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还写道:除了上述被镇压的370多万外，“还应当追加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以及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这样就超过了1000万人”。

　　苏联档案公开时、《一杯苦酒》出版时索翁还健在，不知他对这些数字有什么看法，是否相信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中提出:“伸张正义问题现已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社会舆论及无辜受害者的亲朋都在等待着为他们完全恢复名誉和永久纪念他们。”“纪念镇压牺牲者的一切费用当由国家支付，为此应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为这些工作筹出所需资金。”

　　用列宁称为“暴政”的沙皇和帝俄时代同“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的斯大林时代作一点比较是有意义的。

　　那么，沙皇和帝俄时代杀了多少人呢?看看索尔仁尼琴先生在《古拉格群岛》中引用的俄国刑法专家的统计:从1876年到1905年这30年内，共处死了486人，就是说，全国一年处死将近17人。索翁写道:“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镇压的几年内，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国人的想象力，使托尔斯泰为之泪下，使柯罗连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义愤填膺:从1905年到1908年共处死将近2200人（一个月45人!）。”与前者相比，1930至1953年的斯大林治下的国家被处极刑的人数是沙皇30年的1600多倍;与后者相比，斯大林每个月处决的人数是帝俄最残忍的年代的60倍。

　　对这样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暴政和罪行，《关于斯大林问题》是这样说的:“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写作这些文章的人，审阅并让这些文章发表的人多半是看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他们如何面对真实的历史?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对来华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包括中共当年对斯大林的看法吗?

　　亲历过斯大林时代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那本著名的《斯大林时代》中写道:“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在第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发生的千百件残酷的冤案和粗暴的镇压行为恰恰使那些最优秀的人最感不安?”她接着说:“我相信俄国人是不问这些问题的。他们的建设已经远远超过了斯大林时代，那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他们知道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年轻的时候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相信一些人非正常死亡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的必然代价，也以此来理解“文化大革命”。那时读《关于斯大林问题》，记得文中说:“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文中还说:“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我们很多人也相信斯大林是飞得高的“鹰”，而赫鲁晓夫是“鸡”。

　　索尔仁尼琴在结束三大卷《古拉格群岛》时写道:“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半个世纪多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说到苏联的镇压制度和“古拉格群岛”，索翁说:“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也将不复存在。”历史是无情的，一切泯灭人性的社会制度都将被人民所推翻、被历史所抛弃，那个曾经如此强大的国家和那个国家无情的制度今天都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