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子美穗:习仲勋回忆：康生一个条子让我十六年没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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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回忆：康生一个条子让我十六年没有工作
核心提示：琚立铭（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有一天我们在他家里散步，他就说，时间不多了。康生一个条子，毛主席念了一遍，就变成毛主席语录了，搞得我十六年都没有工作，我这十六年的大好年华都浪费了，我现在时间不多了。现在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干两天的工作。
凤凰卫视
曾子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中，一名三原师范的学生，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遭到逮捕。两个月后，这名学生被转送到西安军事裁判所，当时西安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看到这名稚气未脱的孩子，立即决定将他交保释放。但是，宋哲元并没有想到，这位只有15岁的年轻人，已经在他的监狱里成为中共党员，并在5年后，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21岁就出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他便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群众领袖”的习仲勋。
习仲勋：21岁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
解说：
丁文辉（两当兵变参加者）：暴动了以后，这就是根据这个省委的这个指示，他的计划变成是陕北红军游击第五支队，习老那时候就是政委，目的地要往陕北拉，跟刘志丹要会合。
解说：这支由年轻人领导的年轻的队伍，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重围之中。习仲勋率领部队一路突围，后来终因弹尽粮绝被打散，两当兵变失败，习仲勋只好赶赴照金根据地，在那里，他见到了刘志丹。
刘力贞（原陕西省人大副主任，刘志丹女儿）：他们是在杨柳坪第一次见面，是在照金南面的杨柳坪见的面，见面的时候，习老说他情绪不太好，意思就是说感到两当兵变失败了，永寿也没打下来，那时候习仲勋仅仅只有19岁，我父亲就说，你这个失败，意思就是说，算不了个啥。我比你失败得还多，我都失败了，就搞兵运失败了，大大小小70来次。
解说：习仲勋来到照金根据地不久，陕西省委派来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杜衡一来就撤销了刘志丹的职务，并把谢子长调离部队，他命令部队频繁而盲目的出击，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却越打越小。最后杜衡突然叛变，使中共在陕西的组织和刚成立的红二十六军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张邦英（时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当时仲勋同志是陕甘边特委的负责人之一，当时三支武装正处于困难时期，这三支武装是统一行动，还是分散活动，有不同的意见。集中行动就可以从小仗打大仗，慢慢地发展起来。
解说：1934年，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彼时的习仲勋实在年轻，上年纪的乡亲们都叫他娃娃主席。从1934年开始，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的带领下，陕甘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二十几个县，而此时国民党军队重点“围剿”红军在南方的根据地，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1935年的10月，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
王世泰（时任红二团团长）：1935年党中央，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来到了陕北，毛主席讲，假设没有陕甘宁边区，这一块根据地的话，那中央苦了，那困难大了。
曾子墨：初到陕北的毛泽东，从陕甘边区许多村镇张贴的标语和布告上，熟悉了习仲勋的名字。在瓦窑堡召开的陕甘边区干部动员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了习仲勋，他惊讶地发现，这位苏维埃主席原来如此年轻，1936年9月，中共中央在宝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只吸收了两位地方干部参加，习仲勋是其中的一位。会议结束后，他被就派往关中，担负起开辟关中根据地的重任。
解说：关中，扼守着陕甘宁边区南大门，战略地位重要。关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存亡，直接关系着延安的安危，习仲勋深知其中的要害。他一到关中，就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最初，他只能率领游击队伍隐蔽在山里，活动十分困难。
张凤岐（时任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长）：习仲勋来的这一段，这个地区这个敌人的围剿，减轻了一点，就利用这样的空隙，我们发展了一批，原来这个苏区，这边上一般都扩大了五六里，不过哪一个县都发展了。
张贵德（时任中共关中地委科长）：东北军、西北军、国民党中央军，包围得多得很，包围得很严实，他说当前形势非常严峻，西安事变以前，军事上讲敌人占优势，政治上讲我们占张凤岐：关中地委是处在陕西这个陕北的最前面，所以只有利用这个山区，这个边远地区，这后边这些地区敌人是不常去的，就是利用这样的矛盾，巩固了后方，发展了前方。
解说：
张贵德：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一群众，第二干部，这一点就是他和人的关系，善于处理人和人的关系，给我印象最深的，干部群众没有说他不好的。
解说：1941年，延安开始整风，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习仲勋联系西北的实际情况，对“左”倾进行批判，深得毛泽东的赞赏。会议即将结束，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调他到绥德，担任地委书记，兼警卫旅政委。这项任命让习仲勋感觉有些突然，毛泽东鼓励他说，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不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习仲勋到绥德上任时，已经是初春，但残冬的寒意仍然笼罩着这座陕北古城。当时康生在陕北主导“抢救失足者”运动，出现了反特务斗争严重扩大化，这股错误的风潮，也在绥德蔓延开来。
王丕祥（时任绥德师范学生干部）：整风的时候，大家在一起整啊，我们学校有个大操场，近万人就在那操场里面，然后有人只要递一个条子，说某人是特务，马上你就得上台来检讨。你要是说不承认的话，下不了台嘛，所以习书记就说是，你把我习仲勋叫到台上来，我也不承认，可我下不了台嘛，这就是责备这个逼供，这个轻信。
解说：习仲勋将绥德“抢救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向上做的汇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很快制止了“抢救运动”，无论是在关中，还是在绥德，习仲勋始终把经济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他到绥德上任的1943年，正是陕甘宁边区被长期封锁，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他在上任后几个月时间，就走遍了全区六个县几十个乡镇，并在大生产运动中，领导绥德积极响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劳动模范。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表彰了习仲勋。《解放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号召所有边区军民，向习仲勋和359旅旅长王震学习。
习仲勋和彭德怀坐镇陕甘宁力挫胡宗南
抗战的后期，国民党已经把重心从日本人身上转移到中国共产党这里。1945年7月，在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出动三个师的兵力，占据了关中根据地宽一百余里，纵深二十余里的大片区域。为了迅速收复失地，中央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这次反击作战。习仲勋刚到中央组织部报到，便临危授命，昼夜兼程赶赴关中。
丁文辉：胡宗南那个时候，还没有大举进攻延安的时候，想把关中那个爷台山夺下来，想把它占领。
刘懋功（时任关中分区警一旅三团团长）：他们指挥部当时石门关，习仲勋又派人把我叫到石门关，专门跟我谈了一次，说这个仗怎么打，你要在西边把敌人牵制住，还要一部分呢，留一个营，这一个营配合打爷台山。
解说：
解说：1945年10月，一边国共签署了“双十协定”，另一边共产党已经看出国民党剿共的端倪，北方战线吃紧。因此，中共中央西北局原负责人高岗调赴东北解放区工作，不久之后，毛泽东提议，由习仲勋接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在向党内介绍习仲勋时，毛泽东说，我们选了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这是一位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这一年，习仲勋三十二岁，是中共中央各个分局中，最年轻的书记。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在美国的帮助下，加紧占领战略要地。蒋介石充分利用停战时机，调集11个正规军，26个师，约三十万人，以郑州绥靖主任刘峙为总指挥，将中原军区所属的三支部队，层层包围，中原解放军面临弹尽援绝的严重处境。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给习仲勋亲笔写了九封信，毛泽东在给习仲勋的第八封信中写道，胡宗南似有向陇东进攻之计划，我们如何应对，请加筹划，并见告。在写这封信之前，毛泽东还曾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接见了习仲勋。
当面征询他对接应359旅军事部署的意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立即动员西北局一百多名干部和两个连组成的武工队，打入国民党通知的麟游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时，又和张宗逊指挥晋绥联防军迅速向南县出击，攻占陇东与陕西间的一批重要的据点，强行的突破敌人的几道封锁线，打乱胡宗南的部署。
无定河畔这座波罗堡，历史上就是屯兵重地。这座古堡扼守着长城内外，特别是无定河以南的大片战略要地，为了抢占进攻延安的先机，国民党军很早就在榆林到横山一线，布下重兵。驻守波罗堡的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是著名爱国将领胡景冀的胞弟，也是习仲勋在富平立诚中学的同学。这年的春天，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古堡，给胡景铎带来了习仲勋的口信。
范明（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联络处处长）：我公开讲我是什么人，是习仲勋把我派来的，要我来看你，叫你起义，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那个关系，另外他不会，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马上就把我接进去，接进去以后就开了三天三夜的会，研究如何起义，到那个城门楼上，把那些起义的计划写了十大条，搞了以后，拍了板，走到那个什么地方，走那个北路回来，约的是10月10号起义，回来以后我们就赶紧给习仲勋打了电报，习仲勋就坐了那个专车，就到绥德，来跟我见面，研究以后就决定要起义。
解说：范明在波罗堡与胡景铎就起义的细节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并同习仲勋一起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很快，由西北局组成一支精干队伍，秘密进入波罗堡，横山起义很快准备就绪。
范明：决定起义以后，这个时候就把它下边人都约好了，约好以后到那一天，我们晚上把部队集合好，约好了到他的那个墩台上就打旗号，打了旗号以后，胡景铎的部队就起义了，把那些国民党的都绑起来，然后把城门开开，过来把我们迎进去。
张雄飞（陕西横山波罗镇居民）：那天还是黑黝黝的天，我们准备念书，起来一看，街上铺门也不开，结果就是胡六，就是胡景铎，带着二三十个人，就是连发盒子，盒子枪都是提着，这跟往常不一样，他们就上了南门。上了南门以后，就把共产党迎回来了，他迎回来的。最后回来，胡六（胡景铎）在前头走，共产党排成一行子，都穿着灰衣裳，戴着毡帽，拿着枪，进了指挥部了。所以在这个吃饭以后，胡六的队伍就变成，这番号变成了民主联军，中午以后都知道了，群众说胡六投了八路军了。
解说：习仲勋策动的横山起义，给西北之敌以极大震动。这支起义部队，并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被任命为师长，并于1946年底率部开赴延安整训。毛泽东在习仲勋陪同下，接见了骑六师营以上干部，他幽默的对大家说，胡景铎能从蒋家这条船下来，上共产党这条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蒋家这条船，现在看起来很大，但已经千疮百孔，很快就会沉没。而共产党这条船是结实的大船，是会越来越大的一条船。
曾子墨：1947年春天的陕甘宁，被内战的硝烟遮蔽，
解说：局势险恶，毛泽东在习仲勋与彭德怀的催促下，离开了延安。不过，他在撤离之前，作出了中共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并电告彭习二人，如果打破胡宗南、即可改变局面。几天后，几乎就在胡宗南率军进驻延安的同时，彭德怀和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军，在离延安不远的青化砭，伏击了国民党孤军深入的31旅，全歼近三千人，俘虏少将旅长李纪云等一批将校军官，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战斗结束后，参战部队迅速打扫了战场，很快消失在黄土高原的群山中，以至几天，胡宗南都未能找到31旅的下落。
王世泰：把胡宗南的力量牵制住，不让他调到其他根据地，就是当时从战略上面，彭德怀和习仲勋，我们都执行了党中央这个决定。
解说：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为当时中国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土地问题是争取民心的一个关键。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随后，西北局与晋苏分局在绥德的义合召开了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干部大会。然而，习仲勋逐渐发现，当时土改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康生，开始滥用晋绥土改的“经验”，“左”的风潮蔓延到了陕甘宁边区。他对此深感忧虑。
张克（时任中共西北局财务科长）：康生搞的土改试点，在义合这次会议上，因为有了不说扩大化，不说这个什么，又有了极“左”情绪。
张和亭（时任绥德行署专员）：山西的土改的影响基本过来了，康生到山西搞土改，他提倡群众要咋办就咋办。实际上群众要咋办就咋办，不对的，应该要党的领导。
张光（时任《解放日报》记者）：我也去参加了土改，那也是很残酷的。
张克：那时候早就不知道什么政策了，说是地主，好多村子，一晚上都在打，打得，叫的，哭的，要什么，要元宝。
张光：所以这种情况下人们都鸦雀无声，人都不敢说，因为那时候在晋绥没有人敢，在晋西北，谁敢说反对这个事情。谁反对马上就把你拉出来，当成地主来斗，就是这样。可习仲勋那个时候，他就敢去跟毛泽东讲这种情况，所以他这个人实事求是，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他就讲，毛主席就接受这个意见。这个土改整个在全国搞，各个解放区都是这个整法，是习仲勋的意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解说：
张俊彪（原深圳文联主席）：说西北五省解放战争，虽然是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在前方打，习仲勋主要在后方做地方工作，群众工作，你就单讲粮草弹药供给这一点，那都是了不得事情。
解说：多年以后，中国遇到上百年不遇的饥荒。习仲勋在得知了关中百姓的灾情，紧急调运了几百万斤粮食，救助关中的百姓。这不只是因为这片土地曾经养育过他，更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忘记，当年西北战场上，关中人省吃俭用支援前线的情景。
曾子墨：打下西安后，长期统治着甘肃、宁夏广大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协同胡宗南一起出兵反攻，解放军的第一野战军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便打破了这次反攻，同时习仲勋又在榆林上演了拿手好戏，策动国民党第22军左协中部队起义，和平拿下了塞北重镇榆林。此时的西北已经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整个中国的战局完全明朗。
习仲勋：一人担当经略西北重任
解说：
何载（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处长）：彭老总离开以后，全面工作都是由他做的。习仲勋和彭德怀一样，第一是很尊重民主人士，所以，张治中等这些军政委员会的人，都佩服彭德怀，也佩服他，他们处得很融洽。第二个，习仲勋很关心他们，经常去看望民主人士，找民主人士谈话，征求意见，习仲勋在这一点上比较突出，还有一个事情，习仲勋处理民族问题处理得比较好，比如说宁夏的民族问题，青海的民族问题，他都处理得比较好，这个都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突出表扬过。
解说：当时的西北有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个省区，占整个新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还多。解放之初局面混乱，当时，全区较大的股匪，就有470多支，肃清匪患成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但当时的中国民族宗教矛盾又错综复杂，像青海、黄河上游的尖扎、同仁一带，是藏族聚集的地区。青海解放初期，昂拉部落头领项谦，发动叛乱，凭着险要地势武装割据。
杜华安（时任中共青海同仁县县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当时有指示，注意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发生大的动荡，就是不要发生叛乱。昂拉管着八个县，那个时候，项谦是昂拉千户。他管的地区不小，他叛乱了，叛乱以后，我们就想办法争取项谦嘛，那个时候。
解说：当时，有人主张进行军事进剿，迅速镇压。习仲勋接到报告后，立即给青海方面打电话，指示他们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用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后来，青海先后派出官员和藏族部落首领、活佛等50多人，17次到昂拉劝说项谦，只要他和余留在青海的国民党脱离关系，协助人民解放军，肃清昂拉地区的土匪、特务，青海将保证项谦本人生命和财产安全。1952年夏天，项谦终于向人民政府投诚，特意到兰州，向习仲勋敬献了哈达。
主政大西北，民族问题至关重要。习仲勋已经看到特殊情况，无法用相同的政策统一执行，在视察青海塔尔寺时，他了解到这里居民世代耕种寺院土地，并把生产收获的麦草，供给寺院烧锅做饭，当做神圣义务。如果依照当时全国土改政策，将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寺院就无法烧火做饭，因此当地居民纷纷请求不要土改。习仲勋向上汇报后，主持西北局会议作出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地改革，此后，在西北执行土改政策中，习仲勋都以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为重要参考，这不仅使西北五省区土改进行平稳，同时也赢得少数民族的认可和拥护。
习仲勋是中共党内最早开始研究民族问题的领导者之一，西藏和平解放后，他特意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入藏干部如何做好民族工作提出建议，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范明（原中共西藏工委第二书记）：说在这个事情上，习仲勋出了很大的力，也就是按照毛主席和彭总他们的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组成队伍，从西北进去。把这一路打通进去，我们带了3000多匹骆驼，2000匹马，我们进军的时候，一个人两匹马啊，所以进军能够成功，历史上都没有那样个阵势。连过通天河的船，我们都带着了。
解说：西北解放前夕，当时还很年少的藏传佛教领袖十世班禅，站到中央人民政府一边，向毛泽东和朱德发出致敬电，并派代表到西安，会见了彭德怀和习仲勋。1951年4月，应邀前往北京参加西藏和平谈判的十世班禅路经西安，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到机场迎接。在20世纪20年代，九世班禅被迫离开了西藏，直到最后圆寂，都未能返回世代主持的扎什伦布寺。西藏解放后，为十世班禅归藏创造了有利时机，1951年底，经中央政府与十世班禅协商，班禅及其勘布厅成员，决定立即归藏，习仲勋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到青海塔尔寺为十世班禅送行。
范明：他做事情非常仔细，同时对人事安排什么的，都搞得很好，重要的是他给那些进藏干部，就是在我后面留守的那些同志，有一个讲话，十大条，这是习仲勋在西藏问题上的贡献。
解说：为了护送班禅归藏，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出了优秀干部和精锐卫队，习仲勋还亲自批准将一辆汽车大卸八块，捆在牦牛背上，让班禅带进西藏。
何载：从延安的西北局到西安的西北局期间，他的威信很高，第一认为他比较实事求是，第二是能抓主要问题，第三是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思想抓得紧。具体的表现在一个是土改，土改他由于义合的经验，土改比较稳，虽然后来有些人对他不理解，说他右倾，但是现在看来他不是右倾，他是正确的。第二就是肃反政策，他搞得比较稳，因为解放以后，一个是土改，一个是镇反，这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都抓得很稳。第三，习仲勋的长处，就是善于和民主人士合作，所以西北民主人士有部分信仰共产党和他有关系。
习仲勋受冤16年后出山建设广东经济特区
曾子墨：1952年夏末，中共中央决定，调五位各大分区负责人进京任职。习仲勋只带着卫士，悄然离开了西安，离开了他托付青春的西北大地。在北京，习仲勋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在诡异的政治环境中，习仲勋被康生诬陷，背上了“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的罪名，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十六年之久，那是他人生中最暗淡的日子。曾子墨：作为当年红军的特区，70年前陕甘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创建者之一习仲勋功不可没，而40多年后，当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年经营特区的习仲勋，恰好在此时被重新启用，于是他提议再一次创建特区，不过这次的目标，变成了经济特区，地点也选择在了他主政的广东省。
解说：1977年，习仲勋结束了长达十六年监禁与下放，离开河南洛阳，回到北京。不久之后，经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提议，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琚立铭（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有一天我们在他家里散步，他就说时间不多了。康生一个条子，毛主席念了一遍，就变成毛主席语录了，搞得我十六年都没有工作，我这十六年的大好年华都浪费了，我现在时间不多了。现在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干两天的工作。所以他就是这样拼命的精神，中午开会，晚上十一点多钟开会，礼拜六、礼拜天加班，加点开会，处理问题，调查研究，就是以这种精神，就是一天要干两天的活，把他那个损失的时间弥补过来。
杨应斌（时任广东省委秘书长）：仲勋同志来这，虽然直接领导的时间就两年八个月。但是他所这个，发生的这个，他因为在这个期间，恰恰是关键时刻，因此对后来广东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解说：十年浩劫，给广东造成了深重灾难。这个曾是南中国最富庶的省份，到了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在毗邻香港的宝安，东莞一带，居民逃港事件十分严重，原因是香港新界农民的收入，几乎是深圳农民收入的一百倍。习仲勋上任后不久，就亲自到宝安深圳一带进行考察，亲眼所见的情景，让习仲勋百感交集。
张汉青（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后来习老一看，当时好几万人啊，宝安县，而且这些好几万，都是精、壮、青年啊，这样的主要劳动力，主要的生产力跑去外边。
琚立铭：他到了樟木头那个收容站，到了好几个地方看，因为当时和港英达成协议，说每天呢，就送回来两次，就是非法入境的，每天香港交回来两次。它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它就不交，它多余的劳动力，它就交回来，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它已经是这个人满为患，香港已经人满为患，已经超过它的负荷了，所以就抓回来很多。
杨应斌：他那一次回来就非常的激动，心情非常的不好，他说同样都是广东人，这个人为什么不在这里，丢荒了，深圳丢荒了很多地方，那都跑这个香港去。跑到香港去生活就过得好了，这可见还是个政策问题。
解说：做了多年群众的工作，习仲勋已经看出，外逃并非是当地农民的原因。根本还在于内地经济极端贫困，这一点不解决，外逃就会一直持续。
嘉宾：习仲勋同志他说，怎么能够这样搞呢？他就说要分析为什么外逃？对这些外逃人员，这些基本的看法，都是基本群众嘛。那你应该是采取一些疏导的办法，甚至我有时候听到一些说法，说走出去一些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张勋甫（时任中共宝安县委书记）：他也是教育我们，早就说，你必须搞好生活，必须使人民富起来，才能够解决偷渡逃跑的问题。如果光采取截的办法，不叫人家跑，今天不跑明天跑，明天跑不了，还后天跑，他还是要跑。他说老百姓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那边富。
杨应斌：所以他后来向中央提出这个政策，很多都是他亲自体会到，这个问题不解决，广东是没有办法上去，所以才提出要政策嘛。
解说：决策层感觉到了破釜沉舟的时刻，1978年11月，邓小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邓小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解说：被标志位中国命运转折点的十一届三距交汇随后召开，参加会议的习仲勋回到广东后立即作出传达，并在当时就提出，广东省毗邻香港，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杨应斌：他怕很多地委书记思想不通，那要我跟黄静波同志，带着地委书记去参观，到香港去。一到香港大家也不用看，先看我们在家里，节衣缩食省下来出口的东西，在香港根本卖不起价钱，农产品很多都是泰国的，马来西亚的，日本的，台湾的，菲律宾的，所以当时大家看了以后，心里就很难受了。就是因为思想一统一以后，这些干部回去，马上又组织县委书记去参观，这样一来就使得干部的思想，很快就统一起来。所以我就讲，仲勋同志他在这个，他在集中了干部好的意见，形成了省委的决心以后，他很快通过这种形式，来贯彻到下面，所以搞得开放改革的思想，很快在全省能够统一起来。
解说：1979年4月，广东负责人在中南海，向决策层做了重要汇报。当时的省委书记王全国，代表广东作了详细的发言，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一边主持会议，一边作了许多补充，公开提出要改变不合理的体制。他大胆假设说，如果广东相对独立，预言只要中央给政策，亚洲四小龙不算什么，广东完全也可以成为一条龙，会上习仲勋还专门找邓小平作了汇报。事隔多年，王全国仍然对当时这段经典对话，记忆犹新。
王全国（时任中央广东省委书记）：那名义上是华国锋，实际上当家的是谁，大家都知道，当然找小平。小平同志在党内威望也很高，所以很多人找小平同志汇报，以后很多人就讲特区这个话，杀出一条血路来，是谁汇报，这汇报，那汇报，其实那都是瞎猜的。我跟着仲勋一块嘛，他去汇报，回来跟我讲的嘛，是先向常委汇报的，常委很赞成。当然这个我就记不准了，是小平找他去，还是他主动找小平，我就不知道了，他就去找小平同志汇报。
小平同志就讲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特区嘛，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怎么讲这个“特”字来的呢？广东时候要实施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所以才有这个“特”字，这一个“特”字呢，小平同志讲，特区嘛，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这样来的。他不是后边讲了，没有钱，小平同志说，没有钱，你们就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样讲，原话就是这样。
解说：杀出一条血路的想法，让深圳成为改革改革开放最受优惠的地区之一。凭借好风而上青云，然而，和特区一起长大的一代年轻人，很多并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晚年曾经在深圳居住了十几年。
曾子墨：
深圳是小平同志种的一块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
——习仲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