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中航锂电招聘:曹操墓造假的新证据

曹操墓造假的新证据

假“曹操墓”近两天又发酵了。

我本来不想再说的，除了有形和无形的“高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太耗时间，搞得我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一个靠挣工分吃饭的体制外“兼职教授”，与拿纳税人供给俸禄的体制内的“考古所专家”较量，实在不划算。人家“造假”有财政工资拿，我“打假”却要自己付出，这帐谁都算得过来。但是，我忍不住还要出来回应几句，公布著名汉文化研究专家、原徐州师范学院院长（现徐州师范大学）邱鸣皋教授的提出的曹操墓造假的新证据。今天，南京最牛媒体《金陵晚报》独家报道了邱先生的新发现（见下图）。

近有媒体报道说，安阳那个西高穴墓葬又发现了什么新证据：地面上有宫殿的建筑痕迹，进一步证明这是曹操墓。媒体这一说法来源于一位“考古专家”，这一说法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就算发建筑痕迹就能证明是曹操墓？又是什么证据链推测出来的？其实我知道那个“专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反曹派人士在质疑时曾提出过，曹操墓当年是有地面建筑的，应该有地面痕迹。我们当时就推测，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宣布“发现了地面建筑”新发现，果然如此，呵呵。

我们推测为什么这么准？因为之前已有这样的事。我们说附近应该有什么，他们很快就能发现什么。比如附近应该有陪葬墓，结果很快也“发现”一个，而且据说比“曹操墓”还大。要证明墓主的最好办法应该有墓志什么的，但曹操的墓志不好弄啊，于是在更早的时候便弄出了一块“鲁潜墓志”，作为曹操墓的“指路牌”，侧证嘛。因为说“武王”不好，不一定是曹操呢，于是弄出了一个浮云一般的“魏武王”。“武王家用”不能证明什么，后来改成“魏王武王家用”；但“家用”不一定是曹操用的啊，于是改成“魏武王常所用”……这可不是我倪方六的臆造和假设，而是从主持考古发掘的潘伟斌先生先后公开发表的论文里分析出来的……具体不多说了，以前说的也太多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扒扒。

其实，挺曹派们的所谓“新发现”，只能说明两点情况：一造假心虚，不时弄出点东西来证明一下；二西高穴墓葬考古远没有结束（而考古没有结束竟然能评上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这大概只有在目前的中国考古界能出现，徐苹芳生前已质疑了这一点）

图：所谓“魏武王”碑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关心曹操墓造假真相的朋友，学术界、非学术界反曹操墓的声音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没有见诸媒体罢了。更重要的是，好多反曹派人士也不公开说了，说了也没有用：一个国家的考古无耻到这种地步，可以想象这个领域的学术腐败已糟糕到了何种程度？！

所幸的是，总有忠贞于学术良心的勇士往前冲。最近，又有一位高龄学者站了出来——我国著名汉文化研究专家、原徐州师范学院院长（现徐州师范大学）邱鸣皋教授，邱老先生有了最新的研究发现，拿出了确实证据，证明那个曹操墓指路碑“鲁潜墓志”确系造假。

这里，原文发表如下——

地理错误是“鲁潜墓志”作伪的铁证

作者：邱鸣皋

 
图：鲁潜墓志

最近有朋友推荐我看《鲁潜墓志》，看了一下，发现这是一方伪造的墓志，特别是地理上证据确凿，所谓“渤海赵安县”，类似北京市石家庄县提法，怎么能取信于人。在“曹操墓”真伪问题的争议上，所谓《鲁潜墓志》，是争议的重点问题之一。该墓志中有“故大仆卿驸马都尉渤海赵安县鲁潜”字样，有研究者以《晋书·地理志》渤海郡所领十县中没有赵安县为据，由此“锁定所谓《鲁潜墓志》也是伪造的”。

而唐际根先生谈到该墓志时则说“（墓志）上面的文字所述内容并无所谓‘破绽’。”（《光明日报》10.8.24《关于“曹操墓造假”的几个问题》）稍后，唐先生在新华网发表其“研究成果”时又说：“墓志中与文字相关的各个方面均真实无疑”，“墓志中提到的人物与地名更是难以造假”，“赵安县未见于古代地理志，······失载于文献，（墓志）正好补史之不足”。

李旻先生更进一步说：“《晋书·地理志》载西晋泰始时，渤海郡辖十县：南皮、东光、浮阳、饶安、高城、重合、东安陵、蓨、广川、阜城无赵安。有人以此否认此碑的真实性。事实上，石赵的地理沿革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多少资料可用了，因此以泰始时的建置来否定七十多年后赵安县的有无，是根据不足的······赵安县，据我个人估计，很有可能是绕安县的改称。只是后来随着赵国的灭亡，县名又被改回来，只在当时的墓碑上留下一点历史的痕迹。”（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文《<鲁潜墓志>的历史解读——兼驳伪造论》）

唐、李近乎打包票似地言论，尽管都是无根之言，却影响颇大，在一段时间以内，掩盖了“渤海赵安县”的历史真相，因而，实有辩白以见其历史真相的必要。

《晋书·地理志》渤海郡十县中，确有饶安而无赵安，但赵安是个客观存在决不是饶安改称的，与饶安毫不相干。据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二《后赵》，后赵的区域建制为州——郡——县——乡。后赵共有十五个州，其中的冀州，辖旧郡十四，新置郡二，共十六郡国，九十五个县。

其中的渤海郡，辖县十，郡县名称全同于《晋书·地理志》。其中的饶安，在后赵仍为饶安，并无“改称”之事。冀州的另一郡名为中丘郡，辖县一：赵安！《十六国疆域志》在“赵安”下有注释说：“汉中丘县。《太平寰宇记》称《十六国春秋》石虎改为赵安县。”石虎字季龙，是后赵的国君，公元334-349年在位，《鲁潜墓志》中的“赵建武十一年”，建武即石虎的年号。

检《晋书·地理志》，“中丘”这个汉置县，在西晋仍然是一个县，属冀州之赵国（赵国统县九，其中有中丘）。后来又曾改县为郡。清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卷一对中丘所加按语是：“《元和郡县志》：晋于此立中丘郡，《十六国春秋》石季龙改为赵安县。”原来是后赵石虎将中丘改为赵安县，而中丘郡亦然保存，赵安归其领属，而郡、县实为一地。

赵安县虽是石虎所建立，但却不是“后来随着赵国的灭亡，县名又被改回”的。前秦冀州仍保留着中丘郡，辖县一：赵安。至北魏，中丘改属殷州南赵郡，是南赵郡的一个县，“赵安”的名称不再存在。而“饶安”亦从冀州渤海郡剥离出来，改属沧州浮阳郡。详见《魏书·地形志上》。

由此看来，“赵安”并未“失载于文献”，现存文献足以证明《鲁潜墓志》中的“渤海赵安县”不仅不能“补史之不足”，相反，恰恰证明这方墓志反了历史性的错误，是大错特错了。渤海与赵安，毫不相干，且距离较远，赵安与饶安相距更远，虽然都在河北省，但前者在今内丘（隋改中丘县为内丘），后者则远在沧州，真实风马牛不相及。这种“不相及”，在后赵鲁潜去世的当时，赵安与渤海俱在，应是人所共知的。

但在其“墓志”上，却莫名其妙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在当时，是绝不可能出现的错误，后赵人再无知识，也决不会弄出这种怪事来。对此，只有一种解释：《鲁潜墓志》是后来人在缺乏历史地理知识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编造出来的，《鲁潜墓志》是后人伪造的赝品，至于鲁潜这个人，也不是“并无所谓破绽”，而是大可怀疑，这只待另文剖析了。（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教授、原院长，主要研究汉代文史）