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贝up and down歌曲:《经济学人》：城里人为何比农村人优越？

经济学人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国城市和农村鸿沟差距

大邑县距离四川省省会成都市有几个小时的车程，那里有一座农家宅院，里面的庭院错落有致，经常能看到中国游客来此参观。20世纪50年代，毛夺取政权后，这座宅院立即被改建成博物馆，以向人们展示敌人的丑陋嘴脸。这座宅院原来的主人叫刘文才，地主出身，因虐待佃户而臭名昭著。刘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毛对他们深恶痛绝，他执政后，决定把地主霸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

在毛执政的鼎盛时期，该博物馆是人们朝拜的圣地。红卫兵蜂拥而至，在此举行仪式批判刘和刘的亲属。最有名的一次批判游行是在水牢，牢里的水有几英寸深，刘被指控曾把反抗的农民关在这里。还有一次是，他们建造了一些农民和压迫他们的地主的雕像，有真人那么大。当时的北京故宫馆长，因政治倾向与他们相左，恰巧此人又长得很像刘，被强迫站在雕像旁，充当“活着的刘文才”，参观者对着他咆哮，朝他吐口水（虽然这种做法没有得到明示），澳洲国立大学的白杰明称。

这些雕像现在还立在那，但近些年来，大邑县刮起一股修正主义浪潮。地方政府官员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决定改革。直到1999年，一位敢于直言的记者出版了一本关于刘的书，书中重新评价了刘的一生，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刘，觉得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坏。他的水牢其实是政府杜撰出来的，博物馆里的最新资料显示。他为兴建当地学校，以及建设从成都到大邑的公路，花了不少钱。去年，他的一位孙子在大邑为刘的亲属组织了一次聚会，这些人曾害怕暴露与刘有任何的牵连。最后共有1000多人出席。

共产党执政后，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政府官员先是对地主大肆屠杀（刘不包括在内，他是正常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杀，然后又对复仇的农民下手。农民得到了毛答应交还给他们的土地，但好景不长。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共产党重新收回土地，强迫农民组成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这项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全国发生饥荒，数千万人活活被饿死，直到今天，它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仍旧巨大。还有一项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很大影响，那就是农民身份的终身制，禁止他们向城市迁徙，在城市工作。

该死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以前的隔离制度，适用于城市和农村居民，但农民所受毒害更深，他们无法享受到任何的福利政策，农村的工作前景也不景气。在毛的时代，该制度被严重滥用，原因是为加速中国制造业的繁荣而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但其后续影响依旧存在，加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还在继续，它们的合力会阻碍中国这几年的城市化进程，而此时，中国最需要的是刺激消费带来的好处。中国财政部的两位研究员陈小强和刘玲，在三月份时写道，应该将土地还给农民了，这对刺激消费和平息不断发生的农村抗议都有好处。很多官员并不敢这样直言不讳，但他们承认改革势在必行。

如果没有土地证明，土地买卖市场也不会繁荣。这项政策至少可追溯到1997年，是由政府官员被迫签发的。但是，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Landesa表示，在2010年中期，该组织曾与人民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联手做过一项调查，调查对象覆盖了中国的17个省份，他们发现，仅有44%的被调查对象有全套的土地证明。三分之一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明。今年四月份，中央政府敦促全国各省农村在2012年末颁发完所有的土地证明。大邑县成了成都周边农村土地改革的先驱，该县称，去年中期就已完成改革。但是，一位农民愤怒地称，政府官员从没有给她颁发过任何证明，就在几个月前，由于当地一个开发项目，她的房屋和土地都被没收了。“刘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地主，”她说，“我希望今天的官员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成都和重庆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更深一步。这两座城市的农村土地衍生物市场已成形，农民新开的农田（比如，可以放弃他们的某处住房来获得土地），其使用权可以卖掉，用与土地价值等价的资金进行城市建设。因此，想要在新址上建造工厂的开发商，他们实际上已参加了首轮城市建设竞标、并且已经拿到地票。地票是用来证明这块土地已经另有用途。规定称，农民会获得85%的收益：对那些边远地区的穷困农民来说，理论上讲，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无法因城市扩张而获得其他收入。

你很难把这叫做土地革命。特别是对毛的拥护者-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来说，对农民行善举似乎是很明智的选择。但由于集体观念依然存在，地票很容易被滥用。地方政府官员手里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款，完全可以强迫农民放弃房屋用地，搬到更加密集的住宅区，以便为地票交易的土地腾地。（地票交易获得的部分收入归村里权力部门所有）。重庆和成都的地票市场没有太大突破，无非是在中国许多地区的通行做法上让交易变得更加复杂，这往往会增加农民的不满。

地方政府打着建设“新社会主义农村”（2005年提出的口号）的旗子，把农民集中赶入新建的公寓大楼，这样就能腾出土地，为各种各样的牟利开绿灯。地方官员认为这种做法合情合理，把它看作是减少地方政府补贴支出的办法，强迫农民腾出土地，然后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在过去5年里，每年有2万名农民以这种方式失去自己的土地，一位来自中国东北的高级政府顾问在3月份说。新战略的另一层含义通常是，把农民赶到公寓里居住，那里没有后院，无法饲养家禽，也没有空间存放工具，还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农田。

地票交易虽然得到官方认可，但中央领导对此的看法却各不相同。去年年底，成都的地票市场突然遭到关闭，具体原因没有说明。但一位中国学者说，高层官员担心在土地没有首先转为农业用地的情况下，出现了地票交易。中央政府官员担心，这种做法的风险是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地票交易。地票市场在今年四月份重新开放，但中央政府对此仍持谨慎态度。重庆政府每年未开发的农村土地中只有10%是通过地票交易完成的。

真正的土地改革会让农民获得与土地价值等价的金额，并在城市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同时要鼓励大规模农耕），否则改革只能止步不前。改革的一个阻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经济实用主义理论，许多党内人士仍旧认为集体主义是很神圣的准则。私有化一词是令人厌恶的字眼。比较现实的一个担心是，土地改革可能很快会被一些强大的势力如贪婪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所控制。令人恐惧的是，这些人会利用各种机会，劝说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而农民对土地本身的价值并不知情。一些穷人、失去土地的农民会反抗，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

北京的改革家坚持认为，很多农民比官员想象的要更加精明。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党领导人对这件事变得更加谨慎。2008年危机爆发后，有200万外地打工者返乡，中国的出口贸易因此受到重创。许多官员认为，打工者失业后还能回农村种地，就不会到街上游行了。正如中国官员经常宣称的，“社会稳定大于天。”

户籍制度改革前景不容乐观，其改善微乎其微。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已经率先尝试了。他们已经宣布，两座城市周边的农村户口持有人可以迁往城市，并且在不放弃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福利政策。这一步至关重要。虽然很多人对户籍制度怨声载道，但农民往往因担心失去土地而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村户口享有生二胎的权利。实际上，重庆和成都已经产生了城市居民新阶层，他们同时享有城市和农村的优惠政策。但是，户籍改革的宏伟计划由于官员担心运作费用而一度被搁浅。几年前，广州和郑州就因费用问题而放弃改革。

重庆的户籍改革计划雄心勃勃。地方官员估算，将3百万农村户口居民转为城镇户口，费用在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但重庆市政府称，未来十年里，他们的计划是要将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口数翻倍，让周边1000万的农村居民（有些人已居住在市内）能拿到城市户口。去年8月，重庆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有1700多万的农村居民拿到了城市户口。农村户口转为重庆市户口的条件是：至少在城市工作3年或5年。

户籍改革制度之路依旧艰辛。重庆市居民享有的优惠政策还无法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复制。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样的改革，就要增加税收，城里人会坚决反对的。地方政府没有补贴，也没有资源鼓励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世界银行的奎杰斯说。

虽然中国官方认为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一半，但其中只有35%的人持有城市户口。北京大学的张正表示，近年来，很多农村人口移居城市生活，就把这些人误认为是城市永久居民。城市里打工的外地人，在年龄到了30多岁或40多岁后，无法再继续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以及生产线上繁忙而复杂的工作，通常都会返回农村。去年年末，中国国家统计局曾调查吉林省东北部地区的农民，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转为城市户口。“结果令人震惊。”调查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写道。大部分的回答是不愿转为城市户口，很多移居到城市里生活的年轻人说，他们会在年纪大些的时候返回农村生活。

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行的相对顺利。正如中国非常自豪地宣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贫民窟非常少见。随着城市里年轻劳力的减少，就要确保不断有一定数量的农村人口进城，也就是说，要给农村人口发放更多的补贴，这样他们才能永久留守在农村（比如住房和上学方面的补贴）。在这方面的投资还需加大力度，但只这么做还远远不够。当地政府任重而道远，而他们却经常会尽量逃避这些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