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坷垃第二个广告:三届人大：“文革”前夜的盛会

三届人大：“文革”前夜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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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5期 2010-05-01 冯锡刚
1975年1月，国人期盼已久的四届人大终于召开，沉疴在体的周恩来总理在短到不能再短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四化”分两步走的设想，鼓舞了久已倦怠于“文革”的亿万民众。这大概是十年动乱期间召开的屈指可数的、尚有积极意义的盛会。
“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早在10年前的三届人大即已确定。与四届人大相较，人们对这次召开于大动乱前夜的盛会似较少关注。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此次会议仍有值得关注的地方。
毛泽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写三段文字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规定5年换届。1959年4月，二届人大如期召开，以此推算，则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人大似符合法定规则，其实不然。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言获罪，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从此，由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继而导致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1961年，按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的规定，应当召开九大，结果延宕至1969年，在相隔13年之后方得召开。1961年应当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亦未能举行。1962年和1963年相继召开二届三次和四次会议，故实际上二届人大在5年间少开了一次会。
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除了反映在会议召开时间上的不确定外，在会议议程安排上亦有所反映。1960年的二届二次和1963年的二届四次会议，不作政府工作报告；1962年的二届三次会议则不作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财政决算、预算报告。
随着阶级斗争的声浪愈来愈高，这种不正常自然也延续到了三届人大。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会期，安排在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1月上旬，这种跨年度的安排不合常规——以一年内不可能召开两次全国人大会议的惯例，此安排意味着1965年将难以召开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事实也正是如此。1966年“文革”开始，致使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成为这届唯一的会议。
此外，时任中共中央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当年涉及三届人大的一则日记中，提供了某些值得注意的信息。1964年12月5日，时在陕西某县参加社教的杨尚昆，在与中宣部副部长姚溱通电话时，方得知“12月20日召开第三届人大会，只有恩来同志一个报告，现大体已写好”。
自二届三次会议起，因不公开举行，会议的主要报告亦不再全文发表，只登摘要。三届人大亦延续了“只登摘要”这一减少透明度的做法。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除了明确提出“实现四化”这一亮点（实际上大会之后，在舆论宣传上并未突出此点），有何值得关注之处呢？与历届不同的是，毛泽东在审阅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了大段文字，这是多年来绝无仅有的。尽管个人崇拜已成气候，但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毛“需要更多一点个人崇拜”，因此这番加写值得分析。
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主要有3节，分别引述如下。
报告“在详细地说明了几年来的（经济）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后，特别强调了总结经验的意义”，“在我们面前，仍然有很多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还有很多不熟悉的事物”这段文字以下，毛加写了这样一大段文字：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报告定稿时特意在这段文字前加上“毛主席常常告诉我们”这样一句缀语，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细加体会，也只有毛泽东才有可能以这样的口气和思维方式，在政府工作报告这样的文本中写上具有哲理色彩的文字。笔者记得，在宣传三届人大精神时，报刊标明“毛主席语录”，突出地阐释和宣传这段文字。“必然王国”、“自由王国”这类哲学语言，让不谙马恩著作而崇尚“走捷径”（林彪有“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掌握马列主义的捷径”一说）的芸芸众生感觉颇为新鲜。而“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云云，在当时不能不使我等莘莘学子，对这位博览群书的革命领袖的渊博学识深怀高山仰止的钦敬和崇拜。
毛加写的第二段文字，出现在报告提出为了实现四化，“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中，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之第二个问题“实行技术革命”一节里。细读全文，实乃借题发挥：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风格即人。有学者称毛泽东是文章家，有独特的语言风格，笔者深以为然。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在媒体有关宣传三届人大的文字中，似甚少涉及“我们所说的大跃进”，这与大张旗鼓地宣传“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一段语录，形成了极大反差。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政治形势的微妙。
1958年出现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视为伟大创举的“三面红旗”。为了维护“三面红旗”，毛不惜投入全部政治威望，除了整肃出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还随即发动“反右倾”运动，揪出数以万计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此后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灾难。随着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大跃进”其实已心照不宣地以失败告终。至于另外两面“红旗”，情况稍有不同。所谓“总路线”，指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倘失却了“大跃进”运动的实际依托，原本即是务虚的玄妙之说。人民公社，肇始于农村，一度延及城市（城市人民公社不久即废止）。硕果仅存的农村人民公社，不但取代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而且成为政社合一的组织，取代了乡镇的功能，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实体。经过多年的折腾，1960年代初陆续制定《农村人民公社管理条例》等文件，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原则。从最关乎农民生存的分配原则这一角度而言，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退回到人民公社化之前的合作社的状态。因此，在二届四次人代会的有关决议中，可以有肯定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的文字，例如“我国农村人民公社越来越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已经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但对于“大跃进”这面“红旗”却无片言只语的肯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写下“我们所说的大跃进”这大段文字，用意显而易见。
这段洋洋洒洒的关于“大跃进”的文字虽引经据典，但事实胜于雄辩，1958年的教训记忆犹新。刚刚走出低谷、尚未恢复元气的严峻现实，不能不使处于一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谨慎从事。这也许就是可以肯定总路线、人民公社，但为“大跃进”正名却得不到响应的原因所在罢。
毛泽东加写的第三段文字出现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但对照公开发表的“摘要”，却不见这段文字：
这个协会，是贫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和协助必要时是领导甚至代替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进行工作，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贫下中农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数，在农村中总人口数和总劳动力数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而且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急忙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黑体字为毛加写）
据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中央文献研究室透露，《人民日报》于1964年12月31日刊登的政府工作报告是“详细的摘要”。既如此，那末这段加写的文字确乎并非不重要，而是不宜公开罢了。关键是毛添加的“必要时是领导甚至代替”这一句。这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致电中央请示，在社教地区对三种类型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毛批示“似应批准”，而且“还可考虑发给各地，将他们一军”。中共中央迅即于11月中旬指示各省区“亦可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仅隔一个月，到了12月13日审阅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的想法又有了重要的发展，由生产大队而扩至人民公社——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性质显然不同。这一质的变化，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一年后“文革”的发动，由起初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后来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以“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级政权机关的“二次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在1965年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廿三”条）中，虽设有“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的专条，却删去了毛添加的这至关重要的一句，恢复到政府工作报告初稿的提法，但保留了毛加写的解释何以“一切权力归贫协”的大段文字。这一变化表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已形成，但尚未达到林彪所鼓吹的“句句是真理”、“最高指示”这样极端的地步。
社教“廿三条”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按毛泽东的意旨所制定。在这个几乎与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平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因着对社教运动的重点和性质的不同判断，毛刘分歧公开化。参加会议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说：“我于晚间看到了文稿，已变为24段，有较大修改，整个精神完全变了！”在1月14日“廿三条”发布当天的日记里，杨尚昆慨叹：“现在要注意：刘话不灵了，不蹲点了！”毛泽东在1970年12月与斯诺谈话时透露：正是在制定“廿三条”的期间，作出了“刘少奇必须下台”的决定。
1965年1月3日下午，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消息，已是当天晚上了。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上海（想来全国各地亦然）连夜组织游行庆祝。游行队伍中高举毛刘两位主席的画像。可叹的是，在刘连任的这一刻，就已注定了他“必须下台”的悲剧命运。
引人注目的人事安排
三届人大选举和决定的国家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虽均连任，但其人事安排仍是研究这段历史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先看副委员长的人事变动。1959年以来，李济深、林伯渠、沈钧儒、罗荣桓相继病逝。林、罗系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李、沈为民革和民盟领袖。张治中、杨明轩新任，显系替补李、沈。达赖与班禅除名，前者显系西藏叛乱事件所致，后者的出缺由阿沛•阿旺晋美替补。周建人履新，似非民进副主席之缘故，盖民进主席马叙伦出任政协副主席（当年政协副主席尚未列为国家领导人）——岂有主席反在副主席之下的道理，故周之出任更重要的因素是借了鲁迅的光。未能连任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是中共早期重要成员，以罗迈名世。1963年5月，副部长徐冰作《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列举李的6条“错误”。毛泽东于1964年1月审阅修改后，即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毛在2月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李被批“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于1964年12月被撤职（1980年8月获平反）。
其他新任者均系中共成员：李井泉、康生、徐向前、李雪峰、刘宁一。因着林伯渠、罗荣桓的去世，李维汉的撤换，属替补的为3人，另2人系新增（副委员长由二届人大的16名增至18名）。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考虑到六位中央局第一书记及除彭德怀之外的元帅均在副委员长、副总理及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各有受任这一总体安排，康生和刘宁一的履新更具潜在意义。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阶级斗争，尤其是“反修”斗争日烈（其悼词中有“光荣的反修战士”之誉），愈益受到毛泽东的信用。“文革”发动之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擢升为政治局常委，名列刘少奇之前。刘宁一兼任三届人大秘书长，充分显示其重要性。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李雪峰、刘宁一均升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副总理的安排，对于政局的走向，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三届人大任命的副总理，在人数上保持了上一届16名成员的规模，其中13人连任，3人出局。彭德怀之出局不言而喻，随后出局的是习仲勋。彭德怀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被斥为“高彭”或“彭高”，待到十中全会再行“揭露”，弄出了一个“彭高习”，由康生主持的中央专案组定案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习仲勋则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整肃。第三个出局的是邓子恢。这位农村工作部部长，在毛的心目中“一贯右倾”，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被贬为“小脚女人”，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点名要邓与会“唱对台戏”。1964年2月，在与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毛不点名地说：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较李维汉幸运的是，邓未被“扫地出门”，挪了个位子，去政协当副主席（康生则由政协挪往人大）。
新任的三位副总理是：柯庆施、陶铸、谢富治。
陈云回顾五六十年代党内高层政治风气时说：毛泽东总是抱怨北京空气沉闷，不愿与中央常委交谈，他欣赏的是华东、西南、中南地区的领导人。这里指的其实就是柯庆施、李井泉和陶铸。
柯庆施因其革命资历和对个人崇拜的鼓吹，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此所谓“才德”兼备罢。仅有资历（才），尚不足以信托；仅充任吹鼓手（德），则难以托付重任。因为有如此难得的兼具的资质，1958年，65岁的毛泽东在广庭大众之中竟屡屡称呼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1962年12月，正是“反修”斗争转入“反攻”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在一份批件中以书写古诗的方式，向柯庆施曲折地透露选择接班人的殷忧。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由周恩来、贺龙、柯庆施陪同，观看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周为总理，贺是毛提议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柯只是地方大员，且尚在切除肺癌的病疗恢复期中，故十分引人注目。将入中枢，委以重任的迹象颇为明显。柯在16名副总理的排次中位居第六，列名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之后，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只是天有不测风云，次年4月9日，柯便因患急性胰腺炎去世，享年63岁。柯突然去世的意外变故，确实影响到后来的政治格局。故有人称，柯的早逝对于其家人确是莫大的不幸，而对于国人则为幸事。此并非刻薄语。柯终究有别于康生、谢富治，并未与江青、张春桥之流一同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陶铸出任副总理有过一番波折。在12月11日周恩来致彭真信中提供的副总理新名单中，15人与后来正式公布的一致（包括排列次序），唯陶铸阙如，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则名列其中。据杨尚昆日记透露，名单最后确定于12月28日，结果是正式公布宋任穷担任政协副主席——没有疑问，起初安排陶铸担任的正是这个职务。从邓子恢由上届副总理贬为本届政协副主席看，两者的高下显而易见。陶取代宋大致有以下因素：一是宋与谢富治均出自二野；二是陶出自四野，系林彪的部属，而林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以来，影响与日俱增，且看重陶，称其为“独挡一面的人物”；三是毛的赏识，具有决定意义。陶在一年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不但出人意表地由中央委员擢升为政治局常委，而且由毛亲自确定为名列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陶后来被打倒则多半与敢于同江青抗衡相关，这乃是与柯庆施最大的不同之处。
第三位新任副总理的是16人中殿后的谢富治。1959年9月，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罗瑞卿取代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谢富治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接替罗，出任至关重要的公安部长一职，从此进入中枢。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九大之后成为政治局委员，1972年4月病故。
毛泽东在1964年12月29日，即最后确定三届人大的国家领导人名单的次日，再次书写两年前写示柯庆施的那首古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表达选择接班人的忧思。看来，柯庆施、陶铸、谢富治这几位新任的副总理，正是毛心目中的“奇儿”。
引人注目的是，这届副总理的排列次序有了变化，林彪取代陈云，成为“第一”副总理。据朱仲丽回忆，正是在这一年，周恩来向王稼祥透露，毛的接班人是林。一年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林由“第一”副总理成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文革”初期，周恩来说过这样的话：1965年大家逐步认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
1965年1月4日，刘少奇发布了包括任命16名副总理在内的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朱德委员长宣布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