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琴：同路人与共产党共创伟业

　　这顿火锅宴，邓小平称5位老人为“老同志”，让他们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信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我理解的同路人就是指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少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民建66年的历史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民建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同路”，是从何时开始？

　　张少琴：民建在成立宣言中曾经提出“不右倾、不左袒”的观点，希望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结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但从成立时起，民建就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备受迫害和镇压。

　　1948年，民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明确作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抉择。在解放战争中，民建积极配合大城市的解放，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宣传解释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安定人心，争取进步力量。

　　《瞭望东方周刊》：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面临克服财经困难、稳定物价、安定民生的重大任务。在这个时期，民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张少琴：章乃器向周恩来建议，应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次会议通过了发行公债的决定。民建总会发出《关于公债宣传的几点意见》，北京分会接受了170万份推销公债任务。

　　当时，由于工商业者受过国民党政府的坑害，对公债发行心存怀疑。各地分会有针对性地组织报告会、座谈会，印发了宣传手册，并利用报刊、广播进行宣传，取得了很大成绩。以上海为例，荣毅仁代表申新纺织厂系统认购了60万份。在民建成员的带动下，上海工商界掀起了认购热潮，共认购2670多万份，占上海市公债总数的89%。

　　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许多重要工厂被炸，造成企业停产减产。刘靖基马上将在香港的价值100余万美元的瑞士新纱锭运到上海，在浦东投资办厂。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抗美援朝的时候，民建发动爱国工商界踊跃捐献飞机623架、现金29亿元(旧币)。

　　《瞭望东方周刊》：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工商界的同路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张少琴：提到公私合营的带头人，必须提到乐松生，他是同仁堂药店的总经理，时任北京市民建副主委、工商联主委。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我国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民建的会员以大小企业主为主，所以在公私合营的任务布置以后，民建的责任首当其中。为此，民建总会确定新的工作方针：培养、提高工商界会员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贡献力量。

　　同仁堂是具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乐松生率先申请公私合营的提议，首先遇到来自家族成员的阻力，他们深恐失去生产资料占有权、企业管理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对是否主动申请合营，谁先申请，有的抵触，有的观望。

　　乐松生以同仁堂在解放以后的发展变化和股东们红利增加等事实，说明党的政策有利于同仁堂发展，最后终于得到了乐家股东们的理解和赞同。到1956年1月4日，在乐松生带动下，全市327家国药店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而在国药业的带领下，许多行业的资本家纷纷提出了申请。1月8日，包括国药业在内的20个行业、800多家商店同时被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这一年，乐松生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瞭望东方周刊》：改革开放之初，在“文革”中被彻底抑制的私营经济慢慢苏醒，这里面少不了工商界同路人的参与。

　　张少琴：27年前，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请荣毅仁等工商界“五老”吃了一顿火锅。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尤其是要团结“靠边站”了很长时间的原工商业者。当时，恰好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他提了一个名单：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和周叔弢。

　　这顿火锅宴，邓小平称5位老人为“老同志”，让他们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信任。

　　座谈中“五老”提出应该摘掉资本家帽子，调动工商界为四化服务积极性的建议。同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为原工商业者“脱帽加冕”。

　　《瞭望东方周刊》：吃了小平的火锅宴后，五位“老同志”给共产党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

　　张少琴：胡厥文把着眼点放在把工商界的人才、经验用起来这件事上。20天后，他写出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

　　胡子昂在当年6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联合82位工商界的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此后短短3年内，民建、工商联在自身组织尚在恢复的情况下，自办、合办、协办了3300多家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名。

　　火锅宴后一个月，荣毅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几乎在同时，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也办起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

　　“五老”中，周叔弢是年龄最大的一位，由于年事已高，他本不打算再担任企业的职务了，但天津工商界为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精神，筹备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他还是欣然出任董事长。

　　在改革开放最初也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里，工商界的同路人为私营经济的复苏发挥了很大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您作为一名有所作为的党外人士，能谈谈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吗？

　　张少琴：1977年，“文革”结束第一年，我正好从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工程机械系毕业，有幸留校在材料力学教研室当教师。上世纪80年代初，我被公派到英国作访问学者，1985年学成回国，回母校任材料力学实验室主任。1987年，我再次远渡重洋，公派到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作为一名党外代表人士，我先后被推选为万柏林区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之后被推选为省政协常委。我深知自己的每次进步，都体现了党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关心、重视和培养。

　　在2003年我当选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后又当选山西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主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这期间，中组部、中央统战部和各级党委高度关心着每一位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先后安排我到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参加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研讨。2008年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常委会副秘书长，进入了庄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我个人的经历，在民主党派里并不少见。

　　根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们中国民主建国会共有会员近13万，其中各级人大代表3163名，各级政协委员15704名，担任厅局级领导职务的124名，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27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一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名。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中，您认为有哪些人可以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张少琴：说到同路人这个概念，民建的创始人之一---章乃器是不得不提的。他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证信事业的开创者。

　　1945年12月16日，他在重庆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见到章乃器时当面称赞他，说他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坚强”。

　　章乃器在1952年出任首任国家粮食部长，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为基本解决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民族工业方面，为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可以称为共产党“同路人”的还有一位香港知名实业家---霍英东。他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实业家，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瞭望东方周刊》：您认为，这些实业家对共产党的自我建设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的特殊作用是什么？

　　张少琴：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有知识、坚持爱国主义、追求社会进步的人。他们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不管是在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斗、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还是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之中，他们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用不同的方式给中国共产党以支持与帮助，他们都是共产党最真诚的诤友、最可信赖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