷的德国银行。
“不女士”
默克尔本人成为批评家的矛头所指。他们指责她缺乏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口科尔(Helmut Kohl)的远见，后者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历史使命以及欧洲和平的保证。
但是，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所长沃克尔口珀瑟斯(Volker Perthes)称，这种有关欧元区的空洞大话不再有用，“因为欧洲的和平已不是问题。和过去相比，你必须更多地向德国纳税人解释，为什么说他们交的税是为了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涉及到科尔所没有用过的国家利益论了。”
去年，由于使欧元区迟迟不能对债务危机做出反应，默克尔在欧洲内部受到批评，她拒绝救助请求的行为使她获赠了一个“不女士”的绰号。今年春天，默克尔努力掌握主动，解决这个危机。她主张，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推动欧元区国家走出债务的泥淖，她还提出了以德国最近的变革为模本的一揽子结构性改革方案。她的想法包括：所有国家都应该延长退休年龄，并通过平衡的预算修正案。
这些几乎没有经过协商就提出的建议就像是德国强加于战败国的苛刻单方面解决条件，就连平时和德国关系比较好的奥地利和荷兰等欧盟友国都做出了激烈反应。
近几周来，德国又在极力推动希腊债券重组，此举在欧洲引发了更多不安。这项计划可以降低德国纳税人为救助希腊所需支出的成本。但是，在法国的支持下，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担心这项措施会在比较疲弱的欧元区国家中引起新的金融恐慌。默克尔在6月17日做出让步，同意仅要求债券持有人“自愿”为救助希腊做贡献。
珀瑟斯称，“欧盟内部要求德国表现出更强领导力的呼声在加剧，但当德国试图这么做的时候，又因为笨手笨脚而受到批评。对于这种在发挥领导作用时陷入的进退两难的境地，美国非常熟悉，积累了几十年的处理经验。但对于德国领导人来说，这还是个新问题。”
在利比亚问题上袖手旁观
对德国新出现的不可预知性感到担忧的不仅仅是欧盟，北约盟国同样感到不安，因为在外交部长圭多口韦斯特维勒(Guido Westerwelle)的领导下，德国的和平主义立场复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深受德国军国主义荼毒的欧洲，德国的和平主义立场长期得到容忍，甚至受到欢迎。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认为德国应该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参与到科索沃和阿富汗这些饱受战火摧残地区的多边军事干预活动中。
当联合国安理会就军事干预利比亚举行投票时，德国投了弃权票，背弃了其北约盟友。德国甚至撤回了其派驻地中海北约巡逻舰队的船只，因为现在这种巡逻舰队要执行欧盟对卡扎菲(Col. Moammar Gadhafi)实施的武器禁运命令。
在向德国国会发表讲话时，韦斯特维勒否认德国被孤立了，因为德国和“巴西、印度、俄罗斯及中国这些重要的国家和伙伴”投的是一样的票。
言外之意是，根据德国新外交政策的主旨，金砖四国（德国迅速增长的新出口市场）和西方世界都可以是德国的盟友，究竟选谁要取决于环境。
许多德国议员对韦斯特维勒的政策感到不安，默克尔也努力修复德国在北约内部的关系。但民意调查显示，普通德国民众和他们的外交部长一样，不愿卷入利比亚冲突。
保守派议员格罗斯称，“有些德国人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当其他国家都在处理地区冲突时，和平主义是可耻的。”
位于柏林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资深研究员乌尔里克口居罗特(Ulrike Guerot)称，“欧洲的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只顾自己。但是，我们德国必须意识到，我们比欧洲其他国家影响更重大。
MARCUS WAL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